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在“世界变局与中日关系”和“世界变局与世纪疫灾”两大互动框架下，分析世纪疫灾加速世界变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中日关系从来都是在与世界变局的强烈互动中演变、发展的。世界变局遭遇世纪疫灾，主要变化趋向都因之而进一步加速，从而对刚刚于2019年6月开始推动形成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产生了深广影响。其主要表现集中在四大层面：新兴市场群体加速崛起提供新机遇，大国实力对比加速调整带来新挑战，世界经济中心加速东移拓展新空间，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引发新需求。
【关键词】百年变局 中日关系 世纪疫灾 新机遇 新挑战 新空间 新需求
引言：从契合新时代到后疫情时代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日同为世界大国，在这一百年变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世界百年变局的每一重要层面，无不凝聚着中日两国及其互动的浓重身影。步入2020年，一场世纪疫灾突如其来，迄今仍在全球肆意蔓延，许多国家堕入失控状态，造成空前深重的生命危机和经济衰退，产生空前深广的全局性、历史性影响，也强烈冲击和全面加速了世界变局；世界变局的每一重要层面，无不镌刻出世纪疫灾留下的强烈印记。百年变局遭遇世纪疫灾，产生剧烈碰撞，引发激烈震荡，位居其中的中日两国及其相互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冲击和深广影响。
2012年9月，日本政府非法推动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全面恶化，包括长期中断首脑互访。2017年5月，以北京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契机，中日关系显现转圜迹象。2018年5月，借出席日本主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之机，李克强总理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迈出中日首脑回复互访的第一步，中日关系加速转圜。2018年10月，经双方努力，实现了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对中日关系转圜产生了进一步促进作用。尤其是到2019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日（出席日本主办的g20领导人会议），与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会晤并达成十点重要共识，宣布双方要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推动中日关系进入“新时代”。同时还约定，翌年开春实现习近平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进一步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进行全面战略谋划与系统布局。按此节奏发展下去，中日关系似能迎来彻底转圜、全面发展的新时代。而在世界历经百年变局，尤其是中美冲突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日关系实现转圜和发展，不仅会对中日两国，也会对地区秩序和全球格局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然而，令有关各方始料未及的是，进入2020年，一场世纪疫灾突如其来，不仅导致已经约定的习近平访日被迫搁浅，刚刚启动构建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也势必受到直接冲击和深广影响，再度显示多层面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尤其是在疫情肆意蔓延的一年半时间里，围绕中日关系的有关重要条件已经并仍在发生深刻变化，包括与习近平主席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的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已于2020年8月28日辞职；作为第三方对中日关系产生巨大影响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也于2021年1月20日下台。尤其重要的是，如前所述，与中日关系形成密切关联和高度互动的世界百年变局，也受到世纪疫灾的巨大冲击和深广影响，显现多层面的重大变化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中日关系在百年变局遭遇世纪疫灾之后，即将迎来后疫情时代。从契合新时代到后疫情时代，中日关系将会发生何种变化？发展前景将会怎样？成为有关各方高度关注的重大议题。
面对世纪疫灾造成的深广影响逐步显露，习近平主席在许多重要场合反复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1]世纪疫灾加速世界变局，总体态势与主要表现怎样？对中日关系影响如何？本文拟对这一重大议题从四大层面展开讨论，欠妥之处，恳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新兴市场群体加速崛起提供新机遇
（一）世界百年大变局的首要表现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构成世界百年变局公认的最重要变化和最主要趋向。习近平2017年底首次谈到世界面临百年未见之大变局时，首先指出的就是“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2]国务院新闻办2019年9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也明确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3]
从一开始形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开始，世界就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来主导的。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启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大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抓住“百年未见之”大机遇，积极参与和充分利用国际大循环推动自身发展，经济增长全面提速，开启了整体快速崛起的历史进程。进入新世纪，这一进程再度提速，崛起势头更趋迅猛。如在1990-2019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由51761亿美元增至348551，增长达5.73倍；而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同期由183452亿美元增至517438亿美元，仅增长1.82倍。这意味着近30年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幅，要相当于发达国家的3.15倍。结果必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快速提升。若按名义汇率来计算，这一比重在2000年为20.9%，2019年已提升至的40.2%，即在进入新世纪后的不到20年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和地位攀升了一倍！若按购买力平价（ppp）来计算，这一比重在1990年为36.7%，2000年升至43.2%，2008年首次超过发达国家，达到51.3%，到2019年更升至59.7%，而发达国家所占比重到2019年已降至40.3%。imf的数据还表明，在本世纪前20年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样也整整攀升了一倍，由30%左右攀升至60%左右，这意味着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的60%，要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来贡献和支撑。直接受此影响，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国际投资以及世界经济运行的其他重要层面，地位和影响也在快速提升。[4]
