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1972年恢复邦交正常化，中日关系已走过整整半个世纪的历程，步入了知命之年。由于围绕中日关系的各自、地区和全球环境均已发生全面、深刻变化，导致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依然存有诸多事关重大、亟待重新认知的“未知”。本文主要从两国各自的基本发展态势、环绕周围的东亚地区秩序，以及身处其中的世界百年变局等三大层面，对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重新认知。在两国各自发展态势层面，主要分析了增长态势逆转、实力对比变化、依存位势转变、政经互动态势改变等产生的多重影响，对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了新的定位；在东亚地区秩序层面，重点讨论了中日关系发展与东亚秩序演变之间的多重关联和高度互动，基于东亚增长奇迹和合作奇迹的创造与再造的地域视域，对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了新的观察；在世界百年变局层面，系统探究了世界百年变局快速变化和加速演进，尤其是新兴市场群体快速崛起、全球治理体系快速变革、大国实力对比快速变化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对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
关 键 词：中日关系 知命之年 双方态势 地区秩序 世界变局
载《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无疑是必须高度关注、颇值永久纪念的重大历史事件，无论是对两国各自发展趋势，还是对地区秩序和全球格局，均产生了极其广博和深远的影响。自此之后，中日关系一路走来，风雨兼程、起伏交替、善恶轮转，迄今已度过整整半个世纪的岁月，迎来了知命之年。然而，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由于各自、地区和全球环境均已发生了并仍在发生着全面、深刻变化，导致无论是回望历史、抑或是展望未来，依然存有诸多事关重大的“未知”，亟待进行重新认知。
中日关系的新一轮波动，源于2012年秋日本政府非法推动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在恶性互动中走向谷底，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双方领导人长期中断互访。以2017年春中国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标志，中日关系开始在良性互动中逐步转圜，2018年实现双方领导人互访，直至2019年6月双方领导人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按此趋势，中日关系似可实现彻底转圜，迎来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但此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又对逐步转圜中的中日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和深刻影响。一是步入2020年，一场百年不遇的世纪疫灾突如其来，对世界变局造成广泛而深远影响，原定2020年春实现的习近平主席访日也被迫取消，疫情肆意蔓延给中日关系平添重大变数；二是日本政坛再度发生重大震荡，长期、稳定控制日本政局的安倍晋三首相突然辞职，继任的菅义伟也未逃脱“一相一年”的“宿命”，刚上任的岸田文雄能走多远尚待观察。首相频繁更迭必然导致日本对华政策更加不稳定、不确定。三是对半个世纪中日关系始终产生高度影响的“美国因素”，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奉行单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把中日两国“推向一起”；而继任的拜登政府却在不遗余力地拉拢盟友，要共同应对所谓“中国崛起引发的挑战”，日本是其在东亚最主要的盟友从而最主要的拉拢对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把中日两国“分裂开来”。四是长期滞后的东亚地区合作，在疫情中排除障碍、逆势而上，rcep（区域全面解决伙伴关系协定）继2020年11月15日正式签署后，2022年1月1日如期生效。中日关系与东亚合作始终是在密切互动中并行推进的，“地区因素”势必将对中日关系进一步产生重大影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给重新认知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注入了丰富生动、多元作用的现实元素。
重新认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关涉众多视域和视角，其中最应关注的，无疑是两国各自的发展态势、环绕周围的东亚地区秩序，以及身处其中的世界百年变局等三大层面。本文即拟从这三大层面，对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重新认知。能力所限，意在“抛砖”，肤浅甚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围绕双方发展态势的新定位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并由内政决定、为内政服务。中日关系首先是建立在中日两国各自发展态势的基础之上，为双方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服务的。从50年前恢复邦交，到50年中发展演进，再到50年后重新定位，整个历史进程都首先要受双方发展态势的影响乃至决定。而此间双方发展态势的最大变化，是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长期萧条，中国经济由长期停滞转向高速增长；由此导致中日实力对比关系发生根本逆转：中国由弱趋强，日本由强转弱；进而导致中日双方在经济互利不断增强的同时，相互依存地位却发生了根本异变；从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治互信与经济互信的严重背离，甚至出现两者之间的恶性互动；如何推动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之间的关系，从恶性互动转向良性循环，成为中日关系在知命之年面临的最大问题。需要略加说明的是，中日关系关涉众多方面，涵盖政治安全、历史问题、岛屿争端、国民情感等诸多重要领域或因素，此处之所以聚焦经济，主要基于两大考虑：一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是基础，占据主导地位，发挥决定作用；二是尊重中日关系演进史实，经济层面的变化是根本性、主导性变化，其他层面的重大变化皆主要由其引发和促动。
（一）中日经济增长态势根本逆转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前后，中国仍处于“文革”后期，连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内乱，打内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整个国家积贫积弱。而日本则刚刚经历了长达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1968年即明治维新100周年之际，超过前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国强民富。长期停滞、积贫积弱的中国与高速增长、国强民富的日本，构成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开启半个世纪发展进程的历史原点和起始基础。恢复邦交正常化后的不久，日本经济遭遇了石油冲击和接踵而至的“滞涨”，中国经济仍在等待着通过改革开放摆脱长期停滞，双方经济发展均处在相对困难、期待转折的时期。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富起来”的历史进程，日本则在应对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凸显出明显优势。到1980年代，中日两国迎来了经济同步快速增长的“双优”时期，也是中日交往最密切、友好合作最顺畅的一段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史实，是在中国一度形成“改革学日本，开放对日本”的热潮。在1980年代中期，中国对外开放主要是对外贸易，而对日贸易又在对外贸易布局占据举足轻重地位，1985年对日贸易一度占到中国外贸总额的28.5%[1]。但在步入1990年代后，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明显分化：中国经济逐步形成持续高速增长势头，日本经济却因泡沫破灭陷入了长期萧条。中国经济从长期停滞转向高速增长，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入长期萧条，成为重新认知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必须首先关注、高度重视的最大变化。从1991年到2020年，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平均高达9.3%，而同期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简单平均）只有0.8%！图1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近30年中日经济增长趋势的显著分化，除1990年外，几乎在任一年份，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明显高于日本。
图1 中日经济增长趋势比较（1990-202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第26页；
日本内阁府「令和３年度 年次経済財政報告」，p261。中国为历年、日本为财年。
（二）中日实力对比关系显著变化
上述经济增长态势势出现根本逆转的结果，必然是中日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发生显著变化，从而彻底改变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启半个世纪发展历程的历史原点和起始基础：中国积贫积弱而日本国强民富。中日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是从19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中国经济步入高速增长开始的。如图2所示，直到1990年，中国的实际gdp才是日本的12.4%（大约1/8），日本大致是中国的整整8倍，考虑到中国人口大致是日本的10倍，则意味着中国在改革开放12年之后，人均gdp才是日本的1/80！充分证明当时的中国是多么贫穷弱小。但之后中国追赶和超越日本的步伐越来越快，呈明显加速之势。到2000年，中国已达到日本的24.1%（大约1/4），意味着用10年的时间中国从相当于日本的1/8追到了1/4，整整翻了一番。而实现第二个翻番，从相当于日本的1/4再追到1/2，仅仅用了5年，到2005年中国即相当于日本的47.4%。再过5年即到2010年，中国已达到日本的1.05倍，这意味着中国已超过日本并取而代之，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之后，则开始快速扩大对日本的优势，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相当于日本的2.95倍。上述gdp总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只是中日实力对比关系显著变化的总体表现，与之同时发生急剧变化的，还有贸易实力或竞争力、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规模、金融实力与外汇储备、以及世界大企业排位等。如2020年中国对外货物贸易高达43660.3亿美元，继续位列世界第一，相当于日本12067.8亿美元的3.6倍！[2]
