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生于抗日最艰苦的1939年，出身于山东烟台一个小康之家。小时在烟台乡下经历过日寇的残暴，亲族中有长辈惨死于日军刺刀之下。小学四年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青岛，目睹过美国大兵的耀武扬威和街头大批流浪的难民与乞丐，并且亲身经历了青岛解放的重要时刻。我遇上了从国民党统治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当代中国最重大的社会变革，家庭和自己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建国息乱，开始和平建设，我随母亲回到烟台读高小，从此在新制度下成长。
祖父是当地有名善人，以接济贫苦为乐，受到乡里的敬重。父亲活到93岁，为人忠厚，终生笃信孔子之道，写有不少相关诗文。我在《悼父诗》中感念他：“尊孔读经，褒扬先贤”，“关切黎庶，时弊是耽”，“追念先祖，忠厚代传”，“心如赤子，远离伪奸；一生清白，可表于天”，称他是“民间儒者，林野文渊”。母亲是远近赞誉的贤妻良母，德寿双兼，而今已有百岁高龄，仍然神清体健，是我有大福气。我撰写《慈母颂》为她祝寿，称道曰：“巍峨如山仁，柔和似水亲。数代皆仰赖，不积亦不矜。风霜历已久，纯厚仍此心。功德何其多，亲疏皆沾恩”，“家教温而雅，家风和且淳”。我有幸生长在这样一个道德家庭，以父母为启蒙之师，从小养成了温和好善的品格。
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生活是值得回忆的。社会在医治战争创伤之后迅速发展，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作为名校的烟台二中朝气蓬勃，教师尽职敬业，学生尊师苦学，德智体全面发展，没有后来应试教育的弊端。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修完又续读中国哲学史专业方向研究生，前后八年。那是一个充满崇高理想、革命热情高涨的年代，仿佛旧的一切都将过去，新的生活正在呈现，因此破旧立新便成为课程内容的主调。但是校园并不平静，政治运动频繁袭来，教育革命冲击教学，学生不能安心学习，经常陷于苦闷和困惑。好在出现三年经济困难和之后几年的社会运动松弛间歇，终于能够潜心读书，顺利毕业。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在那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两个绝然不同的历史时期。1987年转入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现升格为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到今天。我在京居住长达59年之久，北京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从文化上说它是我的精神之乡、安身立命之地。时间如流水，不舍昼夜，转瞬间已过古稀之年，感慨良多。我的工作经历比较简单，人生却遭遇了和平时期生存环境下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变化，特别是“文革”的灾难，这是命运的安排，也许就是为了锤炼学人的心性，打掉稚气，促其成熟。如果说共和国前三十年是社会对我的培养期，包括学校教育和实际考验（社会是更大的学校），那么共和国后三十年便是我为社会的服务期，主要是从事中国哲学和宗教学的学术研究。再加上“文革”后期勉强做的一点专业工作，我的学术生涯约有四十年之久，也称得上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学人了。虽然勤奋努力，却业绩不多，只能算是一个学术上的“及格生”。客观上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前辈学者的家学渊源、国学根基和系统西学训练，又赶上一个文化激进主义汹涌澎湃的时期，缺乏原典教育，所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主观上资材平凡，智慧不足，没有早早自觉远离“运动”、游心学术，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好在上天眷顾我，使我青年时顺利进入北大，接受一批大师级学者的熏陶；中年“文革”的磨难经过转化，成为亲历者独一无二的精神财富；后半生又遇上改革开放，有了较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日渐改善的物质条件，特别是适逢中华文化走出低谷，浴火再生，日渐受到社会各界重视和尊重，自己所学专业有了用武之地；再加上自己肯于学习，勇于反思，并得师友之助，遂略有所成，弥补了前半生许多缺憾，也是人生之幸了。
我从中小学时代即习惯思索，遇到问题喜欢连问几个为什么，总想刨根究底，包括宇宙之际、社会之变、生命之谜，常思其来龙去脉而不得解，翻阅一些书册亦寻找不到满意答案，但因此增加了对于根源性问题探讨的兴趣，想学点哲学。高中学业成绩文理兼优的我，不顾当时“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舆论压力，自主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并被录取，从此走上只有极少数人才选择的以“思想”为主业的人生道路。我的学术研究以中国儒、道两家哲学为主，后来又兼做宗教学理论、中国宗教史、民族宗教的研究。宗教研究虽非当初的选择，却也符合哲学与宗教学交叉的实情。哲学与宗教都要穷根究底，也都可以使人安身立命，两者面临与回答的问题都具有终极的意义；不过哲学中理性沉思的成份为主，宗教中情感心理的因素居多，两者的进路有所不同，而又相互融摄，难解难分。