（二）新兴市场崛起中的中日协力
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中日两国及其互动发挥了多层面的重要作用。首先，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中占据突出重要地位。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支撑、推动和引领作用，进入新世纪后尤其如此。如在2000-201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增长了4.9倍，而中国则增长了10.6倍，是前者增长幅度的2.4倍。同期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比重提升的19.3个百分点（从20.9%到40.2%）中，有12.7个百分点是由中国贡献的，贡献率高达65.8%！而同期中国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也由17.2%提升至40.6%，19年间提升了23.4个百分点。[5]
其次，东亚始终处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的前沿地带和核心地区，而日本通过其主导和推进的所谓“雁型模式”，在东亚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与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世纪60年代，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即所谓“亚洲四小龙”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很快即被国际社会誉称为第一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上世纪70年代，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组成的“亚洲四小虎”，也紧随“亚洲四小龙”之后，步入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的行列。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全面展开，随之形成持续高速增长势头。而无论是“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还是中国大陆的快速崛起，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东亚唯一发达国家日本的示范、引领和推动。如在1985年，在中国和“亚洲四小虎”的对外贸易中，对日贸易占比分别高达28.5%和27.3%。[6]
再次，1997年金融危机后，加强区域合作越来越成为东亚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稳定和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强力支撑，而中日作为东亚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携手推进合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2020年11月15日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成功签署，没有中日两国的协调合作，显然很难实现。2019年rcep15国的经济总量为25.6万亿美元，而中日两国合在一起即达到19.4万亿美元，所占比重高达75.8%。[7]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日两国正在推动围绕“一带一路”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设施联通层面的合作，对“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与时任首相安倍晋三达成共识，中日要加强围绕“一带一路”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正式签署了《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2018年10月安倍访华，双方在北京举办了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取得重大成果。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日，与安倍达成十点重要共识，包括日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联结多样化地区的富有潜力的构想。中方欢迎日方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双方将继续着力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取得扎实成果。[8]
（三）疫情加速新兴市场群体崛起
走出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始终未能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状态，在疫情爆发之前更进一步显现增速放缓迹象。如在2017年，全球实际gdp增长率还有3.8%，2018年已降至3.6%，2019年更降至2.9%，创下金融危机以后的最低水平。世纪疫灾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2020年出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最新数据（2021年4月），2020年全球经济出现了3.3%的负增长。2021年全球经济可能出现“报复性”反弹，全球实际gdp增长率预计可能反弹至6.0%。而在疫情引发的2020年经济衰退和2021年经济回升过程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形成“衰退更轻，回升更劲”的明显特点，其结果必然是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比重和地位因疫情而进一步攀升，这显然意味着疫情进一步加速和强化了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的势头。依据imf上述最新报告，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平均为-3.3%，其中发达国家为-4.7%，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为-2.2%，分别比全球平均和发达国家少下降了1.1个和2.4个百分点；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6.0%，其中发达国家为5.1%，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又高达6.7%，分别又比全球平均和发达国家多增长了0.7个和1.6个百分点。[9]
（四）面向新兴市场的第三方合作
