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上午好！刚才刘元春副校长、鲍静秘书长、马克·霍哲教授、门尼费尔德院长代表几家主办单位对20年来中美公共管理研讨会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在此，我再次向大家对会议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是国务院办公厅主管的研究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为政府管理提供参谋咨询服务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成立以来，得到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等历任国务院总理的关心。历任国务院秘书长也对学会工作给予大力指导。2019年，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出席学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希望学会要全面提升行政管理研究水平，打造新型公共管理高端智库，这是学会今后努力的重要方向。
学会现有1万多名会员，覆盖国内绝大部分行政管理院系和各级政府机关；现任理事364位，常务理事104位，均为经验丰富的政府官员或者知名学者。现任13位副会长由中央编办、司法部、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参事室、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党政机关的领导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学者兼任。
近年来，学会形成了一系列品牌性的学术会议和活动，受到各界广泛关注。比如学会年会是国内行政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会议之一，吸引来自全国行政管理学界和国家部委、地方政府数百名代表参会，去年举办线上线下会议，与会规模达到25000人次。此外，学会还与相关部委、地方政府及科研院所联合举办专题研讨会，比如已连续参与和举办了16届全国政务服务工作交流研讨会、11届“行政哲学”研讨会、4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业论坛等，这些都成为相关领域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
除此之外，30多年来学会还致力于培育高质量的学术期刊和资政建言内刊。会刊《中国行政管理》是中国行政管理领域的权威学术期刊，得到全球近30个国家和地区、共8500多个机构用户的订阅，多次获得“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称号。内刊《行政研究信息专报》和《专家建言》聚焦国内外行政改革新动态，汇聚前沿研究成果，定期向国务院报送行政管理研究的新观点、新材料、新问题，受到政府高度重视。
结合会议主题，我今天主要介绍一下近年来我们学会和学术界一起研究、参与中国政府“放管服”改革的一些情况。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创新。近年来中国政府以“放管服”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和转变政府职能的主要抓手，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务院办公厅主管的学会，我们汇聚公共管理学界的力量，持续跟踪研究“放管服”改革。这里我向大家简要报告我们的主要观点。
一、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
2019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回答了中国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问题，第一次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其中专辟一章，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这为中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连续9年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下面我简要介绍改革的主要方面和主要成效。
1.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出活力与创造力
一是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2013年以来，国务院各部委已削减的行政审批数量超过50%，将中央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压减90%，彻底终结非行政许可审批。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审批时间由超过300多天压缩至120个工作日。推动商事制度改革，大力推进涉企审批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
二是破除市场准入的不合理限制，降低就业创业门槛。连续五年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将清单事项从131项压减至123项。清理取消各地自行编制发布的23个市场准入类负面清单。发布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放宽金融、制造业、农业等行业外资准入，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
三是大力推进减税降费，帮助上亿市场主体渡过难关。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冲击量大面广的市场主体，中国政府将减税降费作为应对挑战、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有力举措，并加大了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普惠金融支持，从根上“浇水施肥”。以往中央财政资金下达到基层平均用时超过120天，2020年最快的只有7天，以最快速度惠抵市场主体。2020年共为市场主体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6万亿元。企业普遍反映，减税降费是最直接、最有效、最公平的措施，为渡过难关发挥了重要作用。
2.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管出公平和质量
一是不断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创新和改进监管方式，提升市场监管水平，逐步建立起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截至目前，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已建设完成，贯穿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的信用监管体系正在逐步完善。
二是实施重点监管。对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安全、市场秩序维护、金融诈骗、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实施了重点监管，守好安全和质量底线。
三是完善“互联网 监管”。2020年，国家“互联网 监管”系统主体功能建设初步完成，汇聚监管数据13亿条，建立了针对金融监管、食品安全、危化品生产等10个领域的24个风险预警模型，有效提升相关领域风险防控能力和监管的规范化、精准化和智能化水平。
3.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服出便利和实惠
