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其主要变化趋向体现在新兴市场群体快速崛起、大国实力对比快速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快速变革、区域合作格局快速调整、世界经济中心快速转移等重要层面。2020年初爆发、迄今仍在全球肆意蔓延的世纪疫灾，更从多个重要层面明显加速了世界百年大变局的演进态势。中国与世界在百年大变局中形成密切关联和高度互动关系：中国是世界百年之变的强劲动因，世界是中国百年之兴的厚重背景。为应对世纪疫灾加速世界变局造成的外部环境和全球局势的深广变化，中国必须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并全力打造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开放布局。
【关键词】世界变局 疫灾效应 中国与世界 新发展格局 新开放布局
2017年底，在十九大刚刚向国际社会庄严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就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做出重要战略判断：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见之大变局。2020年春，当疫情造成的影响和冲击日趋凸显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许多重要场合反复强调：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使这一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百年大变局之所以受到如此高度关注，主要是因为在这一百年大变局中，中国与世界形成越来越密切的内在关联和越来越强烈的互动关系：世界大变局的每一重要演变趋向，都凸显着鲜亮的中国身影；中国新时代的每一重要演进态势，都凝聚着厚重的世界背景。更加重要的是，由于世界处在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当中，本身即充满着多层面的不稳定、不确定性，疫情又在推动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同时，也导致这种不稳定、不确定性更加严重，甚至全面恶化了，从而导致国际环境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世界局势空前复杂多变、难以把控。在此背景下，如果依旧延续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的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越来越难以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尤其是发展的稳定和安全。于是到2020年初夏，习近平总书记又在许多重要场合明确指出，要加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秋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这一重要战略思想融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依据这一《建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更使这一重要战略思想得以全面贯彻落实。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建议》进行说明时又着重指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绝不是要重新回到封闭，而且还要进一步扩大开放，要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全力打造新开放布局。
本文即拟以上述战略思想为指导，就如下重大问题进行初步探讨：第一，当今世界面临的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到底显现哪些重要变化趋向，态势如何？第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世界大变局，到底产生哪些重要加速效应，程度怎样？第三，步入新时代的中国与百年大变局中的世界，到底形成怎样的内在联系，如何互动？第四，踏上新征程的中国如何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大变局，怎样选择？笔者深知能力有限，肤浅乃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一、世界面临百年大变局
在2017年10月十九大闭幕两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底外交部举办的驻外使节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首先要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1]此后又在许多重要场合反复强调这一重要战略思想，以致不仅成为中国高层关于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的基本判断，也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认同。关于这一世界百年大变局的主要变化趋向与总体演进态势，各界迄今尚未完全达成共识，但如下几大层面似能得到普遍认同。
（一）新兴市场群体快速崛起
迄今为止的世界，始终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综合实力在世界格局中始终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另方面更因为维持世界有机体正常运行的总体规则框架，始终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来制定和掌控的。但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一大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了新一轮全球化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形成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更是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且将这一增长优势保持了30年之久。结果必然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比重、地位和影响力快速提升，对始终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格局产生了日趋深广的影响和空前强烈的冲击，从而成为世界百年大变局最重要的变化趋向。如前文所述，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底首次谈到世界面临百年未见之大变局时，首先指出的就是“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务院新闻办2019年9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也明确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2]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的基本态势，可从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快速攀升得到明证。若按购买力平价（ppp）来测算，这一占比在2000年仅为43.3%，到2008年即攀升至51.2%，首次超过了发达国家，2020年更攀升至57.6%，而发达国家所占比重，则由2000年的56.7%降至2020年的42.4%。若按名义汇率来测算，这一占比在2000年仅为20.9%，到2020年已攀升至40.4%，2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而在全球经济增量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即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期也由30%上下攀升至60%左右，同样翻了一番。[3]