图2 中日经济实力（gdp）对比变化（1990-2020，亿美元）
资料来源：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世界经济展望》2021年10月数据库。
（三）经济相互依存位势彻底转变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东亚近邻，经贸交往占据明显地理之便，还分列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又都崇尚对外开放，或以外向型发展模式著称，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自然呈现不断强化之势。但伴随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显著变化，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在强度不断提升的同时，位势却在发生彻底转变。其基本态势和总体特征，是中国对日本的经济依赖程度不断下降，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快速提升。这在贸易关系层面体现得最为明显。如图3所示，对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在1980年高达25.4%，1985年更高达28.5%，之后不断下降，到2020年已骤降至6.5%，比1985年的高点下降达22个百分点。而对华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在1980年只有3.7%，之后虽有波动，但到1990年代后开始呈直线上升之势，1990年为3.1%，到2020年剧升至23.5%，从1990年的低点上升了20.4个百分点。转折点应该出现在2004年，在这一年，日本对华贸易占比首次超过中国对日贸易占比，由此开始形成“日本经济更加依赖中国，中国经济更不依赖日本”的明显转变态势。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10851.99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9752.73亿美元），比中国经济规模首次超过日本（2010年）提前了6年，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需主导型特点，甚至比一贯倡导“贸易立国”的日本还要明显。图3数据还清楚表明，目前日本对外贸易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正在逼近1980年代上半期中国对外贸易对日本的依赖水平；而目前中国对外贸易对日本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下跌至198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对中国的依赖水平。此外，还应关注的一些重要节点包括，中国继2002年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2007年再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对象国之后，2009年又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对象国。2020年，日本对华贸易占比（23.5%）比对美贸易占比（15.1%）高出8.4个百分点，自华进口占比（25.1%）更比自美进口占比（11.3%）高出13.8个百分点，对华出口占比（22.0%）也比对美出口占比（18.5%）高出3.5个百分点。[3]与此同时，在对外经贸布局的其他重要层面，中日经济相互依存位势也在发生着同样明显的变化。如在1980和199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引进外资的很长时期，来自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曾经占据重要地位，如在1987-1991年，日资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比重，平均高达12.7%，但此后这一地位开始不断下降，到2016-2020年，日资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比重，已经骤降至2.6%，比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相比，整整下降达10个百分点。[4]
图3 中日贸易相互依存关系变化
资料来源：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世界貿易マトリクス」；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world/statistics/data/matrix2020.pdf；2021年12月9日登录。
（四）对日经济关系依然十分重要
中日经济实力对比关系从而经济相互依存位势的上述变化，很容易让人产生如此认知：对日经济关系对中国似乎不太重要了。至少是与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初，乃至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相比，越来越不重要了。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改革学日本，开放对日本”的局面，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知命之年对日经济关系的这种认知，显然极其不利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包括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但事实上，尽管中日经济实力对比关系从而经济相互依存位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总体布局中，对日经济关系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扮演主要角色，发挥紧要作用。第一，日本仍然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而且日本之所以从第二降为第三（2010年），还是被中国超过、取代的。因此从中国角度看，日本地位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日本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比重和地位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中国比重和地位的攀升导致的。若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角度看，日本仍然是中国面对的除美国之外最大的经济伙伴（国）。而且，日本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比重和地位的下降，还是与美国同步展开的。本世纪头20年，日本下降了8.7个百分点，美国也下降了5.5个百分点。[5]如此分析是想说明，如果还要把大国外交定位为中国外交和对外经济关系的“关键”，那么，日本并未改变其作为中国以外的“第二大国”的身份和地位。尤其是在中美战略冲突、尤其是经贸摩擦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日本的这一地位显得更加重要，甚至举足轻重。第二，对日经济关系发展还有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2020年，日本经济规模相当于东盟的1.6倍，但中国对日贸易仅相当于对东盟贸易的46.4%；日本经济规模相当于韩国的3.1倍，但对日贸易却仅相当于对韩贸易的1.1倍。[6]这说明目前对日经济关系与日本经济规模很不匹配，若达到对东盟和韩国经贸关系同等强度，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和潜力。而且，中国仍属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而日本是东亚最先进的发达经济体，与东盟、韩国相比，中日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也许具有更加明显的互补性。第三，还应看到，在一些传统合作领域，如双边贸易和对华投资，日本的比重和地位的确是在下降，但在目前的对日经济关系中，正在形成众多蓬勃兴起、快速发展的新领域，如中国对日投资、节能环保、数字经济、老龄产业、金融财政、中小企业、农业农村等。
（五）经济互利或政治互信的缺失
经济互利是双边关系的基础和“压舱石”，中日关系亦然。虽然如上述所，中日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的位势的确发生了显著变化，但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强化显然也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还呈快速提升之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日本在对华关系中，获得了越来越丰厚的经济利益，如同东亚乃至全球众多国家一样，日本也搭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快车或“便车”。从1980年到2020年，日本对华出口由51.09亿美元猛增至1405.44亿美元，40年间增长了26.5倍。对华出口在日本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同期则由3.9%攀升至22.0%，40年间提升了18.1个百分点。[7]中国外贸战略正在发生重大调整，积极扩大进口越来越成为主导性政策选择，为此还举办了开创先河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加上包括4亿中等收入阶层在内的14亿人口的大市场，对国内市场狭小的日本来说，无疑将从对华经贸关系中获得更加丰厚的经济利益。而日本众多在华投资企业，也在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获得巨额利润。
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是双边关系的两大支柱或两只轮子，缺一不可；而且，双方只有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共同推动双边关系健康顺利发展。但在很多场合，由于内外诸多重大因素的干扰，两者往往会出现脱节甚至背离，中日关系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同样如此，而且政治互信与经济互利的相互作用形态，还发生了显著变化。半个世纪之前，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发挥主导作用的，显然不是经济互利，而是政治互信。当时中国尚未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对外开放，中国决策层的战略首选，绝不是要从对日关系中获取经济利益；而面对长期停滞、积贫积弱的中国，日本决策层的战略首选，显然也不可能是被对华关系中可望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所吸引。半个世纪之后，中日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双边关系，经济互利的基础足够坚实，“压舱石”足够稳重，但却遭遇到政治互信严重不足的阻碍。这不仅充分体现于双方决策层的相互认知理念与战略选择，也广泛体现于双方普通民众的相互情感倾向与日常行为。前者的代表，应该是前后三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菅义伟、岸田文雄）的种种突破“底线”的政治表态；后者的案例，可以是日本近前各种“民调”中对华“反感”比重的不断攀升或居高不下。
