章开沅师曾提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和研究，要注重“三个一百年”，即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辛亥以来的一百年，以及今后的一百年。这是大方家的思考方式。阮元早就主张“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梁启超也曾以一种动态的整体眼光观察清代学术，以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后来陈寅恪给学生讲“晋至唐史”，第一课就说明，本课程“名为晋至唐，实际所讲的，在晋前也讲到三国，唐后也讲到五代”。
关于王朝史的研究不能仅以朝代时限为断，对历史事件的思考也不必局限于其本身的始终。章老师的宏观认识给我很深的启发，我没有以百年为思考单位的气魄，但感觉可以稍拓宽思路，把辛亥前十年和后十年，即约从戊戌维新到新文化运动的二十来年，作为观察对象，而把发生在辛亥年的政权鼎革视作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相关的转变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
从民初开始，胡适、梁漱溟等学者就尝试回溯到戊戌维新，从文化视角认识那场革命及其后续发展。我们现在常把文化和政治区别看待，但在清末民初不少人眼里，还是延续着政教不分的传统思路，以为政治就包含在文化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戊戌维新可以看作一次文化运动，辛亥革命亦然。如梁漱溟所说，从晚清的改革到辛亥革命，都是想要接受当时所见西方文化的努力，也是对自己文化的改革。
到20世纪30年代，一些人仍把戊戌维新视为一个长程改革之起点。蒋廷黻1932年说：“在戊戌、民元、民十六诸年，我们都曾过了短期的改革蜜月，好像新天新地已在目前。”后两次都是改换政权的武装革命，而戊戌维新也并列其中。两年后翟象谦仍说，“自戊戌政变迄今近四十年”，中国“无时不是在革命，无时不是在建设新的政治组织”。
或许可以说，从戊戌维新起，相当一些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就是寻求根本性的整体变革。变法期间百政并举以图迅速破旧立新，正体现了这种急迫心态。而维新不成反致政变，是一个重要转折。此后关于革命的言说日渐流行，不几年间，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含诗界、曲界、小说界、音乐界和文字诸革命）等各种革命就从“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迅速发展为“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中“最有力之一种”。
在梁启超轻松大谈文化领域的各种革命之时，与造反相关的政治革命基本尚未进入多数人的思考之中。到真正的革命党人出现，并因章太炎、刘师培等硕学之士的加入而凸显其正当性，作为一个国家民族前途选项的“革命”，遂逐渐成为读书人的一个重要思虑，甚至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时代精神”。这样一种从全面性到正面性的革命氛围，主要是在士人之中流行，使得晚清革命带有浓厚的“秀才造反”的色彩。
周荫棠曾提出，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是篡位就是民变。而辛亥革命则是“士变而非民变”。这个说法不能概括全貌，却表出了革命的一个特色。不少人提倡“革命”或参与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不必是因为“民不聊生”，却带有某种“士不聊生”的意味，不过读书人面临的困境既有实际的，也有想像的或构建出来的。他们中的很多人起初并不曾想要改变帝制，但各种力量无意中的“合谋”促成了辛亥鼎革。
最重要的是，王国维后来概括的“道出于二”，此时已经成型。按照中国传统的标准，清廷在最后一段时间的作为，实不到历代亡国之君的表现。然而指引历代政教之“道”，在政治变动尚未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巨变。严复曾说，“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戊戌时康有为欲借西法以抵御西学而重构经学，已是在拆毁自己的大本营。而对立的一面在卫教的同时，其实也改变了道。中国政教体系本相互依存，若教的一方失范，政被放弃也就计日可待了。
在“道出于二”的语境下，“失道”不一定明显地落实在横征暴敛等具体的政治行为之上，它也可以因“证据”的不断重复而达到不证自明的效果。近代中外竞争常以中国一方的失利结束，在以战争“胜负决文野”为代表的西式“新道”标准下，每一次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挫败，都是体制已出问题的象征。这样一次次连续失败所“证明”的“失道”，任何政权都很难承受。
有时候“失道”是可以构建的。由于中国的“变”没有达到其所期望的程度，求变的士人要“说服”世人接受更有力的变革，也在传播各类半带想像的“证据”，使得清廷在传统的“道”的标准下，也显得“失道”。如慈禧太后用建海军的银两修筑颐和园的说法，就特别能体现出“失道”如何被构建。王云五回忆说，甲午后“民间传说都痛恨西太后信任太监，乱花国家的金钱，专供一己的浪费，把人民的死活看不在眼里”。不论建海军的银两是否被用来修筑颐和园以及用了多少，甲午海战的输赢与这些银两似无直接的关联。但关键不在西太后是否做，而在于民间都如此传，许多人想必也信，这对清廷就是致命伤。
其实这个故事的反复出现，说明类似的象征性行为不多，使攻击者较难以“历数”的方式证明清廷的“失道”，故不得不重复使用。而且清廷实际相当遵循民意（士意），不断加速立宪。但在“证明”与“说服”交相为用之下，清廷并没有多少严重“失道”的表现，却陷入双重“失道”的困境，成为一种在新旧语境下都日趋负面化的建制，结果被新式读书人和传统士人同时放弃。