疫情加速新兴市场群体崛起，为后疫情时代的中日关系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新机遇。日本传统的对外经贸布局，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中心和主体的。到上世纪90年代，面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及其在全球经贸格局中比重和地位的快速提升，日本已经开始对其对外经贸布局进行重大调整，越来越重视发展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并为此而逐步形成并全力推进“新兴市场战略”。[10]面对疫情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产生的加速态势，日本势必进一步加强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发挥着促进、支撑和引领的作用，在疫情导致的经济波动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显现的“衰退更轻，回升更劲”态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中国来支撑和引领的。因此，疫情加速新兴市场加速崛起，日本强化发展与新兴市场经贸关系，必将发展对华经贸关系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更加重要的是，第三方市场合作，已经成为中日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11]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始终是中日扩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要对象，中国全力倡导和推进的“一带一路”，也将地缘重心放在了沿线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所有这些，都显然意味着，在世界变局遭遇世纪疫灾之后的后疫情时代，围绕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方合作，将作为中日关系尤其是中日经济关系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内容，得到高度重视和全面推进。
二、大国实力对比加速调整带来新挑战
（一）大国实力对比变化集中体现
当今世界依然是大国主导的世界。世界百年变局的另一突出表现和重要趋向，是大国实力对比关系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大国实力对比变化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的突出表现，集中体现在世界前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和日本之间。位居其后的其他大国，地位虽也有所调整，但变化并不明显，不必重点关注。中美日三国实力对比关系的显著变化，又集中体现在中日两国之间。其总体态势与显著特点，是在美国始终高高在上、稳居首位的同时，中国的实力和地位快速提升，而日本的实力和地位急剧下降，中日实力对比关系形成显著“异位”。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一态势更加明显。如在2000-2019年，中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由3.6%提升至16.3%，19年间提升了12.7个百分点；同期日本占比则由14.4%下降至5.8%，下降达8.6个百分点；形成“中强日弱”的鲜明对照；相应美国占比由30.3%下降24.4%，下降了5.9个百分点。结果是中日两国实力对比关系发生急剧变化：如在1990年，中国相当于日本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12.7%（1/8），2000年仍仅有24.9%（1/4），到2010年即超过日本，2019年更攀升至日本的2.81倍！概而言之，世界前三大国经济实力对比关系演变的总体态势和突出特征是，中国经济实力快速增强，以致越来越接近美国，而把日本落得越来越远。中国经济实力与地位快速提升，主要是建立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之上的，这一长期持续高速增长在整个世界经济史极为罕见。从1979年到2019年40年间，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9.4%！[12]此外，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强和国际经济地位的快速提升，还体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工业制造国，以及最大的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大国等多个重要层面。
（二）疫情加速大国实力对比变化
2020年爆发的世纪疫灾，又进一步加速了大国实力的对比变化，且依旧集中表现在中美日等世界前三强之间：中国实力和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而美国和日本的实力和地位则进一步相对弱化。至2019年，中国、美国和日本占全球gdp总量的比重，已分别变化为16.3%、24.4%和5.8%，中国已分别攀升至美国和日本的66.9%和2.79倍。疫情爆发之后，中国率先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并在此条件下逐步推进经济恢复，取得明显效果，从而进一步加速和强化了大国实力对比变化的势头，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因此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提升。据上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1年4月发布的最新数据，20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虽也有所下降，但仍保持2.3%的正增长，而美国和日本则分别出现3.5%和4.8%的严重负增长。202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一举反弹至8.4%，而美国和日本分别只能反弹至6.4%和3.3%。与美日两国相比，中国在全球经济遭遇疫情严重冲击的背景下，所表现出这种更加显著的“衰退更轻、回升更劲”态势，意味着百年变局遭遇世纪疫情，更进一步加速了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态势。据此推算，中国相当于美国gdp的比重，2020年将攀升至70.3%，2021年更攀升至73.4%；而中国与日本的gdp之比，2020年将攀升至2.92倍，2021年更将攀升至3.09倍。[13]这意味着，历经一场世纪疫情，使中国与美国经济实力之比一举攀升了6.5百分点，而与日本经济实力之比变化更加显著。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每逢遭遇重大危机时，中国均会显现更加突出的“化危为机”能力，从而通过更加优异的增长业绩进一步加速和强化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态势，面对目前的疫情危机是如此，遭遇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同样如此。正是在2008-2009年全球经济因金融危机深陷衰退时，中国仍然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态势，才使其到2010年一举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三）中日关系遭遇大国竞争冲击