（二）大国实力对比快速变化
迄今为止的世界，还始终是由少数大国乃至个别大国主导的世界。一方面是因为大国在世界整体格局中实力和地位举足轻重，如在2020年的全球经济总量中，美国一国占到24.6%，加上中国占到42.1%，再加上日本即“世界前三强”则占到48%[4]；另方面更因为在世界政府缺位的背景下，维持世界有机体正常运行的总体规则框架，或曰国际公共物品，主要由大国、少数大国甚至个别大国来主导和掌控。但到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步入新世纪之后，主要大国实力对比关系开始显现快速变化趋向，随之而来的是，主要大国对世界的主导能力和意愿显现快速调整势头，从而成为世界百年大变局另一重要变化趋向，甚至成为世界百年大变局中面临的最重要、最核心问题。本世纪以来大国实力对比变化的总体态势和主要趋向，集中体现于美国、中国和日本等“世界前三强”之间，位居其后的其他大国，无论是“大”的程度，还是“变”的速度，都无须将其作为主要观察对象。而中美日实力对比变化的总体态势与主要趋向，又突出表现为中国的实力和地位快速提升，而美国和日本的实力和地位持续下降。如在本世纪的头20年（2000—2020年），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由3.5%提升至17.5%，提升了14个百分点，而美国所占比重则由30.1%下降至24.6%，下降了5.5个百分点，日本所占比重更由14.6%下降至5.9%，下降了8.7个百分点。很明显，这20年美日两国在全球经济占比中损失的（14.2个百分点），恰等于中国在全球经济占比中得到的（14个百分点）。结果是中国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同期由11.6%提升至71.1%，20年间提升了59.5个百分点。而中国相当于日本经济总量的比重，同期更由不足1/4（23.97%）提升至近三倍（2.97倍）！[5] 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霸权地位甚至“一统天下”，是建立在其包括经济实力在内的雄厚的综合国力的基础之上的，伴随上述大国实力对比关系快速变化，尤其是美国实力和地位显著下降，而中国实力和地位急速提升，美国的霸权地位似乎已不再牢不可破，“天下”也越来越难以由美国独家“一统”。在此背景下，中国虽无意与其争夺霸权，美国却以惯性思维方式，将中国视为其霸权地位的最大挑战者，从而毫无道理地全面遏制和强力打压中国。由此引发的大国战略冲突，越来越成为世界在百年大变局中面临的核心问题。
（三）全球治理体系快速变革
世界百年大变局始终伴随的一个关键议题，是如何对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进行越来越必要的全球治理。2019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受邀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巴黎）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最严重问题是存在着四大赤字，放在首位的重中之重，就是“治理赤字”，此外还有“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6] 全球治理赤字受到如此高度重视的基本背景之一，是步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全面提速，对全球治理提出更加强烈的需求，而在供给层面，以往担当全球治理主要功能的多边体系却陷入了困境，越来越难以提供充足的国际公共物品，来满足全球化对全球治理空前增强的需求，产生了越来越严重“供不应求”即治理赤字。在全球经济治理层面更是如此。如在全球贸易投资治理领域，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国际贸易投资规模迅速扩大、领域不断拓展、业态全面创新、程序日趋繁杂，亟待调整、完善和强化全球贸易投资治理体系，而担当全球贸易投资治理主要职责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却因谈判进展迟缓（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本应在2005年完成，而在16年后的今天仍看不到完成的希望）、重要机制停摆（如被称之为“wto皇冠上明珠”的上诉机构因美方阻挠成员遴选而陷入瘫痪），而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结果是全球贸易投资领域的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贸易投资摩擦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全球贸易投资活动的顺利运转和正常扩大。又如在全球金融货币治理领域，面对上世纪90年代后以各种形式在全球蔓延的金融货币危机，担当主要治理职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却束手无策、鲜有作为，而为完善和强化其职能的改革又进展迟缓，甚至停滞不前。此外，在气候变化、发展议题等层面，全球治理也存有严重问题，赤字累累，亟待完善和强化。
（四）区域合作格局快速调整
在上述全球治理赤字严重，多边治理体系陷入困境之后，为填补多边体系留下的治理空白，各种形式的区域治理框架开始蓬勃兴起，全面展开，快速推进，以致形成“欧洲—北美—东亚”“三极”格局，且在很长时期，这一“三极”格局还呈“欧洲领先—北美跟进—东亚滞后”的总体态势。但到近期，这一态势却在发生重大调整：领先的欧洲和跟进的北美双双遭遇重大波折，而滞后的东亚却呈全面推进、后来居上之势。在欧洲，英国脱欧已对对欧盟框架造成严重冲击，更严重的是在其他欧盟成员国，包括作为欧盟主要支柱的法国和德国，也已形成分裂欧盟的日趋强烈的社会政治潮流。如在2016年英国举行脱欧公决时，法国正在准备翌年的总体大选，在大选中对现任总统马克龙形成巨大竞争压力的勒庞（marine le pen），在其竞选纲领中也带有鲜明的“分裂欧盟”、“法国脱欧”倾向。在北美，特朗普上台对美国主导的两大区域合作框架造成巨大冲击。先是让美国退出了奥巴马时期全力主推的tpp，后又对克林顿时期美国主导形成的nafta“推倒重来”，逼迫墨西哥和加拿大完全按照“美国优先”的原则，重新签署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而与此同时，东亚的区域合作却在全面展开、快速推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主要表现，一是美国退出tpp后，东亚的日本接过主导权，以cptpp的形式得到全面落实，且其影响和号召力还在进一步扩大，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也提出了加入申请（或意愿）；二是东盟在以其为中心已经形成四对“10 1”和一对“10 2”的基础上，于2012年提出rcep谈判，之后在有关各方尤其是中方的支持下快速推进，到2019年取得重大进展，绕开了此前存在的唯一最大障碍——印度；三是中日韩合作在经历了2012年“岛争”导致的停滞后，从2018年重归正常轨道，2019年中国在成都举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四是2015年中国与东盟开启的自贸区“升级版”谈判顺利推进，2019年终于完成并开始落实，2016年中国还与湄公河流域的东盟五国启动了“澜湄合作”机制；……。