（六）政治互信缘何背离经济互利
由此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何中日之间日趋强化的经济互利，未能促成相应的政治互信，尤其是日本从中国获得巨大经济利益，却未能促成其对中国的政治信任，以致成为阻碍构筑契合新时代要求中日关系的最大问题。问题的答案，或问题产生的根源，首先应该从上述中日实力对比关系发生的显著变化中去寻找。一般认为，导致中日关系中政治互信不足的原因，包括历史问题、领土争端、意识形态对立、政治制度差异等层面，但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半个世纪前就已存在，且始终未有根本变化的老问题，为何这些问题在半个世纪前并未妨碍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也未阻止1980年代形成中日友好“蜜月期”，而只是到后来尤其是目前，才导致中日关系中政治互信缺失问题越来越严重呢？根源显然在于，由于中日实力对比关系的显著变化，彻底改变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启半个世纪发展进程的历史原点和客观基础。伴随中国经济实力从而综合国力的快速增强，两国之间始终存在的历史问题、领土争端、意识形态对立、政治制度差异，在日本方面都被作为所谓“中国崛起的挑战”而越来越凸显出来，从而对双方政治互信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损害。当中国积贫积弱、日本国强民富之时，强势的日本认为可以把这些问题控制在战略上对己有利的方向上；而当中国快速崛起、日本走向衰落之时，弱势的日本就越来越认定这些问题将成为战略上对己不利的“挑战”或“威胁”了。这应该就是在半个世纪的中日关系发展中，历史问题、领土争端、意识形态对立、政治制度差异始终未见根本变化，而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却在日本广泛流行、愈演愈烈，对政治互信造成越来越严重损害的深层背景和主要根源。
（七）恶性循环与良性互动的轮转
上述分析实际上已经表明，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作为双边关系展开与推进的两个轮子，并非彼此孤立、“分头行动”，相互之间存有不可割裂、不断强化的互动关系；而且这种互动关系还会展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形态：良性抑或恶性。中日关系在半个世纪的发展、演进中同样如此，而且已经或仍在经历着从良性互动到恶性循环的显著变化。在半个世纪之前，首先是政治互信促成了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随后又在中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访日的所见所闻所感所言，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学日本，开放对日本”局面的形成，均是政治互信促成经济互利，政治互信与经济互利形成良性互动的明证。但在半个世纪之后，构筑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所面临的却主要是如何摆脱政治互信与经济互利恶性互动的艰巨任务。前文已对政治互信缘何背离经济互利做了说明，但显然只是恶性互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政治互信还会反过来损害经济互利。一个最具说服力的史实是，2012年9月日本政府非法推动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日安全冲突愈演愈烈，政治互信急剧恶化，中日经济关系也受到严重冲击，出现明显倒退，从而严重弱化了中日关系中的经济互利基础。2012-2016年，中日贸易连续五年负增长，分别为-3.9%、-5.2%、-0.1%、-10.8%和-1.3%，从2011年的3428亿美元减少至2748亿美元，累计减少了19.8%。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从2013年起连续四年负增长，分别为-4.1%、-39.4%、-25.6%和-3.1%，从2012年的74亿美元减少到2016年的31亿美元，2016年仅相当于2012年的41.9%。受此影响，双边贸易投资关系在双方对外经贸布局中比重和地位也显著下降，意味着经济相互依存从而经济互利程度的相应下降。如对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由2011年的9.4%下降到2016年的7.5%。[8]再如对华出口在日本出口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即日本对华出口依存度，在2009年超过对美出口，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之后继续攀升，到2011年达到19.7%，但后来又转升为降，到2016年已降至17.7%，到2013年对华出口又重新被对美出口反超，从而将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的地位再度让与美国，2016年对华出口占比要比对美出口占比（20.2%）低2.5个百分点。[9]
（八）探究政经良性互动的新路径
上述分析得出的必然结论显然是，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在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之间，出现并延续着恶性互动的发展态势。要顺利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必须打破这种互动格局，尽快实现从恶性互动向良性互动的转变，形成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的良性循环。为此，首先要认准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打破恶性互动格局的突破口，在于如何重建政治互信。而重建政治互信的关键，又是如何切实践行中日“互为米乐m6平台的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尤其是日本方面，更要彻底扭转把中国快速崛起视为挑战或威胁的错误认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新上任的岸田文雄首相通话时明确指出，中日要认真汲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切实践行“互为米乐m6平台的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妥善处理历史、涉台等重大敏感问题，管控好分歧，把握好正确方向，维护好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大局。其次要积极拓展经贸投资合作，强化构筑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的经济互利基础。尤其要在继续扩大传统经贸合作领域的同时，积极探究和拓展新的经贸合作领域，并将合作重点放在与政治关系更加直接的经济政策协调，以及与“民心相通”关系更加密切的民生合作层面。习近平主席在上述通话中也明确指出，双方应该加强治国理政交流和经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公平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实现更高水平的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此外，中日均是地区和世界大国，半个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也是在地区秩序和世界格局的全面、深刻变化中同步展开的，因此，在步入知命之年后要构筑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也必须顺应地区秩序和世界格局的新变化，真正担当起地区和世界大国的应有责任。对此，习近平主席和岸田文雄首相在上述通话中都有明确表态，[10]笔者将在后文专题讨论。
二、基于东亚地区秩序的新观察
中日两国地处东亚，均为东亚地区大国。中日关系发展与东亚秩序演变密切关联、高度互动。与半个世纪前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前后相比，东亚地区秩序已经并仍在发生全面、深刻变化，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必须放在这一变化中进行新的观察。近半个世纪东亚地区秩序的变化，是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中逐步展开的，且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东亚整体崛起与地区秩序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中日两国提供了重要引领、动力和支撑；而伴随东亚在全球格局中地位快速攀升，中日两国越来越把全球战略中心和重心转向东亚；由此框定了重新观察知命之年中日关系的地区视域。东亚地区秩序演进，主要朝着增长与合作两大路径展开，前者经历了经济增长奇迹的创造与再造两大阶段，后者展现出在区域合作全球格局中后来居上的全新态势。基于地区视域对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的新的观察，也应沿着这两大路径展开。
（一）世界百年变局中的东亚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见之大变局。而在这一世界大变局的每一重要层面，均能看到浓重的东亚身影。东亚地区不仅高度浓缩了世界百年大变局的所有重大变化特征，而且还是推动世界百年大变局的主要动力和重要支撑。首先，东亚引领新兴市场整体崛起。一大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是世界百年大变局的最主要变化趋向。而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东亚始终发挥着引领和推动作用，始终位居这一进程的前沿地带和核心地区。在东亚，这一进程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亚洲四小龙”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很快即被国际社会界定为第一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而目前站在广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前列，并发挥引领和主导作用的，显然是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本世纪头20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整体提升了19.5个百分点，成为新兴市场群体快速崛起的重要标志，而其中有13.9个百分点是由中国贡献的，贡献率高达71.3%[11]！其次，东亚聚焦大国实力对比变化。大国实力对比的快速变化，作为世界百年大变局的另一重要变化趋向，主要集中在中美日等“世界前三强”之间，其中变化最为强烈、最具代表性的，是来自东亚的中日两国：中国迅速攀升而日本急剧下降。