经过大半生的求索，我是否找到了揭示宇宙、社会、人生谜团的最后答案了呢？并没有。非但如此，我从一个哲学上的纯粹可知论者变成兼信不可知论者。相对真理是可知的，终极真理是不可知的。人类是伟大宇宙神秘创生力的产儿，虽有灵性却渺小而短促，它不可能洞悉创生之母的无限威力从何而来，因此，宇宙之谜的谜底是永远不可知的，社会人生之谜也不可能彻底揭开。各种宗教描绘了宇宙终极者的情状，给出了各自的答案，而信者自信，却做不到遍信；各种哲学提供了认识真理、应对生存困惑的智慧，有助于精神的提升，却达不成共识。社会与人生并没有一条确定不移的道路，人们只能在漫漫人生之旅中上下求索，不断地获得一些有益于社会人生的启示，使自己和周围的人安心受用，改善生活的质量，而无法勾画出可以令所有人满意的清晰的终点。所以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中华文化的探索者，在探索中不断反思，在反思中继续探索。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我的理解，哲学并不直接去研究宇宙、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而是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对人类的认知过程和结果，包括认识史、思维史、心灵史，回过来作再一次的认识、思索和体悟，总结出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提炼出根本性和普遍性的真理与智慧，使人的精神生活达到高度自觉。人们不可能都成为哲学家，但应当有哲学头脑，学会反思，就会使人生减少盲目性、依赖性，而走向明智和成熟。
在学术探索的曲折道路上，我经历了两次大的反思和突破。第一次是摆脱“苏联模式”和“五四”文化激进派的束缚，回归中华文化前后相续、有因有革的传统。从大学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朿，我处在一个矛盾状态：在内层性情上保持着温和理性的气质，在外层认识上追随着革命激进的反传统的潮流，努力学习做一名批判旧世界的斗士式的学者，而总是达不到当时社会主流的要求。“文革”的教训，使我猛醒。它把反传统主义推向极致，也充分暴露了民族虚无主义的莫大弊害，使得几十年来以“革命”的名义横扫传统文化的思潮，同“文革”一起破产。几年的反思，认识到文化偏激主义的破坏，较之文化保守主义的落后，其对国家民族的危害要甚于百倍。保守文化也许会延缓新陈代谢，然而尚有旧文化旧道德支撑社会精神生活，可以慢慢加以改良；扫荡文化则会断裂传统，使整个民族精神上无家可归，还可能倒退到野蛮。“五四”激进人物喜欢讲“礼教吃人”，殊不知“左”倾狂热也可以“吃人”，吃更多的人，连文化的根系一同吃掉。凡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人，莫不为此而痛心疾首。溯其源，来自苏联“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的理论和文化激进派的极端思想。“五四”激进人物标榜“科学”与“民主”，而他们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一棍子打倒，并无科学分析，对待不同学派强烈排斥，也没有民主精神，只有简单武断之言和咄咄逼人之势，自美其名曰“反对封建专制”，实则要把“科学”与“民主”变成类似上帝的绝对权威，提倡另一种文化专制，这是中国“全盘西化论”者的一种悲哀。20世纪80年代初起，我逐渐走近中华文化，并为它所吸引，走上文化改良的道路。有人把我划归“文化保守主义”群体，我则自称文化改良主义者。虽然“文化保守主义”并非政治保守主义，它包含改良，又广为流行，我还是要为其“正名”。“文化改良”才是名符其实，既包含坚守优良传统，又包含剔除陈腐成分，还包含不断创新。多年来中国前沿思想家在文化问题上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最终并未喚出一个新的文明社会。我认为，文化不能革命（不可大破大立），只能改良渐进，否则必然断裂文明链条，造成灾难。“不破不立”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不立不破”更有其真理性，学术工作的重点要放在推陈出新上面，这比简单化地批判要难得多，却最能有效地推进文化建设事业。在反思中我找回了当初的“真我”，一个温良中和的人，性情与认知终于取得统一。
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多元文化和中西比较中摆脱西方话语的支配，寻找中国模式，探索中国特色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与宗教学的研究，由于广泛吸收西方的学术成果，视野拓宽，方法多样，出现了新的气象，中华学术有了新的生机，逐渐进入国际交流平台。同时，主导的话语权仍在西方，影响所及，甚至中国学人判定中华文化的优劣，也要以西方价值观为标准加以衡量。西方人文学术的优点是理性主义和个性解放，不足是欧洲中心论和斗争哲学。例如重外超越本体，轻内超越日用，难以如实阐明儒学的内涵；重逻辑分析，轻直觉体悟，无法正确评价禅宗和道家；重一神教和体制化宗教，轻多神教和民间宗教，不能准确把握中国宗教的特点，如此等等。有些中国学者不自觉地照搬西方理念，及文、史、哲、宗的学科分类标准，套用在中国人文学术研究与学科分类上，扭曲或肢解了中华传统学术，甚至不承认国学的正当地位。西方文化仍然处在强势地位，它所提供的民主、自由、法治、理性、人权等普世价值，以及现代学术成果、教育理念、学科分类、教育体制和教学方式，许多内容已成为全人类的财富，我们必须认真吸纳，用中国特色的形态加以体现，不如此，中国就无法进入现代文明行列。