一是大力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建设完成国家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其总使用量超过260亿人次，总使用人数超过10亿，累计为各地区各部门提供数据共享服务达到1340余亿次，提供身份认证核验服务超过23亿次，提供电子证照共享交换服务超过15亿次。打造从中央到地方联通互动的网上政务服务体系，各类政务服务网上可办率已超过90%。全国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实现网上受理和“最多跑一次”的比例达到89.77%，平均承诺时限压缩超过51%。各部门各地区还进一步将覆盖范围广、应用频率高的政务服务事项向移动端延伸。“24小时在线”政府初步建成。
二是推动事项集成办理和“跨省通办”。近几年，国务院大力推动地方和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明确了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电子档案等法律效力。各地也依托多级联动政务服务网，积极推进网上服务集中提供、数据资源集中共享，从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入手，逐步推动“跨省通办”。目前，企业登记和注销、税务办理、养老关系与户口迁转等事项基本实现了跨部门协同办理、跨地区异地办理。
三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重点领域公共服务。制定完善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建立起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推进重点领域服务便利化，进一步提高供电、供水、供气等公用事业单位及医院、银行等机构的服务质量和效率。并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实现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满足群众多样化的需求。比如广州市通过智慧医疗实现全市医院间医学检验和影像检查结果互联互通互认，患者平均节省40分钟排队时间。智慧交通系统利用ai技术，航班放行正常率提升到87%。
四是推进数字普惠。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鸿沟”问题，密切关注数字弱势群体，切实解决他们在运用数字技术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如为老年人及困难群众提供线上亲友代办、线下老年人办事专窗和绿色通道；扩大适老化智能终端产品供给，推进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等。
在推进“放管服”改革中，中国政府尤为注重用法治化方式推进和保障改革。中国加快法律法规废改立工作，现已修改上百部法律法规，出台数十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规范政府和市场行为，给市场主体以稳定的预期。
通过“放管服”改革，中国成功应对了国际形势严峻复杂、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挑战。中国经济始终保持中高速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市场主体总量从2017年0.98亿户增长到2021年7月的1.46亿户，市场主体活跃度总体稳定在70%以上，成为稳住经济基本盘和稳定就业的中坚力量。通过营商环境的改善，中国经济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不断增强。中国已连续4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即使在疫情持续反复的情况下，2021年上半年使用外资6078.4亿元，同比增长28.7%。
现在，中国已经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正处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当今世界也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中，气候变化、粮食与能源安全、传染病、生物安全、数字伦理、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日益凸显。对于全球公共治理而言，这些问题意味着新的治理目标和领域、新的理论命题以及新的政策回应。从学会工作和学科发展的角度看，以下几点需要特别引起重视。
第一，如何把现代化社会治理的共性和中国现代化治理的特性结合好，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治理目标建议。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讲话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我想，中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致力于追求这些现代性的共同价值，中国并不例外。但是，中国的公共治理体系又是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的体制与文化土壤中，以其卓越的治理效果彰显了优越性。因此，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符合共同价值又适合中国特色的治理目标、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如何匹配与衔接，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第二，如何把凝练现代化建设新的理论问题与回应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问题结合好，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学术成果支撑。我们认为，一方面，公共管理学科应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不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大力推进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另一方面，公共管理学科也亟待更好地发挥实践应用功能，通过调查研究、政策建议、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式，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例如，各国在疫情管理和疫后建设等方面，都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值得研究总结和交流互鉴。
第三，如何把推动科技发展与加强科技治理结合好，促进科技创新造福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工业3.0正在重塑我们的时代和社会。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高速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带来颠覆性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带来更多发展和福祉。另一方面，也要认真思考相关伦理边界和适用范围，约束其负面作用和潜在风险。如何在保证技术发展的同时，建立可靠、安全、负责的技术规制体系？使科技向善，为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作出积极贡献。
面对上述中国和全球公共治理的新挑战、新机遇，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挥中美公共管理国际研讨会这一重要平台的桥梁纽带作用，与中美两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公共管理学界同行一起携手，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深入研究后疫情时代和数字时代公共事务治理的重大问题，共同为全球公共治理的理论发展和实践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本文系作者2021年9月25日在第十届中美公共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全体大会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