本世纪头20年即2000-2020年，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中国由3.5%升至17.5%，提升达14个百分点；日本由14.6%降至5.9%，下降达8.7个百分点；美国由30.1%降至24.6%，下降了5.5个百分点。[12]再次，东亚担当全球治理变革重任。全面变革和不断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既是世界百年变局的客观需要，也是这一变局的重要变量。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突出特征是外需主导或外向型，1950年代后东亚前后继起式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序列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部国际经贸投资秩序的相对稳定、从而全球治理体系的高效运作，东亚整体上是全球化稳步推进与全球治理有效运行的主要受益者。未来东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完善和效能提升。而在全球治理变革中，东亚也正在担当起越来越迫切的重任。最后，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这是东亚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中地位快速、全面提升的基础。到2020年，仅中日韩三大东亚经济体，即已占到全球gdp总量的25.4%，已经超过了美国的24.6%，而明显高于欧盟的18.0%（加上英国也仅为21.2%）。显而易见，东亚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三大世界经济中心之一，而这三大中心合在一起，已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约71.2%！从增量看，东亚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更加明显，近年东亚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维持在40%左右，其中中国一国即占到30%以上。[13]
（二）东亚崛起进程中的中日
中日分别是东亚地区第一和第二大国，在东亚地区格局中始终占据举足轻重地位，在东亚整体崛起、从而推动世界中心向东亚快速转移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最重要的引领、推动和支撑作用。首先，中日两国在东亚经济总体格局中始终占据举足轻重地位，两国经济发展态势如何，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东亚经济总体走势。如在2000、2005、2010、2015和2020年，中日合在一起，分别要占到rcep15个东亚成员经济总量的81.4%、74.5%、75.5%、77.7%和75.9%；[14]其次，中日两国共同为东亚地区创造了“非西方式”崛起道路的成功典范，为其他东亚经济体顺利走上经济起飞与高速增长道路提供了成功经验。东亚绝大部分经济体在历史上虽然遭受过西方殖民侵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始终没有根本改变社会文化传统的地区特性，包括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的深广影响。如何在非西方文化和社会秩序的背景下，实现经济起飞和现代化，开始主要是日本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奇迹”，后来主要是中国开拓了影响深广的“中国道路”，为东亚地区整体快速崛起提供了举足轻重的榜样和示范作用；第三，东亚经济发展具有典型的外需主导型特点，而中日两国为其提供了越来越重要的出口市场。如在2010、2015和2020年，中日两国在东盟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高达22.0%、21.8%和23.3%，明显高于对美出口占比9.7%、11.2%和15.7%[15]。在此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具有14亿人口、包括已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中国，正在积极推进贸易战略向扩大进口转变，更将为东亚各经济体以扩大对华出口来进一步推进经济增长，进一步搭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或“便车”，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四，中日两国对东亚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最新动向是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最重要对外直接投资大国，而东亚也越来越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80.9%都流向了亚洲，高达1108.4亿美元。[16]日本则很早即已开始对东亚大规模投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快速升值后步伐进一步加快。从2010年到2020年，日本对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越南等九个东亚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年末余额，由1314.3亿美元猛增至3719.1亿美元，10年间增长达1.83倍。[17]
（三）中日全球布局中的东亚
伴随东亚整体快速崛起，世界经济中心快速向东亚转移，东亚在中日两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地位也在快速提升，在对外经贸布局层面尤其如此。1970年代末中国对外开放启动之初，即把东亚地区放在重要地位，走过了先对港台、次对日韩、再对东盟的渐进式开放道路，东亚由此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最早的重点地区。周边外交也始终是中国外交总体布局的优先方向或“首要”。之后伴随东亚经济的整体快速崛起，及其在全球经贸格局中地位快速提升，东亚地区在中国对外经贸布局的地位亦呈快速攀升之势。首先，学习、借鉴欧美发达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经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无疑也占据重要地位，但独具特色的东亚经济体制模式，如更加重视政府作用、团体主义、社会公平、外需主导等，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更加重要。因为显而易见，后者更符合中国“国情”。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改革学日本，开放对日本”局面的形成，即是其重要例证。其次，在中国对外贸易布局中，东亚始终占据重要地位，目前更是如此。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46463亿美元，而对东亚的日韩港台加东盟贸易合在一起，即达18278亿美元，所占比重高达39.3%，分别比欧盟占比14%和美国占比12.6%高出25.3个和26.7个百分点。最新动向之一是在疫情背景下，对东盟贸易逆势而上，在2020年首次超过对欧盟贸易，东盟开始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中国对东盟贸易为6846亿美元，而对欧盟贸易为6495亿美元。[18]第三，东亚地区始终是中国引进外资的主要来源地，目前仍在中国引进外资总额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如在2020年，中国引进外来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总额为1444亿美元，其中1206亿美元都来自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和台湾等五大东亚经济体，所占比重高达83.5%。[19]第四，对外投资越来越成为中国对外经贸布局的主要领域，而东亚地区越来越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而且，伴随欧美各国对中国投资的门槛不断提高、审查力度不断强化，东亚在中国对外投资布局中的地位还将进一步提升。2019年，中国对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达到1108.4亿美元，占中国对全球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高达80.9%，主要集中在以香港为中心的东亚地区。[20]第五，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越来越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布局的“统领”，而东亚始终在“一带一路”地缘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最后，全面推进自贸网络建设，越来越成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完善对外经贸布局的主要方向，而东亚地区显然是优先方向。
日本虽有过“脱亚入欧”、“脱亚入美”的历史，但伴随东亚整体快速崛起、尤其是世界经济中心越来越向东亚转移，其全球战略布局早已开始进行重大调整，东亚地区的战略地位得到快速、全面提升。尤其是到1980年代，日本与欧美的经贸摩擦更趋激化，特别是遭遇到来自美国的全面经贸打压，直至1985年被迫签署《广场协议》，日元由此而急速升值，日本对欧美尤其是对美经贸关系受到严重冲击。以此为背景，日本对外经贸关系向东亚转移的势头进一步强化，包括进一步加大对东亚的开发援助，扩大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以及拓展与东亚的贸易及其他经贸关系等。首先，日本对东亚贸易快速增长，其在日本对外贸易布局中的地位快速提升。从1980年到2020年，日本对东亚出口由331.8亿美元猛增至3210.5亿美元，40年间增长了8.7倍，其在日本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也由25.4%提升至50.3%。同期自东亚进口也更从279.8亿美元猛增至2859.0亿美元，增长了9.2倍，其在日本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也由24.7%提升至50.3%。[21]其次，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东亚越来越成为日本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到2000年末，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余额已达474.2亿美元，到2020年末更达5153.6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9.9倍。其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余额中所占的比重，亦由17.0%提升至25.9%。[22]第三，对东亚的经济发展援助快速增长，在日本对外发展援助的全球布局中地位不断提升。日本对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援助的重点，最早放在东南亚落后国家，到1970年代末中国大陆又成为主要对象地，目前东盟落后国家依然是日本对外发展援助的主要对象国。2019年，日本对东亚落后国家的开发援助总额达38亿美元，占比高达25.9%，主要投向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23]与之相关，日本还主导成立了亚洲开发银行（adb），以此为平台扩大对东亚落后国家的开发资金援助。最后，东亚在日本的区域合作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通过rcep、cptpp、“10 1”、eas、gms等框架，不断拓展和强化与东亚的区域合作关系。
