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人权话语斗争场，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是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所谓“人权指责”的主要话题。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我国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保障水平得到极大提升，走出了一条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基础、注重少数民族权利保护制度的整体性构建、少数民族权利保护内容全面覆盖、将少数民族权利保护视为国家责任、以发展促人权、注重少数民族权利保护实效的中国式少数民族权利保护道路。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种所谓“人权指责”？
首先，我们需要对将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作为焦点议题的国际人权舆论斗争做好长期的思想准备。在后冷战时代，所谓“民族问题”一直被视为西方国家制约、分化中国的一张王牌。这种针对少数民族权利保护对我国进行的所谓“人权攻击”，在未来若干年将继续成为西方国家的常用伎俩。
其次，我们要做好针锋相对的反制与反击。所谓“种族灭绝”指责，恰恰是部分西方国家基于其漫长的帝国殖民史中对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种族灭绝人权侵害罪行的前见体现，是典型的以己度人。因此，我们需要对西方国家种族灭绝及强迫劳动等方面的罪恶历史、霸权主义作为种族灭绝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根源的本质性、跨国资本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强迫劳动行径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批判。
再次，我们要以人权话语和理论丰富中国的少数民族发展叙事模式。发掘和发挥人权话语在中国少数民族发展故事讲述中的独特价值。比如，西藏民主改革在世界人权发展史上具有史诗性的意义，我们要直面焦点话题，运用详实的个案资料与丰富的实例，对西藏民主改革进程中的人权保障意义和民主改革六十余年人权保障成就进行有效阐释、精准传播，讲好西藏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故事。
最后，除了阐明我国的制度成就和实践特点，还要讲好中国少数民族权利保护对世界各国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和可能性探索。我们在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中所奉行的大家庭、合作共享、共同发展理念，在目前已有的民族关系处理和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模式之外，提供新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要挖掘和提炼中国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中更具普遍性、跨语境性的元素和理念，为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提供更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