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的名著《历史与思想》于1976年出版。当时世界正处于东西二元对峙的冷战局面，该书论述的内容从文化的观点，对当时的世界局势提供了一个“及时”的解释，因此该书一出版，立刻洛阳纸贵，余英时也名噪一时，成为“中国思想史的大师”。实情如何呢？
一、“反智论无一句不错”
该书问世后有没有人对余院士的论述提出怀疑呢？有的。他是当时《中华杂志》的发行人胡秋原。
“余英时与自由主义的异化”一文在《亚洲周刊》登出后，胡先生的公子胡卜凯寄给我一篇他写的评论，我立刻写email给他，厘清我的立场。当时正好看到《海峡评论》上重新刊载胡秋原1979年的一篇旧作〈评余英时院士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因为文章太长，必须分三期刊登。我立即向胡卜凯先生，借来当年《中华杂志》的合订本，仔细拜读。
胡秋原(1910-2004)的西方哲学素养颇为深厚。在这篇两万字的长文中，他根据布列希特(a.brecht)的政治理论、詹姆士(w.james)的实用主义和怀特海(whitehead)的《科学与现代世界》，很仔细地指出：余院士似乎是布列希特所说“不熟悉西洋哲学史的学人”，他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中，关于“反智论”所说“从头到尾无一句不错”。胡氏的批判，列出了八大理由，由于篇幅所限，在此祇举出跟本文有密切关联的四点。
1.他说“反智论”是译自英文anti-intellectualism，可以译作“反知识主义”。其实，此词祇能译为反主知论，不可译为反知识主义论或反智论。由此一字之差，以下便谬以千里了。
2.他说：“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智性本身的憎恨或怀疑，认为智性及由知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有害而无益。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反智性论者。”其实，哲学家中对知性怀疑者多的是，如休谟。但反主智论者有经验论者、主情论者、主义论者，没有憎恨由知识而来的学问的。余院士由何处得到这种“反智论”的定义？这恐怕是余院士自己译语不确导致的望文生义。
3.他说：“在神学史和哲学史上颇不乏反理性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谓徒示理性，不足以认识上帝或真理。”其实，基督教义中除了特滔良(tertullian)说过“因为荒谬所以我相信”，但从未成为正宗以外，正宗神学也认为理性、知性可以认识真理和上帝，不是反理性的，如经验派怀特海所云：“徒恃理性不能认识真理”，他们反理性主义，但不反理性。
4.他说：“反智论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分子表示一种轻鄙乃以至敌视”，此尤为无稽之谈。主情论、主意论都是反主知论者，他们自己都是知识分子。一切暴君、污吏、大腹贾、独裁者祇反对反对他们的知识分子，且能宠爱歌功颂德的知识分子。他们也不一定反知识，他们以其奸计为智。希特勒、史达林都有他们的智，并有戈培尔、什丹诺夫这些知识顾问。他们是反人权，不是“反智”。
二、学术论辩的重要
这些论点跟我写这一系列论文的立场基本是一致的。胡秋原教授的长文将在《海峡论坛》上分期重刊，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仔细比对。我看完这篇文章后，特地问胡卜凯：当年余英时有没有对胡秋原的评论作任何回应？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仔细翻阅当年《中华杂志》的合订本，也找不到余院士回应的任何迹象。
这是个十分怪异的现象：胡秋原出生于1910年，比余英时年长20岁，《历史与思想》一书的出版，固然使余院士名噪一时，但胡秋原也不是泛泛之辈，他当时担任“立法委员”，又是《中华杂志》发行人，这篇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本质上是非常严肃的学术讨论，为什么余英时对于一位学术前辈的学术质问不理不睬？
中国有句老话：“棋逢敌手，将遇良才”。一个思想家在发展其学说的过程中，最好能跟相关领域的论敌互相论辩，以看出自己的不足之处。瑞典哥登堡大学教授carl m. allwood以研究非西方国家本土心理学的发展作为终生志业，我的著作《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征研究》翻译成英文，于2012年出版之后，我们两人便在国际专业期刊《社会知识学》(social epistemology)上发表论文，来回辩论相关问题，时间长达三年，最后两人各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本专著，他谈《本土心理学的性质与挑战》(2018)，我则以《建构含摄文化的心理学理论》(2019)作为回应。