可是西方近现代文化有两重性，国内社会管理与国际外交事务用双重标准。它以殖民扩张所形成的不平等国际秩序为背景，在本质上是自私的大民族主义的，加上资本集团本性的贪婪，它在国际行为上真正信奉的是强权和霸道，并无民主、自由、法治可言，不过依据形势的变化，经常变换姿态，软硬兼施或轮替罢了。即使较为开明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论，也没有摆脱“实力”的考量，并未达到道德境界的高层次，更不用说迷信硬实力的政界主流势力了。其主导世界潮流的结果，造成族群冲突加剧，地区流血战争不断，军备竞赛继续进行，经济与生态危机转嫁不发达国家，人类前途堪可忧虑。西方学术文化长期占据国际学界中心舞台和对东方和中国文化的忽略与贬低，也不可能短期改变。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其天人一体、天下一家、仁爱忠恕、和而不同的精神和智慧，正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欠缺，成为国际通行的公共规则和当代文明转型期普世价值的重要内涵。中华学术的传统与成果又是今日中国发展新学术的必备要素和资源。所以需要进行中西文化互释互补、平等对话，主动掌握话语权。意识到这一点等于实现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而学术上真正的突破则需要坚毅的精神和持久的努力，这一过程远未结束。
下面谈几点在学术探索道路上反思的体会。
一、尊师重道，承接前辈学者的学术统绪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的北京大学哲学系，集中了一大批全国各大学从事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的著名教授和学者。中国哲学史学科有：冯友兰、汤用彤、朱谦之、黄子通、张岱年、宗白华、周辅成、任继愈、朱伯崑等。西方哲学史学科有：洪谦、朱光潜、郑昕、熊伟、任华、王宪钧、张世英、汪子嵩、吴允增等。初期老教授被强调要改造思想，不受重用，1956年以后开始陆续走上讲台，与学生有较多接触。真是天赐良机，我恰恰在这个时期入学学习哲学，这使我能够就近接受他们的教诲，有一个高起点。当时政治空气严峻，批判运动正在节节推进，民国时期硕果累累的哲学学术传统已经式微，又不绝如缕，大师级学者仅存于北大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所。当时学生与老教授接触存有疑虑，却又被他们的学术和气象所吸引，自觉不自觉学到不少知识和治学之道。我听过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的宋明理学，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任华、张世英诸先生的西方哲学史，黄楠森先生的黑格尔逻辑学，汪子嵩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都是一年或一学期的课。此外还有专题讲座，如郑昕先生讲康德哲学，熊伟先生讲存在主义，任继愈先生讲佛学。研究生期间选修了中文系朱德熙、周祖谟先生的课，历史系田余庆、许大龄先生的课。北大名人讲座也很多，我听过的有政治家陈毅、彭真，文史学家郭沫若、周扬，美学家王朝闻，哲学家王若水等。我也常到校外听学术讲座，现在记得的有吴则虞讲训诂，贺麟讲黑格尔哲学，方华讲逻辑学等。当时北大哲学系教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轴，虽然受苏联影响，教条主义比较严重，但通过学习自己掌握了一些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方法，特别是其中强调用社会生活尤其是生产方式解释文化事象的唯物史观，和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以及认识是一个无止境发展过程的辩证观点，对于后来用以观察社会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和克服教条主义，是有很大帮助的。在老一辈学者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冯友兰先生，我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有8年之久生活在冯先生身边，虽说不是他的嫡传弟子，而在治中国哲学应具备中华神韵、兼综中西的理路、态度、方法乃至通达明快的话语表述等方面，我从冯先生那里获得的教益却是最多的，这是我的幸运。
学术事业继往才能开来，中国人尊师重道有深厚传统。尤其是我的上一辈学者，经历了中国千古以来之巨变，置身于新旧交替、中西文化碰撞时期，以旧学之根基接受新学之营养，又以新学之眼界审视旧学之得失，开拓出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当代学术之路。他们的所思、所得、所问、所答，皆关乎整个时代社会的走向、文化的出路，观点虽不一致，结论未必尽是，但问题并没有过时，学问堪称精深，成就令人敬慕，已达到的高度尚须今人努力攀登。如不能认真继承这份丰厚遗产，我们这一代无法继续前行。例如贺麟先生关于中西正统哲学融合的主张，关于反思“五四”又超越“五四”的态度，关于“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的理念，关于义利与群己辩证统一的观点等，至今仍然有鲜活的意义。曾有一段时间，浅薄而激进者贬低他们，妄图绕过他们而开出新学术，结果表面热闹、实际苍白；时文媚俗者多，名至实归者少，学术反而衰落了。