疫情加速大国实力对比变化，对中日关系造成多层面重大影响。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前后，日本刚刚经历了长达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并在1968年即明治维新100周年之际，超过原联邦德国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民富国强，志得意满；而中国仍处“文革”后期，十年动乱导致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整个国家贫穷落后，国力疲弱。从实力对比看，“日强中弱”是半个世纪之前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开始友好合作的初始状态。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仍保持快速增长之势，80年代下半期甚至出现了所谓“平成大型景气”，而中国也开始改革开放，推动经济显现快速增长势头，此间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对比变化并不明显，更重要的是中日两国经济同时都表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从而形成上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全面发展的“蜜月期”。但到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破裂导致日本经济深陷长期萧条，迄今仍未能从萧条中彻底走出，而中国经济却显现持续高速增长之势。进入本世纪后，双方经济发展态势显现的反差更加强烈。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际地位快速提升的崛起势头，导致曾经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奇迹”、而后又深陷长期萧条从而导致国际地位日趋跌落的日本严重不适应，中日关系随之步入合作与竞争、协调与对抗相互交织，且竞争与对抗似乎越来越占据主流的停滞甚至倒退状态。这种态势在小泉时期（2001-2006）、“岛争”（2012年）之后更加严重。通过双方艰苦努力，中日关系从2017年5月（中国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才开始出现转圜，直至2019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日，与时任首相安倍晋三达成共同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的重要共识。而疫情导致的中日实力对比加速变化，又对这一转圜态势造成严重冲击和巨大影响，中日关系遂又出现严重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更加严重的是，中日关系的每一发展变化，背后都有“美国因素”的浓重身影；疫情导致大国实力对比关系加速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冲击和影响，也表现在中美实力对比关系因疫情而加速变化、中美战略冲突因此而空前激化方面。如上所述，在疫情进一步加速实力对比关系变化的背景下，美国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和全面打压，而与美国存有战略同盟关系的日本，也紧随美国之后亦步亦趋，从而进一步造成对中日关系的严重冲击和巨大影响。尤其是2021年初拜登上任后，美国全球战略越来越由特朗普时代的单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越来越重视修复被特朗普破坏和削弱了的同盟关系，美日联手共同应对所谓“中国快速崛起挑战”的战略趋向，更将2019年6月双方首脑刚刚启动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推向了危险境地。后果十分严重的事实是，无论是2021年3月16日时隔7年半后举行的美日“2 2”会谈，还是一个月后日本首相菅义伟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在一前一后发表的共同声明中，均被国际媒体称之为“字字针对中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日固守冷战思维，蓄意搞集团对抗，试图打造反华“包围圈”，这完全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同本地区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期待背道而驰。美日此举只会给本地区带来混乱甚至冲突，只会让世人越发看清“美日同盟”祸乱地区和平稳定的真面目。……日本为满足阻遏中国崛起复兴的一己之私，甘愿仰人鼻息，充当美国战略附庸，不惜背信弃义、破坏中日关系，不惜引狼入室、出卖本地区整体利益。这种做法令人不齿，不得人心。……我们强烈敦促美日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立即停止搞针对中国的“小圈子”，立即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大局。[14]
战后日本传统的外交布局，是政治安全与经济贸易都全面依赖美国的“一元格局”。而到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步入新世纪后，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中日经贸关系的全面扩展，日本在经贸层面对中国的依赖快速提升，而对美国的依赖相应下降，导致日本外交布局越来越显现政治安全依美国，而经济贸易依赖中国的“二元结构”。是出于政治安全考量，更多跟随美国遏制中国；还是服从经济贸易利益，更多推动发展对华合作，越来越成为日本外交战略选择的“二元困境”，从而也越来越成为影响和冲击中日关系发展稳定的重要因素。
三、世界经济中心加速东移拓展新空间
（一）中日共同促成东亚经济崛起。全球地缘经济布局发生重大调整，世界经济中心不断向东亚地区转移，也是世界百年变局的重要变化趋向。近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开始是以西欧为地缘中心的，英国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随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经济快速崛起，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霸主，世界经济中心开始由西欧向北美地区转移。进入上世纪50年代，日本率先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成为第一个非欧美、非西方发达国家，且在1968年，即明治维新100周年之际，还超过当时的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上世纪60年代，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即所谓“亚洲四小龙”开始经济起飞，成为全球公认的第一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再到上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即所谓“亚洲四小虎”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和现代化，步入经济高速增长序列。尤其是中国大陆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推动东亚第一大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将东亚经济崛起的历史进程推向了高潮。而到上世纪90年代，越老柬缅等东亚落后国家也逐步形成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从而推动东亚经济增长扩展到东亚全域。伴随东亚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比重和地位也在快速提升。到2019年，仅中日韩三大东亚经济体，即已占到全球gdp总量的24.0%，与美国的24.4%大致相当，而明显高于欧盟的17.8%（加上英国也仅为21%）。[15]显而易见，东亚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三大世界经济中心之一，而这三大中心合在一起，已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约70%！从增量看，东亚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更加明显，近年东亚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维持在40%左右，其中中国一国即占到30%以上。