（五）世界经济中心快速转移
地缘结构变化、经济中心转移，也是世界百年大变局的重要变化趋向。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先是以英国为中心的西欧从而欧洲地区位居前列，后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地区后来居上，从而使欧美（西方）长期在世界经济地缘布局中占据中心地位。这一中心地位不仅体现为欧美（西方）在全球经济规模和总量中占据主体和主导地位，更重要的还体现为全球经济运行的总体规则框架，完全是由欧美（西方）来制定和操控，西方价值观和体制模式更成为全球主流。但到上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显现高速增长势头，60年代“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随之起飞，70年代“亚洲四小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紧随其后，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快速增长，90年代越老柬缅逐步跟进，从而形成东亚经济整体快速崛起的强劲势头。世界银行在1993年曾专门发布报告，将其称之为“东亚奇迹”。伴随东亚地区经济整体快速崛起，其在世界经济地缘布局中的比重和地位快速提升，从而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和重心。世界经济中心向东亚转移，东亚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中心，遂成世界百年大变局的重要变化趋向。如到2000年，东亚rcep15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已提升至23.1%，2019年更提升至29.7%，已经高于美加墨等北美三国所占比重（27.9%），更明显高于欧盟所占比重（17.9%，加上刚刚脱欧的英国也仅占21.2%）。显而易见，东亚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三大世界经济中心之一，而这三大中心合在一起，已占到2019年全球经济总量的约78.8%！从增量看，东亚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更加明显，近年东亚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维持在40%左右，其中中国一国即占到30%以上。[7]
二、疫情加速世界大变局
处于百年大变局中的世界，到2020年又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疫灾，即所谓“世纪疫灾”。迄今疫情已在全球肆意蔓延达两年之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甚至堕入完全失控状态，造成空前深重的生命危机和经济衰退，产生空前深广的全局性、历史性影响，也强烈冲击和全面加速了世界百年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及时关注和高度重视世纪疫灾对世界变局的影响和冲击，在许多重要场合反复强调：“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为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8]那么，世纪疫灾加速世界变局，到底加速到了何种程度？演变到了何种状态？
（一）疫情加速新兴市场群体崛起
由于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严重断裂、同时也导致全球需求严重萎缩，世界经济陷入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2020年全球经济出现3.1%的负增长，创下二战以来最大衰退降幅。但到2021年，全球经济又将形成“补偿性”或“报复式”反弹，预计增长率将回升至5.9%。而在疫情导致的2020年严重衰退和2021年强力回升过程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又整体显示“衰退更轻、回升更劲”的突出特点：2020年其负增长为2.1%，意味着比全球平均和发达国家分别少下降了1个和2.4个百分点；2021年其正增长为6.4%，又意味着比全球平均和发达国家分别多增长了0.5个和1.2个百分点。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显然是疫情进一步加速了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和地位加速攀升，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的势头。当然，不同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剧烈波动中，表现也存有巨大差异。其中东亚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表现，要明显优于世界其他地区。而作为全球最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不仅在2020年全球和新兴市场总体上严重衰退的同时，还保持了2.3%的正增长，而且在2021年的全球和新兴市场总体回升过程中，又保持了更加强劲的反弹势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高达8.0%。[9]更加重要的是，疫情进一步暴露出发达国家主导和主张的治理模式存在的严重缺陷，无论是在疫情防控方面，还是在经济恢复方面；无论是在国内治理方面，还是在国际合作方面，发达国家的表现更加乏善可陈，从而也进一步削弱了发达国家对全球的主导性和影响力，广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寻求自主崛起的诉求将更加强烈，地位也随之进一步提升。
（二）疫情加速大国实力对比变化
在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剧烈波动中，上述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显现的“衰退更轻，回升更劲”特点，在大国尤其是“世界前三强”之间，表现更加突出：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衰退更轻，回升更劲”的特点更加明显。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2020年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3%、-3.4%和-4.6%，即中国分别比美国和日本少下降5.7个和6.9个百分点；2021年又分别为8.0%、6.0%和2.4%，即中国分别比美国和日本多增长了2个和5.6个百分点。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中国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在2019年已达到67.1%的基础上，2020年提升至71.2%（——这应该是在2010年前日本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一路追赶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曾经达到的历史最高水平），2021年更将达到73.5%。从而意味着，一场疫情，短短两年，将中美经济实力差距一举从2/3强提升到了3/4弱！而从中国相当于日本经济总量的倍数看，2019年为2.8倍，2020年扩大至2.9倍，2021年更将扩大至3.3倍。与之相应，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从2019年的16.4%，提升至2021年的17.8%，进一步提升了1.4个百分点，而同期美国和日本则分别下降了0.2个和0.5个百分点。[10]在中美日实力对比变化的历史进程中，此前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是中国在经历2008/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2010年首次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加上目前疫情带来新变化的现实，很容易让人产生如此联想：中国独特的体制或制度优势，似乎具有更加明显的“化危为机”能力，每当遭遇重大危机时，都反而能借机促使自己的实力和地位得到突破性提升。