几经挫折，我们方才觉悟，必须吸取老一代学者的学术营养，才能真正有所创新。扩大而言，研究中华思想文化，除了根植于先秦孔孟老庄古典，还要返回近现代思想大家，包括：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熊十力、梁漱溟、贺麟、冯友兰、钱穆、张岱年、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的思想，涵泳其学，有所觉解。谭嗣同的新仁学，熊十力的新唯识学，钱穆的新国学，梁漱溟的新文化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方东美的生命哲学，都是当代儒学的新形态，形成近现代文化改良主义的新统，代表学术发展的方向，我们要“接着讲”，把新统发展下去。尊师是由于重道，重道必须尊师。中华大道博而深，恒而动，时显时隐，一代一代由民众与精英共同传承。学者的工作是：原其道而得其魂，吐其故而纳众新，明其体而达世用。当代的中国哲学讲坛，师的第一位责任是原道和传道。我们这一代学人如果不能把上一代学人所原之道承接下来，又如何创新和传续下去呢？由于种种原因，当代学术传统出现重度断裂，我们要高度自觉、加倍努力，才能把学术传统接续起来，使之常住常新。
二、旧邦新命，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
冯友兰先生家里有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写他的人生追求，下联写他的哲学路向，而哲学就是他的生命，这副对联是他一生的写照。冯先生是社会责任感很强的哲学家，一心想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角度为振兴中华做贡献。他多次说过，他的学术研究就是阐发中国古典哲学的精神和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为新时代哲学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文化营养。早年他研究理学，构建新理学，发掘“共相”与“殊相”的精义，目的是寻找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现代化是共相，中国道路是殊相，共相寓于殊相之中。这就超越了全盘西化论和国学独尊论。现今学术界争论的“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的问题，理论上就是共相与殊相的辩证关系问题，冯先生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经从哲学高度予以解决了。五十年代他提出“抽象继承”论，是在全盘苏化和反传统猛烈的时代为中华思想文化争取生存空间，把其中规律性普遍性的成分提炼出来，做到古为今用。他八十年代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着力阐发张载的“仇必和而解”的贵和哲学，重释辩证法矛盾对立统一规律，是由于他敏锐地意识到时代精神开始转换，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耶稣以外无拯救”的原教旨主义、当代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在内的贵斗哲学就要过时，中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需要确立贵和哲学的主导地位，为此要向人们提供和谐、协调的中国智慧。冯先生由此成为当代贵和哲学的一面旗帜，走在整个时代的前头。我自己受冯师的影响，不愿做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也不热心为学术而学术，而喜欢做义理之学和经世之学，研究中国哲学总是带着强烈的现实关切，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力图把历史与当代贯通起来，通过自己对古典的觉解，使中国哲学具有真实的活的生命，能帮助当代青年吸收一些先哲的智慧，更好地思考现实问题，共同推动中华文明的当代转型。这大约是受了传统“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既要超越功利主义，也要超越象牙之塔的学术。因此我很赞赏“返本开新”、“综合创新”、“推陈出新”的三新之方，把它作为儒学继承与创新的三种途径。自己所写《儒学价值的新探索》、《走近中国精神》等书，就是在前行路上留下的一些印迹。
中华民族在当代的振兴，已出现蓬勃向上的强劲势头。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跨越式前行的跑道。但公共管理体制严重滞后，精神文明建设困难甚多，信仰与道德普遍缺失，而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如不改变这种畸形状态，经济社会发展会失去方向和控制。现代化必须包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研究中华文化的学者，有责任阐扬中华精神，为重建中华主流文化和礼义之邦，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张岱年先生用《易传》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来概括中华精神，我再加上一句：“刚健中正。”即中立不倚、和而不流；自爱爱人，自信信人，自尊尊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之所以生生不息，昌盛不败，又没有走上殖民扩张的帝国霸权之路，就在于它的民族性是顽强的、宽厚的又是中和不偏的，有情理兼具的人文理性精神。