在东亚经济全面崛起，世界经济中心快速向东亚转移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始终占据重要地位、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其中最应关注的是：第一，中日两国在东亚经济崛起历程进程中的互动，形成了前后继起、甚至“无缝衔接”的动态过程。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日本来带动；而当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因泡沫破灭陷入长期萧条之后，中国则接替日本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坚实支撑。如据测算，在1980-1990年，日本对东亚10 3（东盟 中日韩）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到达81.99%，中国仅贡献了3.79%；而到1990-2019年，日本的贡献率降为9.66%，而中国的贡献率则提升至69.41%。[16]第二，中日两国在交替引领东亚经济整体崛起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之间也形成密切关联与高度互动关系，一方面在双边互动中对东亚地区的整体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溢出”效应，另方面又形成对东亚地区整体经济增长的合力引领。在1980-2019年近40年间，中日两国合在一起，对东亚10 3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9.25%。[17]第三，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区域合作的全面展开、快速推进，对东亚地区的整体经济增长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稳定和推动作用，而东亚区域合作的进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日这两个区内最重要经济体的相互协调和密切配合。第四，日本率先开创了非欧美、非新教国家现代化起飞与经济增长的先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模式”；中国则随后开辟了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对外开放来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新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更加重要的是，“日本模式”与“中国道路”在交流互鉴中形成独具特色的“东亚模式”乃至“东方模式”，越来越成为东亚相较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更具活力又更加稳定的重要背景。
（二）疫情加速世界经济中心东移。2020年疫情爆发后，无论是在疫情防控，还是在经济复苏方面，东亚地区都显现出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加优异的成效。先看疫情防控。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截止2021年5月31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达1.7亿人（17087.2万人），占全球总人口的比率已高达2.24%。而东亚（10 3）确诊人数为500.52万人，占东亚（10 3）总人口（219004万人）的比率为0.23%，仅相当于全球平均确诊人数占比的10.3%，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东亚疫情严重程度，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左右，即东亚地区的疫情防控效果，要比世界其他地区好得多。再看经济恢复。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1年4月发布的数据，2020年全球经济将出现严重衰退，实际gdp增长率将出现3.3%的负增长，其中发达经济体将达-4.7%，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平均达-2.2%，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亚洲虽也出现负增长，但预测仅有-1.0%，比全球平均、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分别低了2.3个、3.7个和1.2个百分点；2021年全球经济将形成“报复性”反弹，实际gdp增长率将达6.0%，其中发达经济体为5.1%，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平均为6.7%，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亚洲则到达8.6%，又分别比全球平均、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平均分别高出2.6个、3.5个和1.9个百分点。[18]东亚地区显现的这种“衰退更轻，回升更劲”的显著特点，充分证明疫情进一步加速和强化了世界经济中心向东亚转移的势头。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疫情不仅加速了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还加速了区域合作格局的调整，使东亚地区不仅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中心，而且越来越成为区域合作中心。上世纪90年代后，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在全球范围蓬勃兴起，逐步形成在全球影响最大的“欧洲—北美—东亚”“三极格局”。且这一“三极格局”还呈明显的“欧洲领先—北美跟进—东亚滞后”之势。疫情爆发之前，这一区域合作格局已经显现重构之势：领先和跟进的欧美两极皆已遭遇反动，代表性事件是英国脱欧和美国退出tpp；而滞后的东亚却呈后来居上之势，代表性事件是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不断提速。疫情进一步加速和强化了区域合作格局调整的势头。面对疫情，在欧美两极，区域框架几乎无所作为，区域成员各自为阵、各行其是甚至以邻为壑；而在东亚一极，无论是在疫情防控，还是在经济恢复方面；无论是中日韩框架、中国与东盟“10 1”框架，还是“10 3”框架，合作努力和成效均可圈可点，东亚合作固有的“危机驱动”特点，面对疫情危机同样焕发出强劲动力。而进展最为显著、影响也最为深广的，是rcep于2020年11月15日成功签署，占全球人口、经济和贸易总量约30%的全球最大自贸区应运而生。疫情爆发后东亚区域合作显现的如此强烈的逆势而上、后来居上势头，不仅推动东亚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方面，取得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加优异的成效，而且也是东亚在全球性的区域合作格局中一举占得战略先机。