辛亥革命不仅导致清廷的覆亡，也带来几千年帝制的终结。从年深岁久的帝制到前所未有的共和，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极大的革命。这样的根本性历史大转变，本应是一个大震荡。但身处变化当中的很多时人，似乎并未觉得受到太大的影响。这与革命之前的预期有不小的落差。如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夕说过，“无论何国，苟经一次大革命后，其元气恒阅十年或数十年而不能恢复”，故他不能赞成暴力革命。但事实上，革命却轻易成功。梁漱溟后来指出，辛亥革命虽“是用暴力革命方式”，但“这个暴力革命，实在太容易了。阴历八月十九日起义，两三个月即成功。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几百年的统治，一转移间即被推翻”。用时人的话说，“数千年相传之专制国，一旦水逝云卷而去；数千年未有之共和国，一旦风驰电掣而成”。
然而走向共和的革命虽甚容易，真要实践一个共和体制却困难重重。由于时人对鼎革的认识不够深入，对革命可以带来的转变又期望太高，对共和的见效速度又要求太快，这样的期许使不少人对民国生出不满。在革命结束后不久，从遗民梁济到曾经身与革命的熊十力，都很快对共和的尝试感到失望。熊十力因革命党人的作为甚至不如晚清，退而采取独善其身之策。而梁济以为民初的表现未能证明共和的优越，故选择以自杀警示国人。
李思纯认为，常规的革命“一旦既成，必能纳政治于轨物”，但因“共和成于咄嗟之间，而治平则期诸不可必之数”。章太炎更言及具体，过去的革命“或连兵一纪，死人多于枲蕉，直其罢极而后收之。其旧朝贪人恶吏，未有不诛也。今倡义不过四月，天步遂夷，而致届不及墨吏”。这样的“客观”探讨或许太过残酷，却不无所见，毕竟革命速成还有“禅让”的因素。一次由妥协结束的革命，诛不及墨吏也是自然的结果。
辛亥革命的确有各方面牺牲小的特点，显得“容易”；而尽管其实际改变甚大，似又尚未大到许多人所期望的程度。两者都导致人们还想“再革命”。章太炎就指出，由于革命太轻松，“人民见其成功之易，其他小事，谓愈可以徼幸得之”。身历其境的顾颉刚回忆，辛亥革命后人人意气高张，“以为天下无难事，最美善的境界，只要有人去提倡，就立刻会得实现。种族的革命算得了什么！要达到无政府无家庭无金钱的境界时，方才尽了我们革命的任务呢”。
当革命从不得不行的解除痛苦的被迫手段转变为主动寻求美好未来的正面努力后，那种面向未来的广义大革命的观念被很多读书人接受，使他们对辛亥之后的变化不甚满足，而对不变的部分则愈感不满，于是在文化领域“继续革命”，直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还“互相革命”。
在胡适眼里，“若没有辛亥革命的政治大解放，也决不会有这十年来的种种革命”。一次革命的成绩，竟然是带来种种革命，最能表现时人的革命意愿。的确，武装改变政权的革命，在20世纪的中国就有三次，其中两次都在辛亥革命之后，每一次的作战规模都比前一次大许多。
而人们对暴力革命的认知也发生了转变，以前是预期代价大而实际小，后来即使知道代价大，也不得不选择革命。不以激进闻的陈衡哲说，“即使一切革命都是进步，那进步亦如激流冲岸，冲塌一度堤岸，留下一层泥土。这泥土的代价可算是大了，但在这个愚闇及自私的社会中，舍此之外，似乎又没有旁的道路”。
似此对各领域进一步“革命”的期望，多少都与辛亥革命的轻松速成相关。但辛亥革命毕竟是一个有空前绝大意义的革命。梁启超明言：“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汉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来贵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我们今天所纪念的辛亥革命了。”他认为辛亥革命“就像经过商周之间的革命，不会退回到部落酋长的世界；就像经过秦汉之间的革命，不会退回到贵族阶级的世界。所以从历史上看来，是有空前绝大的意义”。
这样的历史意义，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凸显的。1919年10月《星期评论》出“双十节纪念专号”，要胡适“做一万字的文章”，他却大谈新诗，盖“与其枉费笔墨去谈这八年来的无谓政治，倒不如让我来谈谈这些比较有趣味的新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适对辛亥革命的认识越来越郑重，开始特别强调政治制度变迁的深远影响。他在九一八国难后说：
帝制的推翻，虽然好像是不曾费大力，然而那件事究竟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件最大的改革。在一般人的心里，这件事的意义是：“连皇帝也会革掉的！”这是中国革新的一个最深刻的象征。
等到抗战中期，胡适进一步阐述了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一是“挣脱270年外族统治枷锁的种族或民族主义革命”，二是成为“首次在亚洲大陆成功推翻君主政体的一次最重要的政治革命”，它“不仅把中华民族从近三个世纪的异族统治中解放出来，同时也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后者“远比陆军或海军军力更有意义”。可惜这两层意义长期都“没有被充分认识到”，因为人们忽视了不可能“在一二十年的短时间里建立一个民主体制”。其实在辛亥革命后那“无序与分裂的表象之下，巨大的变迁正在发生，并从根本上影响着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生活”。
上引两文皆有必须为困难中的中国说话的特别背景，故辛亥革命的意义因抗战而更加重一层。胡适的描述或许太过乐观，然也不无所见；毕竟辛亥革命类似废除科举，其影响的长远性远大于当下性。共和取代帝制，本是一个处于持续“发展”中的大变化。而胡适认知的转变，更说明随着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上升，其历史意义也日趋显著。
所以章开沅师所提出的要从辛亥革命前后来认识和研究辛亥革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若对辛亥前的历史研究不充分，就对辛亥革命本身的研究准备不足；而对辛亥后的历史把握不够，则对辛亥鼎革的理解和认识也难称透辟。如果从辛亥前十年的改革以观察帝制以及后面支撑帝制的整个文化改变，从后十年的尝试共和反观革命的成效与不足，或更容易理解辛亥革命本身及其所带来的转变与不变。
（本文首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