（三）疫情加速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疫情爆发之后，全球治理层面存在的严重赤字问题暴露得更加充分，造成的后果也更加严重。尤其是在作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的全球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两大方面，几乎看不到联合国系统的实质性作为；本应担当重任的世界卫生组织，面对疫情蔓延显得那么无能为力；面对全球金融震荡和市场波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显得那么力不从心；面对全球贸易阻塞和产业链条断裂，世界贸易组织显得那么难有作为；诸如此类，显然都是疫情爆发之前就已存在的老问题，而所有这些老问题在疫情爆发之后都进一步恶化了，从而也进一步加大了变革的迫切性和紧要性。步入后疫情时代，全面变革和全力完善全球治理，越来越成为摆在世界各方、尤其是大国面前的重大课题。[11]而在此层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由于“世界政府”缺位，全球治理所需公共物品只能主要由大国来提供，在一战以前主要靠英国来提供，二战以后主要靠美国来提供。战后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和主要国际组织，都主要是在美国一手主导和掌控之下建立和运行的，且在上世纪50、60年代，对世界政治的相对稳定和世界经济的顺利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到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由于自身实力衰弱尤其是诉求变化，其对全球治理体系和重要国际组织的主导和掌控力已经开始弱化。而在2017年初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又进一步开始在全球治理领域“自我否定”，或者不断退出自己一手建立和主导的重要治理体系，如巴黎气候协定、伊核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等；或者对尚未退出的全球治理机制横加干预甚至破坏，越来越由以往的“建设者”变为现在的“破坏者”，如对疫情背景下更需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横加指责和无理刁难，对本已处在运营困境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人事阻挠和经费削减等。由此导致全球治理变革的需求虽更加迫切，而变革的难度却在空前增大。
（四）疫情加速区域合作格局调整
疫情对区域合作格局产生的加速效应，主要是欧美两极的区域框架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两大当务之急鲜有作为的同时，而东亚区域合作却更加凸显其固有的“危机驱动”特点，主要框架下的区域合作全面活跃，后来居上势头更加强劲，且大有逆势而上之势。面对突如其来的世纪疫灾，2020年2月20日及时召开了“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特别外长会”，据报道当与会外长在会议开始前手拉手合影时，全场高喊：“武汉加油！中国加油！东盟加油！”，场面让人动容。一个月之后，又发起召开了中日韩关于新冠疫情特别外长会。在此基础上，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于2020年4月14日正式举行，与会的李克强总理就10 3抗击疫情合作提出三点倡议：一是全力加强防控合作，提升公共卫生水平；二是努力恢复经济发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三是着力密切政策协调，抵御各类风险挑战。会议发布的《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联合声明》就加强公共卫生合作，携手战胜疫情等达成十八项共识，对疫情肆虐的世界带来希望，提振信心，能量满满。更加重要的是，疫情并未阻挡rcep前行的步伐。在疫情导致15国商务外交人员地理阻隔的背景下，有关各方充分利用线上交流、谈判，终于在2020年11月15日，在15国领导人的见证之下，正式签署了rcep。此后有关各方又在各自国内积极推进法律审批程序，目前已达到rcep正式启动落实的全部条件（东盟10国中6国，中日韩澳新5国中3国正式通过国内审批程序），2022年1月1日将正式启动落实。这意味着在领先的欧洲，欧盟框架遭遇冲击；在跟进的北美，美国主导的两大框架遭遇波折的同时，在东亚却逆势建成了占到全球人口和经济总量30%、贸易总量29%的全球最大的区域合作框架！此外，其他框架下的区域合作也在疫情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刚刚于2021年11月22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进一步将中国-东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就进一步推进总体关系、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地区和国际等层面的合作达成更全面共识。中国国家主席与会发表重要讲话，对未来中国—东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五点重要建议，即共建和平家园、安宁家园、繁荣家园、美丽家园和友好家园，明确指出“我们要全面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作用，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领域合作，共建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12]
（五）疫情加速世界经济中心转移
上述东亚区域合作在疫情背景下逆势而上，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两大层面进一步加强合作，产生了较好效果。从迄今为止近两年的总体情况看，无论是在疫情防控，还是在经济复苏方面，东亚地区总体上都显现出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加优异的成效。在疫情防控方面，东亚地区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大约十分之一。[13]由于疫情防控效果更好，也为东亚地区减缓经济衰退和促进经济恢复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1年10月数据，在2020年的经济严重衰退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亚洲要分别比全球平均、发达国家、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少下降2.3个、3.7个和1.3个百分点；在2021年的“补偿式”回升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亚洲又分别要比全球平均、发达国家、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多增长1.3个、2个和0.8个百分点。在目前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波动中，东亚地区显现的这种“衰退更轻，回升更劲”的特点，显然意味着疫情进一步加速了世界经济中心向东亚的转移。