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大潮冲击下，中国积贫积弱，文化面临新的调整和转换再生，有些中国人失去了文化自信力，主张全盘西化。当代中国正在崛起，又出现了盲目自大、鼓吹霸权主义的苗头，小说《狼图腾》被热捧多年，至今颇有市场便是证明。该书宣扬野蛮残忍的狼性，认为它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实际上是要中国走帝国主义道路，这是根本曲解中华精神，为西方“中国威胁论”提供口实，我们要加以抵制。中华民族是刚健中正的民族，不卑不亢，坚毅而好礼，矯健而多姿，既不会像羊那样怯懦，也不会去效法狼性的凶狠，而会像游龙出渊，腾飞在天地间，给人类带来甘霖与和平。学者要把握好中华民族的精神方向，致力于道德理性的提倡，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比较中西，提炼中国模式和经验
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由于西学的引进而有新的格局，使传统学问发生质的飞跃。融会中西是中国人文学科现代转型的必由之路，不然国学就走不出中世纪，开不出新形态。民国时期人文大师的主要历史贡献就在于“融汇中西、贯通古今”八个大字。但是西学以“两希”（希伯来与希腊）文化为背景，有其民族和地域的局限性，当西方话语铺天盖地而来、笼罩中国学界的时候，中华历史文化研究不能不被曲解、变形，而成为西方学术的附庸，是其评判标准下的东方例证。有人曾经用单线进化论的话语判定中国传统学术比西方当代学术落后一个历史阶段，否定两者之间的民族性差异。有人用自由主义话语判定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核心是专制主义，妨碍民主与科学的发展。事实上，西方人文学术是多元化的，学界主流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同时，也重视以往的古典文化传统，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对中国文化抱有崇高的敬意并认真加以吸收。有些中国学人用来否定中华文化的所谓“西方模式”，往往是不准确的，有很多主观构想的成分。中国大陆还曾长期使用苏联斯大林、日丹诺夫话语来解释中国哲学发展史，简单划分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两条路线，把孔、孟、程朱、陆王作为唯心主义来批判。即使在中国哲学史中找到一些唯物论和辩论法因素，与西方古典哲学相比也只是初级的朴素的不成熟的。在西方话语主导下，中国哲学和宗教的合法性也成了问题，儒学是哲学还是宗教长期争论不休。事实上，中国人文学术与西方人文学术进路不同，需要平等对话和互补。假如我们能够既吸收西方普世性话语，又恰当运用中国话语，就不会抹杀中华文化的特点和优点，而能彰显其民族性与现代性，对西方学术也会有所补益。中国学者应当有跨文化的视野，同时主动向世界提供文明发展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不能只做西方学术的传译者。
例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侧重点不同，中心在人生哲学不在认知哲学，不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为主题，因此知识论、逻辑学不发达；而以人格养成、境界提升为主题，因此人性论、修身论发达。20世纪80年代，我曾与朋友们合写过《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纵横谈》一书，列出“价值观”、“人性论”、“人格论”、“命运观”、“生死观”、“苦乐观”、“朋友论”、“修身论”、“善恶论”、“忠孝观”、“婚姻观”、“养生论”、“解脱论”等十三个专题，进行研讨，目的是反思过去的人生，创造当今的人生，探索未来的人生。所思未必尽当，方向却需要坚持。我还认为，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如西方历史上那样相对独立发展的哲学史传统，而有包含哲学在内的综合性的思想史传统，因此中国哲学史最好能够写成中国思想史。冯友兰先生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就是朝这个方向拓展的代表作。
二十年以来，我的主要精力从哲学转到宗教学与宗教史研究，借鉴西方宗教学成果，从中国宗教和世界宗教实际出发，在比较中思考中国宗教文化模式问题。世界文明中有四大主流模式：一是以基督教为底色的欧美模式，二是以伊斯兰教为覆盖的阿拉伯模式，三是以印度教为主导的印度模式，四是以儒学为底色、儒道互补为基脉、儒佛道三教合流为核心的中国模式。西方学者撰写的世界宗教史和论中国宗教的著作，以基督教为背景框架，与中国文化有很大隔膜，论及中国宗教，或曰中国宗教是个大杂烩，或曰中国只有世俗迷信而无宗教，或曰儒学是宗教，或曰儒学无超越性，是现代化的阻力，等等，皆不得其要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有其统绪和结构，是多元化的有机整体，又是绵延不绝的流动长河。中华宗教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模式是多元通和，它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之上的、以中和之道为精神方向的文化模式，其特点是具有较鲜明的综合性、融通性和人文理性；人道引导神道，政教关系是政主教辅；宗教自古就是多教、多神、兼信，包纳各民族民间信仰，没有一神教的传统；哲学与宗教、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和谐是主旋律，而且渐行渐近，通而不同；以敬天法祖为基础性信仰，以人本主义儒学为主轴，向外开放，不断吸收外来的宗教和哲学，包括一神教，并使之中国化，成为多元和谐的因素。温和主义是主流，信仰之间的矛盾不易引起冲突与对抗，外来一神教受仁和精神的影响，逐渐减弱其排它性，成为其他信仰的好邻居。中华文化多元通和模式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也会为建设多民族多宗教的和谐世界提供中国的智慧和经验。这一学术成果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
