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历经七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乾嘉朴学，每个发展阶段各有自己不同的鲜明的思想特征。
先秦子学。先秦时期，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思想学说、学术流派纷纷登场，涌现出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孙子、墨子、惠施、公孙龙、韩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家，形成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众多思想流派，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儒家、道家、墨家、兵家和法家。先秦哲学探讨的重点侧重于宇宙的构成问题和社会人生问题，这一时期好比是人类的幼年时期，对任何事情都感到好奇，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如宇宙是由什么构成的？人是怎么来的？人在天地间居于什么位置？人活着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先秦子学奠定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掀起了中国哲学的第一次高潮，迎来了中国哲学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真正觉醒。
两汉经学。秦朝灭亡的一个教训是，仅靠严刑峻法并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汉初崇尚黄老之学。之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从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跃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权威化、制度化、意识形态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儒家思想的经学化，即儒家学者以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为依据，通过对这些经典的注释，来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见解。对经典的注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注六经的方式，偏重于文字训诂，称之为古文经学；一种是六经注我的方式，以现实政治为目的，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称之为今文经学。大致来说，西汉以今文经学为主，东汉以古文经学为主。到东汉末年，经学家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之说，终结了延续了三百多年的今、古文之争。
魏晋玄学。儒学在经过汉代的权威化阶段之后，在魏晋时期转入了哲理化阶段。魏晋时期，玄风大盛，在学风上、思想上、思维方式上与汉代迥然不同，一反两汉时期烦琐的经学及神学目的论，尊崇老子、庄子及《周易》，号称“三玄”，在思想上和思维方式上出现了一次大的解放。魏晋玄学讨论的核心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二是本末有无的关系问题；三是语言和思想的关系问题；四是肉体和精神的关系问题。魏晋时期探讨的这些问题，都带有很浓厚的哲学意味，标志着人的思维能力和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能力又前进了一大步。
隋唐佛学。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碰撞与融合，至隋唐时期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形成了众多的佛教流派。一方面，各宗各派之间纷争不断，互争高低；另一方面，彼此之间又互相吸收、互相影响。同时，各宗各派又都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中汲取养分和智慧，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教义。在隋唐佛教诸宗派中，禅宗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典范和成熟的标志。禅宗不依佛教经典立宗，不立文字，自称教外别传，实则是佛教与中国固有哲学融会贯通的产物。
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糅合了释、道两家的思想而创立的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如果说汉武帝时代儒家思想的制度化、意识形态化是儒家思想发展的第一次重大转折，那么，宋明理学的出现和形成则是儒家思想发展的第二次重大转折。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近七百年的指导思想。宋明理学主要有四大流派：即程朱（程颢、程颐、朱熹）理学、陆王（陆九渊、王阳明）心学和张王（张载、王夫之）气学、陈叶（陈亮、叶适）事功学四大流派。宋明理学探讨的内容和范围十分广泛，如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心性论、知行观、修养论、境界论等。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将中国哲学的思维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其政治目的就是为封建伦理道德寻找终极的价值依据。
明清实学。在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看来，宋明理学家都是空谈心性，讲的是心性性命之学，是无用之学，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于是把明王朝灭亡的原因推到了宋明理学身上。因此，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大都反对宋明理学，把理学看作是虚学，主张“崇实黜虚”“实学实体实用”，提倡经世致用，反对封建专制，因而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性质。明清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顾炎武、黄宗羲、颜元等人。实学思潮遍及当时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在明清时期的集中体现。
乾嘉朴学。乾嘉朴学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法，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少理论发挥，以区别于宋明理学的抽象议论，因而也称乾嘉汉学、乾嘉考据学。乾嘉朴学最突出的学术贡献就是对传统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等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使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鸦片和廉价商品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以武力侵略的方式打断了中华文明固有的发展轨迹，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改革派，要求把学术研究和现实政治结合起来，反对脱离实际的乾嘉考据学。可以说，龚自珍和魏源既是明清实学思潮的终结者，又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者。
“五四”时期，在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一股打倒孔家店，主张全盘西化的浪潮。同时，有一批强调以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强调中国应在维护儒家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对儒学进行调整，以应对西方的挑战，这就形成了“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学对文化问题的反思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如他们反对欧洲中心主义论，反对现代化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反对“全盘西化”论，反对那种把儒家文化与现代化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等。他们把中国文化的发展放到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的时代大背景下考察，以“认同”和“适应”的理论来考察儒学的发展和未来命运，对东亚工业文明的文化背景、文化动力等作了深入的研究。现代新儒学对于儒学的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