（四）从奇迹创造到奇迹再造
东亚地区的整体快速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经济中心向东亚的快速转移，是建立在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之上，并由后者来带动和支撑的。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历史进程，以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专题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以下称“世行报告”）为标志，可分为“奇迹创造”和“奇迹再造”两大阶段。1950年代，日本完成战后恢复，旋即步入经济高速增长，并将这一进程持续达20年之久，被认为率先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日本奇迹”；1960年代，所谓“亚洲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步入经济高速序列，包括韩国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汉江奇迹”；1970年代，所谓“亚洲四小虎”即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也实现经济起飞……。以此为背景，世界银行于1993年发表专题报告，指认东亚地区创造了经济整体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我们可以把此前的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概定为 “奇迹创造”阶段。回望历史可以发现，在这一“奇迹创造”阶段，至少存有两大明显缺陷：一是几乎没有作为东亚第一大国中国大陆的深度参与（事实上，世界银行在考察东亚奇迹时，对象仅限于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八个东亚经济体，而未将中国大陆放在视野之内）；二是东亚经济体相互之间几乎没有机制性合作（1967年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即“东盟”，此前主要限于政治安全合作）。然而从那之后，尤其是经历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在东亚很快形成足以改变整个地区格局、并产生深广世界影响的两大趋势，一是中国大陆经济增长势头越来越强劲，越来越成为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引擎；二是以1997年11月“10 3”（东盟10国 中日韩3国，当时东盟为9个成员国，柬埔寨加入后成为目前的10个成员国）合作框架启动为标志，东亚区域合作开始全面展开、快速推进，直至正式签署（2020年11月15日）和如期启动（2022年1月1日）rcep，并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如果说在此之前，东亚已经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那么应该说在此之后，东亚又展现出举世瞩目的奇迹再造之势，直至目前在全球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以及逆流而上、全力推进区域合作方面，展现出的强大奇迹再造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将1993年《世行报告》发布后的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称之为“奇迹再造”阶段。而如前文所述，东亚地区的整体快速崛起、尤其是世界经济中心向东亚的快速转移，实际上更多是在这一“奇迹再造”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五）从增长奇迹到合作奇迹
关于“东亚奇迹”，最受关注的主要是在东亚地区形成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因此可以将其界定为“增长奇迹”。但如上文所述，在东亚“奇迹再造”阶段，不仅依旧保持着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优势，而且还伴随有区域合作的全面展开、快速推进，甚至后来居上、逆势而上的显著态势，因此还可以将其界定为“合作奇迹”。在区域合作的世界潮流中，长期以来的基本格局是欧洲领先、北美跟进，而东亚相对滞后。在欧洲，区域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58年《罗马条约》生效，欧共体问世。之后在进展、规模、领域，尤其是机制建设等重要层面，欧盟也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在北美，在1992年建成美加自贸区基础之上，1994年进一步建成了北美自贸区（nafta）。而在东亚，直到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才在年底启动了“10 3”合作框架，处于明显滞后状态。但到近前，区域合作的这一全球格局，却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在欧盟遭遇“英国脱欧”冲击，北美遭遇“特朗普冲击”（美国退出tpp，并将nafta推到重来）的同时，东亚区域合作却开始呈后来居上，甚至在疫情背景下逆势而上的显著态势。其最重要标志如前所述，是recp终得签署且很快正式启动。2012年，在东盟推动下，与其已有自贸关系的16个国家，即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启动了rcep谈判。之后“八年抗战”，走走停停，历经曲折，数度宣布“年内完成”都未能实现，终于在rcep第三次领导人会议（2019年11月）取得重大进展，会议宣布：除印度外“十五个rcep成员国已经结束全部20个章节的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有的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2020年签署协定”。之后工作层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进签署前各项准备，直至第四次recp领导人会议（2020年11月15日）上，正式签署了rcep。之后各成员紧锣密鼓地推动国内法律程序，达到法定启动条件，于2022年1月1日正式启动、全面落实。此外，在东亚区域合作方面，还有两大进展颇值关注，一是中国政府已正式提出申请，要通过正式程序，尽快加入cptpp，这将对东亚地区合作由rcep单轮支撑，转向与cptpp双轮驱动，从而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产生直接推动作用；二是近前中国与东盟在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之上，积极启动中国—东盟fta3.0版建设。在东亚区域合作中，中国—东盟合作始终扮演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由此必将对东亚其他框架下的区域合作产生重要推动作用。[24]
（六）从日本主导到中国引领
在东亚奇迹的创造与再造两大阶段，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前两大经济体，各自在其中占据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明显不同：前一阶段的东亚奇迹创造，主要靠日本主导，当时中国经济尚未全面步入持续快速增长时期；而后以阶段的东亚奇迹再造，则越来越靠中国引领，此时的日本经济已经陷入长期萧条。这与前文所述，两国经济增长态势的逆转、从而实力对比关系的异位，尤其是在东亚经济格局中地位的变化直接相关。在1993年《世行报告》发布之前的东亚奇迹创造阶段，日本在东亚经济格局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从多层面对这一奇迹的形成，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主导作用。第一，日本在东亚经济格局中占据突出重要地位，此间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日本来带动的，对东亚经济整体增长的贡献率极高。直到1990年，东亚（东盟10 中日韩3）gdp总量约为41886.2亿美元，日本一国即达31300亿美元，占比高达74.7%。1980-1990年，日本对东亚（10 3）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1.99%。[25] 第二，日本率先形成经济高速增长势头，为其他东亚经济体随后的起飞和现代经济增长，产生了良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尤其开创了非新教国家实现近现代经济起飞与现代化的先河，且在政府通过积极产业政策引领经济增长，发展“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等重要层面，为其他东亚经济体提供了成功经验。第三，在东亚尤其是东盟落后国家经济起飞初期严重缺乏资金的背景下，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发挥了重要作用。东亚尤其是东南亚落后国家，始终是日本政府开放援助的主要对象国。如截止1994年底，接受日本双边oda累计最多的前10个国家中，东南亚即占到5个，印尼、菲律宾、泰国、缅甸和马来西亚分列第一、第三、第四、第九和第十位。[26]第四，日本企业的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为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近现代产业基础的建立，以及后来的改造升级，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截止1978年，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引进的外资中，日资所占比重分别达到39%、33.4%、25.3%、15.5%和34.6%。[27] 截止1996年，日本对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的累计直接投资余额分别达283.3亿美元和415.6亿美元，合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余额的27.0%。[28]第五，欧美先进技术经过日本的引进、吸收和改造，再转移到东亚其他经济体，成为后者技术进步和经营变革的主要动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日本从两大层面对东亚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日本本身成为其他东亚经济体的重要出口对象国；另一方面，日资企业成为推动东亚其他经济体扩大对欧美市场出口的重要支撑。如在1980年，对日出口占“亚洲四小虎”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34.5%，远远高于其对美出口占比18.7%。[29]