四、涵泳古典，入其内而后有觉解
北大以冯友兰、张岱年、朱伯崑诸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研究传统，是历史与理论兼治、资料与观点并重。他们是一流哲学史家兼哲学家，对中国文化史和哲学史史料备熟于心，如数家珍，同时有深刻理解，精于提炼。冯先生指导我的研究生学习时，不一味灌输知识，而强调态度和方法，就好比“点石成金”，学生不必热心索要现成的金子，而要学会点石的本领，即所谓“授人以渔”。他提示我与我的同学，学习古典要“涵泳”，这是一个基本态度和方法。“涵泳”二字是冯先生一生治学经验的结晶，要言不烦，当初不理解，可我牢记到今天，也品味到今天，受用到今天。“涵泳”本义是水中潜游，引申到做学问，就是要求学者深入到研究对象和原典之中，潜心品味体会，尔后达到在其中自由穿行。朱熹曾谓研讨古义要“涵泳玩索，久之当自有见”（《朱子语类》五）。冯先生不同意带着成见去读书，要我们顺着古人的思路去想，弄清本义，然后再作评论，这是一种“入其内而后觉解”的功夫。汤用彤先生曾提出研究佛教的十字训：“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正是涵泳的精神。阅读古典要抱有敬意，踏下心来细读、熟读、体味，不急于评判，如冯先生所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然后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总结其经验，借其辞而悟其意，以便增加今人的涵养，激发出更大的创造力。这是治学的着力点，并非盲目崇古，更非蛮横贬古。涵泳既要求尊重古人，又要求回归自我，至今是自己坚守的治学态度。现在有人仍居高临下，对古典随意指责诋毁，往往是由于思想为某种文化激进主义理论框架所限，脱不出来；或者情绪浮躁，不能静心读书、潜心体悟，不能据实自判，遂为流行话语所左右。老子曰：“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揭示了事物前进运动中曲折往复、回接源头的规律性。古代文化经典在文化发展史上有其不可替代的源泉地位，尔后的学术流派或向前衍生或有所偏失，学者需要不断回到原典作检讨，重新理解它的精义，再向前迈进。所以经典需要终身阅读，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体会。
读书有两种：精读与泛读，经典作品精读，一般作品泛读；原创性作品精读，介绍性作品泛读；代表性作品精读，流行性作品泛读。一篇好文章，一个好观点，抓住不放；故弄玄虚、陈陈相因的论著不读。这样才能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刀刃上。阅读经典要注重历史文献关键文字的考证、训诂、纠谬，以便准确把握文本；同时还要吸收考古发掘新发现的甲骨、简帛资料，与传世古籍比较印证，如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皆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治中国思想史必须训诂与义理并重，不迷信权威，善于选择和推出新解，成一家之言。还要专精与广博相结合，在诸多学科之中，以本学科为主，兼顾他科；在儒、佛、道三教中，以一教为主，兼顾二教；在一教之中，以专题为主，兼顾通论；在经典文化研究的同时，还要兼顾民俗文化；在面向汉族主流文化的同时，还要兼顾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季羡林先生提出的“大国学”的概念是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走势，一方面学科分化，越分越细；另一方面学科交叉，日趋综合。学术研究要求更多学科的知识，而当前知识“爆炸”，作品难以计数，看不过来。因此，做学问难，现在做学问更难。我的天分不高、能力有限，只能尽己之性，朝着兼修方向去努力而已。我涉猎学科较多，有人称我为杂家，但只是小杂，达不到大杂，大杂需要有大学问。但在杂多之中我坚守主攻方向，用己之长，避己之短；前期以儒道互补为主，近期以民族宗教为主，不敢太多旁骛。我辈乃哲学出身，有理论思维习惯，而缺乏文献考据学的系统训练。因此要补课，掌握前人对主要古典的代表性注释，加以比对选用，以便使用可靠和典型资料进行理论加工，这样可以持之有据，防止虚妄。但自己不敢接受以考证、注释为主的研究题目，学力所不及也。这并不妨碍自己认真使用有价值的文献研究成果，甚至可能从理论的高度对考据名家的某些论断提出异议和纠正。经学史上常有两派之争，义理派斥训诂派为“支离”，训诂派斥义理派为“空疏”，实则可以互补，相得而益彰。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是训诂与义理统一的成功典范。
五、综合创新，开拓个性化的学术之路