三、中国与世界高度互动
在上述百年大变局的快速展开并因疫情而全面加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与世界形成越来越密切的内在关联和越来越广泛的高度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在世界百年大变局的每一重大层面，都占据有重要地位，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百年之变，中国是强劲动因。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另方面，世界也为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全面复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百年之兴，世界是坚实背景。中国越来越离不开世界。
（一）世界变局的中国身影
作为已经并仍在快速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百年大变局的积极引领者、强力支撑者和主要推动者。世界百年大变局的每一重要变化趋向，都凸显出十分鲜亮的中国身影。
——中国是新兴市场群体崛起的主要引领者。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百年大变局的重要趋向，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快速和加速崛起，离不开中国的引领。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此前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效，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强力推动作用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开始显现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并越来越成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快速崛起的主要引领者，其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和地位同时也得到快速提升。1990-2020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由22.1%提升至40.4%，30年间提升了18.3个百分点，其中中国一国即贡献了15.8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84.7%。中国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同期也由7.6%攀升至43.3%，攀升了35.7个百分点。[14]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在正确义利观指导下，通过不断增大对落后发展中国家援助、拓展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贸关系、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等途径，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快速和加速崛起，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中国是大国实力对比变化的主要体现者。这在前文已有明确表述。前文所引数据已可充分证明，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快速变化，集中表现在美国、中国、日本等“世界前三强”之间，而中国快速崛起和全面复兴，无论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比重和地位的快速攀升，还是与美日实力对比的不断强化，又都是“世界前三强”实力对比总体快速变化的集中体现。
——中国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要担当者。在“世界政府缺位”的背景下，大国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者和国际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快速变化，同时也导致不同大国对全球治理的主导能力和意愿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在全球第一大国美国的主导能力与意愿明显退化的背景下，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治理变革最重要的担当者。
——中国是区域合作格局调整的主要推动者。在区域合作格局加速调整、东亚合作后来居上甚至逆势而上的过程中，中国更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无论是以往中国在与东盟合作中创造的多个“第一”，还是目前rcep成功签署并即将正式启动，均能充分证明中国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主要促进者。世界经济中心加速向东亚转移，越来越依靠中国快速崛起产生的支撑和促进作用，绝大部分东亚经济体都在很大程度上搭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便车”。如果说，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东亚奇迹”的创造，主要是靠日本来引领和带动的，那么在此之后“东亚奇迹”的再造，则主要依靠中国来推动和支撑。2000—2020年，中国对rcep15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3.2%，其在rcep15国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同期也由15.9%攀升至56.5%，20年间攀升了40.6个百分点。[15]
（二）中国崛起的世界背景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步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全面复兴，也离不开百年变局中的世界提供的难得机遇、创造的有利条件和奠定的坚实基础。总体上看，中国的快速崛起与全面复兴，是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为条件和基础的。在1979-2020年40年间，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9.2%，创造了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实现，从多个重要层面高度依托了此间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崛起本身即是在与世界变局的密切关联和高度互动中实现的。其中最应予以高度关注的是如下几大层面：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众所周知，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工作中心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总设计师”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如果时代主题依然是此前主流判断认定的“战争与革命”，党和国家工作中心只能依然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备战备荒”上，而不可能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显而易见，没有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没有全面展开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全面复兴。