（三）中日携手再创东亚经济奇迹。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报告（以下称“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东亚地区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回过头来看，尽管这一判断曾在西方学界引发过激烈争论，这一奇迹存有两大明显缺陷却是公认的事实：一是几乎没有作为东亚第一大国中国的深度参与（事实上，世界银行在考察东亚奇迹时，对象仅限于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八个东亚经济体，而未将中国大陆放在视野之内）；二是东亚经济体相互之间几乎没有机制性合作（1967年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此前主要限于政治安全合作）。然而从那之后，尤其是经历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在东亚很快形成足以改变整个地区总体格局、并产生世界重大影响的两大趋势，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势头越来越强劲，越来越成为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引擎；二是以1997年11月“10 3”（东盟10国 中日韩3国，当时东盟为9个成员国，柬埔寨加入后成为10个成员国）合作框架启动为标志，东亚区域合作开始全面展开、快速推进，直至正式签署rcep，并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如果说在此之前，东亚已经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那么应该说在此之后，东亚又展现出举世瞩目的奇迹再造之势，直至目前在全球疫情防控、经济恢复，以及逆流而上、全力推进区域合作方面展现出的强大奇迹再造能力。面向未来，步入后疫情时代，伴随东亚经济的强劲回升，尤其是rcep的全面落实，东亚有望继续显现更加强劲的奇迹再造之势。
中日是东亚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如前所述，既往东亚奇迹的创造，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中日两国前仆后继、“无逢衔接”式的共同努力，而在未来东亚奇迹的再造过程中，也势必依靠中日两国的协调合作。世界变局遭遇世纪疫灾加速世界经济中心向东亚转移，为后疫情时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开拓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如何形成东亚增长、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的良性互动，成为有关各方共同的努力方向。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日本，东亚都越来越成为其对外经贸关系乃至全球战略布局的优先方向和重中之重。如在经济层面，东亚的日韩两国加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始终在中国对外经贸布局中占据突出重要地位，而在目前的疫情中又出现一大全新态势，中国对东盟贸易逆势而上，并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中国对东盟贸易达到47357亿元，超过对欧盟贸易44958亿元，再加上对日韩港台贸易79065亿元，合计达126422亿元，占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321557亿元的39.3%。[19]日本对东亚的贸易依存度更高，2020年在其对外贸易总额12740.1亿美元中，对东亚贸易达到6716.1亿美元，占比高达52.7%。[20]
四、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引发新需求
（一）疫情强化全球治理变革需求。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与变革，是世界百年变局的最重要变化趋向。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2018年7月25日，约翰内斯堡）阐述“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再次强调“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是这一大变局的主要趋向之一。[21]二战后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很长时期对全球政治稳定与世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保障和支撑作用，可谓功不可没。但其本身却存有明显缺陷，并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尤其是贫富差距拉大从而全球性贫困问题的恶化，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严重失衡等。这是近年全球化遭遇反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全球治理体系深陷困境、亟待进行全面变革的主要背景和深刻原因。大国主导和支配，是迄今为止全球治理体系的突出特点。二战后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几乎完全是在美国主导和支配之下建立和运行的，其存在的缺陷、造成的问题，当然也与美国主导和支配直接相关。更加严重的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作为建立、主导和支配者的美国，却通过一系列“退群”及其他行动，越来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捣乱者”甚至破坏者。由此导致全球治理机制运行更加艰难，从而变革需求更加强烈。如在国际贸易投资领域的变化日新月异、全面深刻，而担当主要治理职责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新一轮谈判（多哈回合）几近失败、被视为wto“皇冠明珠”的上诉机制因美国阻挠几近停摆，越来越难当重任，导致全球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大行其道，“贸易战”愈演愈烈；再如国际金融货币市场剧烈震荡、各种形式的金融货币危机频繁爆发，而担当主要治理职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却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几乎无所作为。
疫情爆发之后，这些既有问题和缺陷暴露得更加充分，后果更加严重。尤其是在全球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方面，几乎看不到联合国系统的实质性作为；本应担当重任的世界卫生组织面对疫情蔓延显得那么无能为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对全球金融震荡和市场波动显得那么力不从心；世界贸易组织面对全球贸易阻塞和产业链条断裂显得那么难有作为；诸如此类，显然都是疫情爆发之前就已存在的老问题，而所有这些老问题在疫情爆发之后都进一步恶化了，从而也进一步加大了变革的迫切性和紧要性。步入后疫情时代，全面变革和完善全球治理，越来越成为摆在世界各方、尤其是大国面前的重大课题。
（二）共同担当推动中日加强合作。中国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坚定支持者、坚实维护者和坚强变革者，在全球治理体系的稳定和变革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2019年3月26日的中法全球治理论坛（巴黎）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存在四大赤字，治理赤字位列四大赤字之首。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要“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我们要继续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旗帜，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欧盟等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2]在联合国、wto、imf等重大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方面，中国也付出了巨大努力，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务实行动。日本是全球治理体系稳定运行的主要受益者，包括其发展外向型经济取得的成功，多得益于相对稳定、自由的多边国际体系。尤其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其以推进贸易立国战略为中心实现“奇迹般”高速增长，更离不开自由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和稳定有序的多边金融体系。正因如此，日本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维护全球治理体系稳定与变革。面对当前保护主义抬头、单边主义盛行和逆全球化暗流，日本在总体上依然坚持维护多边自由经济体系，积极推进全球治理变革。时任首相安倍晋三2019年1月28日在第198届国会的施政演说也再次强调，“日本必须高举自由贸易旗帜”，甚至要争当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23]