综合创新论是张岱年先生于1987年提出的理论，得到学界普遍认同。综合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综合的目的。只想创新而不能广泛借鉴已有成果，只能是闭门造车，简单化的标新立异；只会综合而不能有所开创，则不过是资料的陈列和观点的评介，而在理论上必然跟随他人之后，盲目效法，或者茫然无所适从。在曾经有过的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学术与政治之间还存在着种种紧张关系，学者必须有“以德抗位”的精神，顶住权力不当使用所造成的对学术的压力和诱惑，需要有坚毅不拔的勇气。政治讲求利害，学术分辨是非；学者不能言不由衷、曲意阿世。陈寅恪先生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我的座右铭。尊重而不依傍他人，保持学者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空间，才谈得上创新。创新是学者的责任，否则研究没有意义。但是创新谈何容易，要付出艰苦的长期的劳动；做出的成果是否有所突破、有益社会，还要在学术争鸣与社会实践中加以检验。
人文学术研究既是创造性精神劳作，必然具有高度个性化特点。除了大型文化书典、古籍整理、教学课本等工作需要集体协作外，原创性的研究主要依靠个体脑力劳动和自主思考。迄今为止，自己在个性化的学术探索路上，积累了一些成果。计其大者有以下几项：
（一），以敬天法祖为依据，提出“宗法性传统宗教”的概念，用以表述中国人的基础性信仰，从而澄清“儒学宗教说”造成的理论混乱。敬天法祖是宗教，儒学则是带有宗教性的人学，两者有交叉，但统绪有别，并非一回事。
（二），提出中华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儒学是主干，儒道互补是基脉，儒佛道三教是核心，其他宗教是外层；它是多元的又是和谐互渗和开放的，内部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结构，这也是一种良性文化生态。
（三），提出中华大道的特色和本质是“中和之道”。其在儒家，为大中中和之道；其在道家，为阴阳中和之道；其在佛家，为因缘中和之道。中是以人为本，顺乎潮流，合乎民心，不走极端，无过与不及之失，谓之“时中”；和是承认事物多样性、平等性和共生互补性，促其协调发展，谓之“兼和”。
（四），上承孔子、孟子，中接朱熹、王阳明，下续谭嗣同、熊十力、冯友兰，提出“新仁学”构想的六句要义：“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把仁学历史演进不同阶段中所包含的“仁爱”与“和合”、“生命”与“真实”、“道源”与“通达”的内涵揭示出来。
（五），提出“温和无神论”的概念，用以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划清与法国战斗无神论的界限，超越苏联的“宗教鸦片论”和“与宗教斗争论”的激进主义。它是无神论的，又能尊重他者的信仰，包括有神论的宗教，形成和谐关系；它维护人们选择信仰的基本人权，并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各种宗教与非宗教文化的思想营养。宗教学者对待宗教的态度，既不是信仰宗教，也不是反对宗教，而是用理性去说明宗教。
（六），将以往平行发展的民族学与宗教学从理论上结合起来，创立民族宗教学，为中国特色宗教学增添一个新的分支学科。《民族宗教学导论》一书已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它是集体的智慧结晶。我所做的工作是：（1）确定它的宗旨与核心理念是“族教和谐，多元互补”；（2）追寻它的中外历史学术渊源；（3）承接中国学者积累的学术成果；（4）明确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5）阐释它的主要概念之内涵外延；（6）围绕民族与宗教互动关系的主轴提出它的主要议题和思路；（7）提炼中国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民族宗教学的框架结构已经初步搭建起来，开始用于大学教学实践，在社会上也产生良好影响，但它还不成熟不完备，期待社会的讨论、批评和建议。中国民族报的评论是：幼苗虽小，却有远大前程。
六、知行合一，在学术研究中提升人生境界
中国儒家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和“知行合一”之说，道家有“为道日损，为学日益”和“逍遥游”之说，皆主张求道之学不在积累知识，其要在于叩问真理、提升人生、乐在其中。儒、道、佛的学问都是生命的学问，目的是成就一种境界超迈的人生，成就一个“清明安和”（梁漱溟语）的社会。如不能与人生体验相结合，不在生活中感受它的乐处，是不能有所真知的。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的功用不在增加实际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这是继承和发挥了中华传统哲学的精神，由此他提出人生“四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说，至今还在发生影响。我很认同中国传统的境界哲学，在探索哲学的理论发展时，不忘记与自身的人生价值追求、心态优化相结合，不忘记“明体达用”的目标，使研究不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如此去做，既可以自家受用，据以安身立命，把圣贤和大师的智慧部分地转成自己的智慧，在人生旅途上发挥助益作用，又可以把所思所悟融入著书立说、研讨讲学之中，与他人分享，与读者发生共鸣，从而回报于社会。