——改革与开放的历史潮流。而且，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也顺应并有效利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从当时的世界潮流看，先是上世纪70年代末撒切尔在英国开始私有化改革，后是80年代里根在美国搞“里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之后到90年代又通过《华盛顿共识》把新自由主义改革推向世界。与此同时，原苏东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从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的改革探索。另一方面，到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也步入了全新阶段。从而形成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受这一历史潮流影响，并在有效利用这一历史潮流的基础上，中国选择了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道路与开放方式，从而促成了自身的快速崛起和全面复兴。
——稳步扩大的国际市场。伴随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国际市场快速扩大，国际贸易越来越超过世界经济的增速和增幅。国际市场稳步扩大，为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国际环境，通过对外贸易快速扩大，支撑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从1980年到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由381.4亿美元猛增至46462.6亿美元，40年间增长了120.8倍！在2008/09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对外贸易占当年gdp%）最高时（2006年）曾高达64.2%，其中出口依存度曾高达35.4%。[16]由此不难判断，稳定扩大的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出口导向型高速增长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加速流动的国际投资。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以跨国公司快速发展、国际投资加速流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全面形成为主要特征。中国也有效利用了这一机遇，积极引进外资，在满足国内资金不足的同时，推动了现代产业体系的快速形成和壮大，为快速崛起和全面复兴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产生了巨大推动和支撑作用。在1979-1982年，中国每年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只有5.9亿美元，“七五”时期（1986-1990年）也只有29.3亿美元，“八五”时期（1991-1995）开始明显扩大，达到228.4亿美元，到“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更扩大至1349亿美元，相当于1979-1982年的228.6倍！[17]
——先进技术的国际传播。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还表现为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管理方式在全球范围广泛传播。中国积极利用这一历史机遇，从国外尤其是欧美日韩等先进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加快推进产业升级和现代化，为快速崛起和全面复兴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战略资源的国际调配。伴随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全面进步，中国遇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战略资源瓶颈，而通过扩大进口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国内迅速扩大的需求，弥补了越来越大的战略资源缺口。
四、如何应对世界大变局
中国与世界在百年大变局中的密切关联和高度互动，遭遇2020年开始的世纪疫灾深广影响和强烈冲击后，又在许多重要层面形成全新态势。步入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也遭遇到空前严重的新挑战。如何紧抓新机遇，直面新挑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越来越成为决定刚刚踏上的新征程能否行稳致远的关键。步入新时代的中国如何应对处于大变局中的世界，是中国在新征程上面临的最重要的战略选择。
（一）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
如前文所述，中国快速崛起和全面复兴，有着极其深广、十分厚重的世界背景。作为中国快速崛起和全面复兴的基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建立在长期贯彻实施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多层面充分、有效利用世界百年大变局提供的有利环境、机遇和条件的基础之上的。但是，长期坚持积极参与和全面融入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模式，也带来很多消极后果和严重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对外部环境和国际市场的依赖过高过重。如前所述，在2008/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一度分别高达64.2%和35.4%。这意味着一年创造的产值，要有1/3以上必须通过出口、到国际市场去实现。而一旦国际市场出现波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就很难保持稳定。2008/09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剧烈波动，已经充分暴露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促使我们已经开始通过扩大内需，来有意识地降低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并取得一定效果，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开始明火执仗地发起对华贸易制裁，并推动其盟友与中国经济强行“脱钩”以阻遏中国崛起，导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开始明显恶化。