而到东亚奇迹的再造阶段，由于日本经济深陷长期萧条自顾不暇，其对东亚经济整体快速增长的主导和带动作用也逐步减弱。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则开始形成持续高速增长的强劲势头，以致逐步取代日本，越来越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和坚实支撑。因此，如果说在此之前，东亚奇迹的创造主要依靠日本来主导；那么在此之后，东亚奇迹的再造则主要依靠中国来引领。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引领和推动东亚地区整体经济增长方面如此前赴后继、“准时交接”，确保了东亚奇迹在创造和再造两大阶段的“无缝对接”。中国在东亚奇迹的再造进程中发挥的引领作用，也集中体现在如下几大方面。首先，伴随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实力快速增强，中国在东亚经济格局中地位快速攀升，对东亚经济整体增长的贡献快速增大。在1990年，中国占东亚（10 3）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9.3%，2000年已提升至16.6%，2010年再提升至41.1%，2020年更提升至59.6%。在1990—2020年间，中国对东亚（10 3）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7.7%。[30]其次，中国经济在持续快速增长中成功崛起，为东亚地区乃至全球展示了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选择。如果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形成，只是展示了非欧美、非新教国家实现资本主义经济起飞与高速增长的独特方式，而中国所展示的，一方面是现代经济起飞与高速增长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另方面又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31] 后者对多为发展中经济体的东亚地区意义更加重大。第三，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市场规模迅速扩大，通过迅速扩大的区内贸易，为东亚外向型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目前中国大陆已成为东亚绝大多数经济体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尤其如上所述，中国正在积极推进扩大进口政策，更将为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第四，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为东亚经济体扩大对华投资、开展商务活动提供了广阔商机。尤其是通过对华直接投资，不仅使东亚经济体直接从中国大陆获得巨大市场，还为其充分利用中国大陆良好投资环境和优质廉价劳动力，生产更具竞争力的商品出口全球，创造了良好机会。第五，中国企业对东亚经济体投资全面展开、快速推进，为其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产业升级以及其他层面的福祉提升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政府开始积极推进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战略，东亚始终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的优先方向。第六，中国对东亚落后国家的经济援助快速增大，为其促进增长、保障民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正在全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势必在继续成为未来中国对外开放、包括对周边开放“统领”的同时，也越来越成为中国引领东亚奇迹再造的“统领”。[32]
（七）从单独推动到协调促进
如上述所，此前东亚奇迹的创造与再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日本或中国的单独推动；以1993年《世行报告》发布为标志，此前主要依靠日本，此后主要依靠中国；中日两国前仆后继、“无逢衔接”式支撑和推动，成就了东亚奇迹创造和再造的完整历史进程。而未来东亚奇迹再造若要取得重大进展，却越来越需要中日两国的协调促进。这是中日作为东亚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所必需担当的历史责任。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中心向东亚快速转移，也为中日两国在区域框架下加强协调合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在再造东亚增长奇迹层面是如此，在再造东亚合作奇迹层面更是如此。如何形成东亚增长、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的良性互动，成为知命之年中日关系面临的重大课题。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应在协调促进东亚增长奇迹与合作奇迹两大方面的再造进程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第一，变单独推动为协调促进，共同推东东亚增长奇迹再造。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在地区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方面加强协调合作，并为后疫情时代的东亚经济增长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第二，协调推进各大重要框架下的区域合作，进一步强化东亚在区域合作全球格局中后来居上的势头。目前首要任务是协调推进rcep的顺利启动和全面落实，并充分利用rcep首次在中日之间形成自贸合作关系产生的新契机。中期目标应是在中国加入cptpp方面加强中日协调，显而易见，中国一旦加入cptpp，将进一步提升该框架在促进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方面的影响力。长期目标应是协调推进亚太经贸合作框架取得进一步进展，包括协调推进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此外，尽快重启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也需中日两国共同努力。第三，疫情爆发之前，全球供应链已呈快速重组之势，疫情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趋势，后疫情时代还将进一步强化，且区域化也仍将是其重要趋向。中日作为东亚区域供应链条中的重要环节，构建完整、顺畅、高效的东亚价值链，对两国皆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必须在此层面加强协调合作。第四，为均衡推进东亚奇迹再造的整体进程，中日必须进一步加强面向东亚落后经济体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尤其是在东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中日两国各具优势，协调合作可成互利共赢，相互竞争则会两败俱伤，且会严重损害本地区总体利益。最后，后文将会指出，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势将进一步提速，中日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应通过相互之间的协调合作，进一步提升东亚在全球治理规则重建方面的影响力和发言权，让未来全球治理规则创新更能体现东亚诉求、东亚利益、东亚特色和东亚智慧。总之，从地区视域观察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应在东亚增长奇迹与合作奇迹的再造过程中，通过相互协调合作，发挥地区大国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三、立足世界百年变局的新思考
中日关系步入知命之年，适逢世界格局迎来百年之变。百年变局遭遇世纪疫灾，演变进程因此全面提速，中日关系受到深广影响。正是在与世界变局、世纪疫灾的多重关联和强烈互动中，中日关系步入了知命之年。立足遭遇世纪疫灾冲击后的世界百年变局，似可对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多层面的新思考。
（一）知命之年适逢百年变局
在2017年底召开的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首先要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33]正是在这一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中，中日关系迎来了知命之年。回望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日关系的每一重大变化，都是在与世界变局的多重关联和强烈互动中展开的。半个世纪之前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世界格局中冷战体制的重大变化：苏联成为中国、美国和日本共同的强大敌人，共同应对苏联霸权扩张造成的首要威胁，成为中美接触、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主要战略背景。此后延续近20年的中日友好的“蜜月期”，显然也是在这一全球战略背景下实现的。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共同敌人消失，中日友好的原有全球基础发生重大变化，加之中美关系中摩擦与对抗的一面凸显，对中日关系的发展造成多层面的直接影响甚至严重冲击。2001年的“9.11”事件，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全球反恐，中美关系因之出现局部转圜，但世界百年变局快速演进，尤其是大国实力对比快速变化，中国实力快速增强和美日实力相对弱化，又给中日关系造成新的冲击和影响。2011年前后美国调整全球战略，重心由全球反恐转向重返亚太，中美战略冲突因之凸显，中日关系也因随之而来的“岛争”（2012年日本政府非法推动钓鱼岛“国有化”）很快陷入“冰冻期”。2017年的“特朗普冲击”，反而成为中日关系转圜的重要背景：特朗普奉行单边主义，主要打压对象是中国，日本也深受其害，中日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协调应对，国际舆论于是有了所谓“特朗普逼中日走近”之说，直至2019年6月双方领导人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2020年疫情爆发，也直接损害了中日关系来之不易的转圜态势，加上美国政权更迭、日本政局变动，以及更加重要的世纪疫灾导致世界变局加速演进，给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造成一系列严重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未来如何，仍将与世界百年变局的演进态势息息相关。
（二）世纪疫灾加速世界变局