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两国在全球治理体系稳定和变革方面，有着明显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也有着强化协调、推进合作的共同担当。在双方领导人2019年6月达成的十点重要共识中，也再次明确强调：“中日同为亚洲重要国家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积极引领区域一体化，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双方同意，发挥二十国集团在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快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年内力争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24]而rcep如期成功签署，也充分体现了中日两个东亚大国的担当。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世纪疫灾导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需求更加强烈的背景下，在此层面的共同担当势将成为中日加强合作的强劲动力。
注释：
[1]《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892124；2021年5月17日登录。
[2]《习近平接见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央视网:http://news.cctv.com/2017/12/28/articjxjemytksv6za8qiz9x171228.shtml;2021年5月18日登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928/c1001-31377956.html；2021年5月18日登录。
[4]江瑞平《世界百年变局与中国经济外交》，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6期，第3页。
[5]江瑞平《世界百年变局与中国经济外交》，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6期，第6页。
[6]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米乐m6平台官网：《世界贸易格局（1985）》数据计算；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world/statistics/data/matrix1985.pdf；2021年6月1日登录。
[7]日本外务省经济局国际经济课《主要经济指标》，2020年12月；
日本外务省官方网站：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053858.pdf；2021年6月4日登录。
[8]人民网：《习近平会见安倍晋三中日双方达成十点共识》，2019年6月28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9/0628/c1002-31200493.html；2021年6月1日登录。
[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1年4月，第128页。
[10]江瑞平：《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载《日本学刊》，2020年第四期。
[11]江瑞平：《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载《日本学刊》，2020年第四期。
[12]中国国家统计局《》
[1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米乐m6平台官网《世界经济展望》，2021年4月数据库；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1/april/weo-report?c=924,158,111,&s=ngdpd,&sy=2019&ey=2021&ssm=0&scsm=1&scc=0&ssd=1&ssc=0&sic=0&sort=country&ds=.&br=1。2021年6月1日登录。
[14]中国外交部米乐m6平台官网：《2021年3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861952.shtml；2021年5月31日登录。
[15]日本外务省经济局国际经济课：《主要经济指标》，2021年4月；日本外务省米乐m6平台官网：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053858.pdf；2021年5月31日登录。
[16]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米乐m6平台官网数据计算：imfcountryinformation；https://www.imf.org/en/countries；2021年1月23日登录。
[17]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米乐m6平台官网数据计算：imfcountryinformation；https://www.imf.org/en/countries；2021年1月23日登录。
[1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1年4月，第128页。
[19]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表11。
[20]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米乐m6平台官网：《贸易统计》；https://www.jetro.go.jp/world/statistics.html#trade；
2021年6月3日登录。
[21]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实现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0170246；2021年6月3日登录。
[22]外交部官方网站：《习近平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648532.shtml；2021年6月3日登录。
[23]日本首相官邸官方网站：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20190128siseihousin.html；
2021年6月3日登录。
[24]人民网：《习近平会见安倍晋三中日双方达成十点共识》，2019年6月28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9/0628/c1002-31200493.html；2021年6月3日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