孔子的忠恕之道和“三达德”之说，老子的“圣人不积”和“上善若水”之说，孟子的“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和“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之说，庄子的“游刃有余”和“法天贵真”之说，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吕坤的“学以自得为宗”，焦竑的“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都对自己探索人生之路发生重大影响。近世熊十力“尊生健动”的哲学，冯友兰“人生四境界”之说，张岱年“综合创新”、“人格尊严”之说和他的忠厚益人之德，更直接进入我的精神世界，使我的生命增加了厚度和广度，增強了回弹力和后续力，充实了能量，有勇气面对人生难题，在挫折中前行，在反思中探索，不再茫然困惑，终于能够从容自在地工作和生活。
如果有人问我：你的信仰如何？我可以明白告诉他：在政治方向上相信社会主义，向往普遍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共同富裕，人民都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在人生态度上，以儒道互补为价值取向。儒家是进取的哲学，它使我有社会责任心，关心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努力参与社会文明建设，有敬业乐群的精神。道家是内敛的哲学，它使我恬淡豁达，在进取时不忘舍弃，在入世中能够超脱，进退自如，从容自在，不丧失自我，努力开拓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这就是今天的真我，过得充实而愉快。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的学者认为，当代儒学不再能够担当传统意义上的塑造国民性格的重任，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学理之事，而非真正的实践之事、生命之事，儒学只能走知识化专业化的道路，新一代儒者不再以传统圣贤相期许。如此说，儒学不再是关乎生命成长的学问，变成工具性的专业知识，为的是适应当代社会专业分工与专业训练的需要。这样一来，儒学必将失去信仰和道德的高度，与护持国格、涵养人性了不相关，也就等于失去灵魂，并会堕落为集团谋求功利和个人追逐名利的工具。儒学遭遇的政治工具化、学问利禄化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时常发生，而为世人诟病。为保持儒学的真精神高品格，孔子强调“为己之学”、“言忠信，行笃敬”，孟子强调“思诚者人之道”，《中庸》强调“至诚无息”、“不诚无物”，程朱強调“诚敬”、“诚意”，皆担心儒学失真转假，沦为伪学。在当今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儒、佛、道三教都面临着被工具化的高度危险性。我觉得，为适应当代教育方式和文化传播的特点，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学问，其形态的现代化、知识化是必要的，所以牟宗三先生提出要从知体明觉转出知性主体。但是此乃“知体明觉之感应而不失知体圣德之本义”，以德为体以智为用是不能改变的。当我看到有些研究儒家的学者“仁”、“智”脱节，乃至个别人触犯法律，失去做人的底线，感到痛心疾首，益发坚信阳明“知行合一”之真确，“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儒学研究不是普通的职业工作，乃是安顿心灵、理顺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神圣事业。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用儒家的精神做儒学的事业。儒学如不能感动自己，亦不能经由自己感动他人。当然，圣贤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人格，只须心向往之；而做君子不做小人则是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按照冯友兰先生“四境界说”的要求，做人应当不断提升精神境界，对多数人而言，关键的一步是从功利境界上升为道德境界，不再以名利权势为最高追求和快乐，而觉解到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利益社群、创造开拓为最大幸福，在精神和事业中寻找乐地，这样，人生就有了超出个人的意义。中华人文学者尤其应当率先进入道德境界，以自身的人格和气象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
结语
以上体验和所得仅属于自家之思，略作概括而写出来，只不过是想以“过来人”的身份给青年人提供一份参考，或可有助学之用。社会风气变幻无常，而变之中应有不变之道存焉。学术应本于良知，与权力、财富保持恰当的距离，不可急功近利和随波逐流。我不能保证观点正确、体认恰当，我只能保证点滴皆是自得、心意发于真诚。我的人生和为学仍然是进行式，继续走在探索的道路上，我会在探索中不断反思，乐学不厌，过则勿惮改，使思想尽可能保持活跃状态。我的朋友、年逾八十的文庸先生送我一件自撰自书条幅，其文曰：“离经而不叛道，尊崇决不迷信，保守切忌泥古，求索慎勿盲从。”小注曰：“平生孜孜以求者仅此而已”。此乃其一生积学所悟，深得我心。我用它来激励和提醒自己，不僵化、不退步，学到老、思到老，不停地做点有益于中华学术发展的事情，是来日之所愿也。
牟钟鉴
2016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