步入2020年，当疫情造成的影响和冲击逐步显现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就世界百年变局做出了新的重要判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34]从总体上看，世纪疫灾对世界变局产生的加速效应，集中体现在如下几大层面：第一，新兴市场群体加速崛起。新兴市场群体快速崛起的长期趋势，下文将有进一步讨论。此前需要简单说明疫情的直接影响。在疫情导致全球经济2020年严重衰退和2021年强劲反弹中，与全球平均和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形成明显的“衰退更轻、回升更劲”特点，由此显然进一步加速了新兴市场群体崛起的势头。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1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与全球平均和发达国家相比，2020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要分别少下降1个和2.4个百分点，2021年则要分别多增长0.5个和1.2个百分点；[35]第二，大国实力对比加速变化。在中美日即“世界前三强”之间更是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述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增长率分别为2.3%、-3.4%和-4.6%，2021年分别为8.0%、6.0%和2.4%。[36]与美日相比，中国“衰退更轻、回升更劲”的特点更加明显。结果是一场疫情短短两年，促使中国相当于美国经济实力的比重，一举由2019年的2/3强（67.1%）攀升至2021年的3/4弱（73.5%）；而中国相对于日本经济实力的倍数，一举由2019年的2.8倍攀升至2021年的3.3倍。[37]第三，世界经济中心加速转移。总体上看，迄今为止，东亚地区的疫情防控效果要明显好于世界其他地区，从而在此基础上经济恢复也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加强劲。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也表明，在东亚同样也存在“衰退更轻、回升更劲”的明显特点。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东亚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2020年要少下降2.3个百分点，2021年则要多增长1.3个百分点。[38]第四，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疫情进一步暴露出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严重赤字问题，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未能有效协调、统领全球各国各方防控疫情，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未能担当其在畅通国际贸易、稳定全球金融、促进经济复苏方面的应有职能和责任。从而也使加速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成为后疫情时代面临的迫切任务。
（三）世界变局呼唤中日担当
中日关系始终是在与世界变局的多重关联和强烈互动中展开和演进的。同样选择开放型发展模式的中日两国，作为大国基础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世界变局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包括1950-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相对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和国际金融市场；也包括1990年代后中国经济快速崛起进程中，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开放式国际经济环境。另一方面，世纪疫灾加速世界变局，给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提出了一系列更加重大、更加紧要、更加严峻的问题，也呼唤分列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日两国，必须发挥世界大国应有担当，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做出应有贡献，这一共同担当应该成为中日关系步入知命之年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也要将这一共同担当放在突出重要地位。对此，中日双方已有明确共识，当务之急是要选定重点领域、形成现实行动、产生可见成效。在2019年6月双方领导人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中明确指出：“两国领导人认为，中日同为亚洲重要国家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积极引领区域一体化，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双方同意，发挥二十国集团在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快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年内力争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两国领导人认为，中日应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着力加强在发展援助、气候变化、军控裁军、卫生保健等国际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携手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39]近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新上任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话时也明确指出：“双方应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本着各自根本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弘扬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的东亚智慧，积极促进区域合作，协调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40]两国领导人达成如此共识，也体现双方的国家战略选择。从中国方面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新时代的中国要顺利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当然需要与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加强合作。从日本方面看，其国家战略的长期目标，早已是在成为经济大国的基础之上，争取成为政治大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即所谓“入常”是其核心目标，而能否得到中国的了解和支持，显然也事关重大甚至举足轻重。
（四）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构成世界百年变局公认的最重要变化和最主要趋向。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底首次谈到世界面临百年未见之大变局时，首先指出的就是“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迄今为止的世界，始终是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由发达国家来主导的世界，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快速崛起，势必促使世界主体和中心向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转移，以致成为世界百年大变局的重要变化趋向。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快速崛起基本态势，可从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快速攀升得到明证。若按购买了平价（ppp）来测算，这一占比在2000年仅为43.3%，到2008年即攀升至51.2%，首次超过了发达国家，2020年更攀升至57.6%，而发达国家所占比重，则由2000年的56.7%降至2020年的42.4%。若按名义汇率来测算，这一占比在2000年仅为20.9%，到2020年已攀升至40.4%，2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而在全球经济增量中，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即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期也由30%上下攀升至60%左右，同样翻了一番。[41]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快速崛起，世界格局的主体和中心逐步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转移，为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快速崛起，也主要是由中国的支撑和带动的。如前文所述，在本世纪头20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提升的19.5个百分点中，有13.9个百分点是由中国贡献的，贡献率高达71.3%。2020年中国一国即占到全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43.3%。[42]这意味着日本对外战略布局要顺应百年变局，要顺应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快速崛起的重要趋势，应该更加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另一方面，伴随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快速崛起，其在中日两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从而为中日加强面向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而第三方市场合作，已经成为中日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43]
（五）从治理赤字到治理变革
2019年3月，习近平在全球治理论坛（巴黎）发表重要讲话，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存在四大赤字，放在四大赤字首位的重中之重，就是治理赤字。[44]造成全球治理严重赤字的重要原因，是全球化导致对全球治理的需求空前强化，而以往担当全球治理主要职能的治理体系和国际组织，却由于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越来越难以满足空前增大的治理需求，从而出现日趋严重的“供不应求”即赤字。如在全球经济治理层面，世界贸易组织（wto）由于谈判进展迟缓、监管机制失效等原因，越来越难以满足国际贸易领域由于新领域和新业态蓬勃兴起提出的全新需求；再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由于资金能力限制和运作效率低下等原因，越来越难以满足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由于经济金融化、金融国际化、交易网络化等提出的全新需求；等等。全球治理赤字愈加严重，创新动力愈加强烈，从而促使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完善，越来越成为世界百年大变局最重要变化趋向。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2018年，约翰内斯堡）阐述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也再次强调 “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是这一大变局的主要趋向之一。[45]如前文所述，疫情进一步暴露出全球治理赤字的严重性，从而也进一步增大了变革的需求和动力。中国和日本都是高效全球治理从而国际体系稳定的最大受益者，从而也都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坚定支持者、坚实维护者和坚强变革者。因而也必须加强协调合作，在依然由大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完善和变革中共同发挥积极作用。这越来越成为世界百年变局对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提出的迫切要求。