而当2020年疫情蔓延造成世界经济深陷衰退，全球供应链严重断裂，国际市场急剧萎缩，跨国投资剧烈波动，更导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全面恶化。面对世纪疫灾加速世界变局导致的空前严重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为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和完全，从2020年初夏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即在许多重要场合反复强调：必须加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秋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这一重要战略思想融入《建议》。2021年春通过的《纲要》，则使这一重要战略思想得到全面贯彻实施。据此，伴随十四五规划的实施，中国开始加速推进发展格局的重大调整和深刻转型：由以往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快速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世纪疫灾加速世界变局，对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和安全造成广泛影响和严重冲击之后，及时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也是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在历经近40年的贯彻实施，既取得重大成就也面临严重问题的基础之上，必然做出的重大历史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建议》进行说明时明确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对我国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几年，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逆全球化趋势加剧，有的国家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18]
（二）全力打造新开放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述说明中同时还指出：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议》则从许多重要层面，对“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做了明确规定。《纲要》更是专设“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一篇（第十二篇）分三章（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章）做出了全面、系统规划。综合已有重要文献资料与笔者观察分析，在新发展格局的“双循环”背景下，在十四五及未来更长时期全力打造的新开放布局，应该显现如下重要特点。
——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市场。以往很长时期，中国对外开放主要面向发达国家，主要目的是学习其先进技术、经营方式和经济体制，引进其直接投资和产业体系，并拓展其市场。而伴随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快速崛起，尤其是疫情中的加速崛起，其在中国对外经贸布局中的地位势将得到全面、快速提升。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市场，越来越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新布局的重要调整方向。
——从欧美主导到东亚中心。中国对外开放最初就是从周边起步的，港台日韩占据重要地位。但随后地缘重心越来越转向西方，美国和欧盟随之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主要对象和引进外资主要来源。而伴随世界经济中心和重心加速东移，东亚地区在中国对外经贸布局中的地位必将快速提升。疫情期间出现的重要变化，是东盟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中国对东盟贸易达到6846亿美元，首次超过了欧盟的6495亿美元。若将东亚的东盟、日本、韩国和香港、台湾加在一起，则占到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近40%（39.3%）。[19]
——从扩大出口到促进进口。伴随贸易竞争力不断增强及其他层面相应变化，中国出口增长始终明显快于进口增长，开始持续保持贸易顺差且其规模迅速扩大。1980-2020年，中国进口贸易仅增长了102倍，而出口贸易则增长了142倍，结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即稳定地成为贸易顺差国，2020年顺差规模达到5350.4亿美元。[20]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之一，是对外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把对外贸易战略主动转向积极促进进口，从扩大出口到促进进口越来越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布局调整和优化的主要方向。举行一年一度的国际进口博览会，即是为此而采取主要举措之一。
——从引进外资到对外投资。步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开始将引进外资作为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向，外资引进规模开始迅速扩大。步入新世纪，中国开始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开始迅速扩大，以致到2015年，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引进外资，使中国首次成为净资本输出国。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688.1亿美元，到2016年更增至1961.5亿美元，之后受全球国际投资萎缩的影响，到2019年又减少到1369.1亿美元，但仍继续稳居全球第二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的地位，占到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10.4%[21]。从引进外资转向对外投资，由此也成为中国调整和优化对外开放布局重要方向，未来这一方向还将进一步强化。
——从东南沿海到西北沿边。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始终以面向太平洋的东南沿海开放为地缘重心，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其他地区只能通过接受东南沿海开放带来的间接传递效应，从而处于相对滞后状态，包括西北沿边地区。而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标志，面向亚欧大陆的西北沿边开放，正越来越成为目前及未来对外开放的地缘重心，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地缘更加均衡的全方位开放。而中欧班列的迅速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对外开放的地理限制，更显现全方位开放的未来潮流。