（六）从中美冲突到中日协调
迄今为止的世界，始终是少数大国主导的世界。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快速变化，是世界百年变局的最重要变化趋向。中日关系半个世纪的发展变化，也是与大国实力对比关系不断调整同步推进的。如前所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当时大国实力对比关系显著变化，苏联越来越成为中美日三国共同面对的强大敌人直接相关。而当中日关系步入知命之年，大国实力对比关系又在发生快速、深刻变化。其主要趋向，是中国实力、地位快速增强，而美日实力、地位相对下降，如前所述，疫情又进一步加速了这一变化态势。如图4所示，本世纪头20年（2000-2020年），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提升了14个百分点，而美国和日本则分别下降了5.5个和8.7个百分点。结果是中国相当于美国经济实力的比重，由11.6%攀升至71.1%，中国相当于日本经济实力的比重，更由24.0%攀升至296.6%。大国实力对比关系、尤其是中美实力对比关系发生如此剧烈变化，成为大国战略冲突、尤其是中美战略冲突不断恶化，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愈演愈烈的主要背景。日本是美国的战略盟友，中美战略冲突势必冲击中日关系，这是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面临的严峻挑战。事实上，在半个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中，“美国因素”始终是最重要的变量之一。但与半个世纪之前相比，这一“美国因素”越来越从正面积极因素，转变为负面消极因素。但在另一方面，同样是由于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快速变化，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快速提升，也导致日本对中国经济依赖不断提升，日本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获得的利益越来越丰厚。由此形成强烈影响日本对华关系、从而中日双边关系的所谓“二元结构”：日本在政治安全上依赖美国，在经济贸易上依赖中国。这也成为中日关系中如前文所述，政治互信背离经济互利的主要背景。如何协调好步入知命之年中日关系必须面对的“美国因素”，成为摆在中日两国面前的重大战略课题。
图4、中美日实力（gdp全球占比）对比关系变化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21年10月数据计算
综上所述，与半个世纪前恢复邦交正常化前后相比，中日关系所面临的双方发展态势、周边地区秩序、世界总体格局，均已发生了全面、深刻变化，从而对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产生了重大、深远影响。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必须基于这三大层面的重大变化和深广影响，进行重新认知和定位，并在正确认知和定位的基础之上，在战略选择和策略应对两大层面重新进行系统设计和整体谋划。设计谋划的主要思路和努力方向，必须是未来中日关系与双方发展态势、周边地区秩序、世界百年变局的协同并进和良性互动。这显然是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要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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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务部《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19年第41页，附表1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版，第105页。
[5] 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世界经济展望》2021年10月数据库数据计算。
[6] 商务部亚洲司米乐m6平台官网：《2020年1-12月中国与亚洲国家（地区）贸易统计》；http://y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2103/20210303041594.shtml；2021年12月9日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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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外交部官方网站：《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202110/t20211008_9584035.shtml；2021年12月10日登录。
[11] 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世界经济展望》2021年10月数据库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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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20年，第63页。
[21]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世界貿易マトリクス」；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world/statistics/data/matrix1980、2020.pdf；2021年12月21日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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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外務省、「2020年版開発協力白書」図表iii-2、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日本の援助実績。
[24] 外交部官方网站：《习近平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202111/t20211122_10451226.shtml；2021年12月21日登录。
[25] 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世界经济展望》2021年10月数据库数据计算。
[26] 金熙德《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版，第125页。
[27] 市村真一《日本的经济发展与对外经济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28]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日本の国・地域別対外直接投資残高」；https://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fdi.html；2021年12月21日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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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世界经济展望》2021年10月数据库数据计算。
[3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
[32] 江瑞平《大格局：“东亚奇迹”再造》，载《东亚评论》第3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33] 《习近平接见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央视网: http://news.cctv.com/2017/12/28/articjxjemytksv6za8qiz9x171228.shtml;2021年12月22日登录。
[34]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892124；2021年12月22日登录。
[3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世界经济展望》2021年10月数据库。
[3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世界经济展望》2021年10月数据库。
[37]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世界经济展望》2021年10月数据库计算。
[3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世界经济展望》2021年10月数据库。
[39] 《环球时报》《国家主席习近平27日在大阪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双方达成十点共识》；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7511452511316935&wfr=spider&for=pc；2021年12月22日登录。
[40] 外交部官方网站：《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202110/t20211008_9584035.shtml；2021年12月22日登录。
[41]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21年10月数据计算；
[42]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21年10月数据计算；
[43] 江瑞平：《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载《日本学刊》，2020年第四期。
[44] 人民网：《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0998648；2021年12月22日登录。
[45] 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0170246；2021年12月22日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