——从制造部门到服务领域。加入wto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一步，由此导致的所谓“狼来了”，所影响和冲击的主要是制造业，尤其是汽车家电业。而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部门格局，越来越转向了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业。
——从要素开放到制度开放。以往对外开放，主要侧重于商品、资本、劳务等生产要素的对外开放和自由流动，目前正将对外开放的重心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纲要》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
——从扩大开放到确保安全。如何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同时，确保海外利益和国内产业、市场和经济安全乃至国家总体安全，越来越成为打造新开放布局面临的首要问题。《纲要》把确保安全放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要通过各种切实可行的措施，统筹发展与安全。要在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的基础上，确保经济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与安全。
——从被动顺应到主动引领。伴随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国在对外开放领域，尤其是在新一轮国际经贸投资规则的重塑和创新层面，越来越从以往的被动顺应，转向主动引领。在全球治理领域积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即是主动引领的主要表现。
——从多边体系到区域框架。作为实力不断增强、地位快速提升的世界大国，中国越来越在全球治理层面发挥着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而且既要重视多边体系，积极发挥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体系和国际组织中积极作用；更要重视区域框架，全面参与和积极推进各个层级的区域合作，目前的核心任务，一是确保rcep于2022年1月1日正式全面启动，二是早日加入cptpp，三是重启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四是督促欧方早日落实中欧投资协定。
注释：
[1] 《习近平接见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央视网: http://news.cctv.com/2017/12/28/articjxjemytksv6za8qiz9x171228.shtml;2021年11月26日登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928/c1001-31377956.html；2021年11月17日登录。
[3]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21年10月数据计算；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1/october；2021年11月27日登录。
[4]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21年10月数据计算；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1/october；2021年11月27日登录。
[5]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21年10月数据计算；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1/october；2021年11月27日登录。
[6] 参见《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0997013；2021年11月27日登录。
[7]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21年10月数据计算；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1/october；2021年11月27日登录。
[8] 《习近平：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929134；2021年11月27日登录。
[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1年10月，第115页。
[10]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21年10月数据计算；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1/october；2021年11月28日登录。
[11] 参见江瑞平《世纪疫灾加速世界变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载《日本问题研究》2021年第4期。
[12] 《习近平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外交部官方网站：
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202111/t20211122_10451226.shtml；2021年11月28日登录。
[13] 参见江瑞平《世纪疫灾加速世界变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载《日本问题研究》2021年第4期。
[14]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21年10月数据计算；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1/october；2021年11月28日登录。
[15]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21年10月数据计算；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1/october；2021年11月28日登录。
[16] 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2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5月版，第23页、96页数据计算。
[17]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2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5月版，第106页。
[18]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共产党员网：https://www.12371.cn/2020/11/03/arti1604398335591133.shtml；2021年11月29日登录。
[19]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2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5月版，第105页。
[20]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2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5月版，第96页。
[21] 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20年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