三、“全盘西化派”的行事风格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余院士的大作《历史与思想》问世之后，最好的论敌就是胡秋原。可是余英时对胡秋原的批评竟然不予理睬，真是可惜！
这件事使我想起“全盘西化派”的行事风格。在《台湾自我殖民的困境》中，我曾经提到两则类似的故事：
在“八方风雨会中洲”的“五四”时期，发生了一件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文化影响重大的盛事，即美国哲学家杜威访华。杜威（john dewey, 1959-1952）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胡适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1919年2月，他到日本访问时，原先计划到中国旅游并演讲六个星期。4月30日抵达上海，不料三天后，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
5月29日，杜威夫妇抵达北京，目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认为自己正在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结果他在中国待了两年多的时间，并在哥伦比亚校友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人的安排下，在中国十一个省份，作过200场以上的巡回演讲，直到1921年7月21日，才启程返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也因为胡适的在场宣讲、积极推广、再加上《新青年》等媒体的传播，而风靡中国。
杜威返美国当天，胡适在《晨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杜威先生在中国〉，总结他这次访华的成果：“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的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
从此之后，胡适变成杜威“实用主义”的信徒，到处宣讲所谓“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国民政府"撤守台湾之后，1957年，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那时候，殷海光正在台大讲授科学哲学。他以〈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题，写了一篇将近两万字的长文，刊登在1958年8月18日出版的《祖国周刊》上。他很尖锐地批评胡适的主张，认为：
“大胆”和“小心”都是心理状态方面的事，与理论构造毫不相干。不管“大胆”也好，“小心”也好，都插不进理论构造中去。
殷海光写文章批判胡适的1958年，正是殷氏生命中“声华鼎盛”的时期。胡适更是位居要津，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怪异的是，身为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人，对于这样一位“学术文化名人”所提出的严肃批评，居然不理不睬，翌年仍然到台湾大学法学院讲“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说自己“老狗教不会新把戏”，祇会重复讲“那一些老话”！
胡适用“置之不理”的态度对待殷海光对他的批判，殷海光本人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学术同侪对他的质疑？在那个时代，站在学术立场批判殷氏主张的主要人物正是胡秋原。
四、殷海光的“学术诈欺”
胡氏曾经在《中华杂志》上一连发表三篇文章，批评殷海光的《逻辑新引》和《思想和方法》。在〈评两本错乱欺人的书〉中，胡秋原（1965）针对《逻辑新引》一书的形式、术语、内容，提出了五项二十一条质疑，指责：殷海光《逻辑新引》的内容，其实是金岳霖《逻辑》一书的“旧抄”。他严厉地批评殷海光“乱抄”金氏著作，“东抄一句西抄一句”，再加上“浮光掠影式的乱说”。他敢于如此“大胆诈欺，无非欺中国非西方，无人有逻辑常识，也没有人重视真诚”，“所以他大可乱吹”。
这是非常明确的挑战。胡秋原提出的五项二十一条的质疑，都是针对“逻辑”而提出的学术问题。依照西方学术社群的规范，殷海光应当针对胡氏的具体指控逐一作答。然而，殷海光对胡氏的指控也是不理不睬。因此，胡秋原点名叫阵，又写了一篇〈评殷海光另一本更错乱诈欺的书“思想与方法”〉，以及〈为学术诈欺告各有关方面〉，并将这三本篇文章集结成册，题为《逻辑实证论与语意学及殷海光之诈欺》（胡秋原，1966）。
在〈为学术诈欺告各有关方面〉中，胡秋原指出：逻辑实证论和语意学“祇是三十年代起来的一种运动，是一消逝中的现象”。它们“有一定的学问立场，即拥护科学，反对玄学和宗教”。这“两者是非政治的，并且是反对一切政治宣传的”。“殷海光以逻辑实证论语意学作政治宣传，即用玄学作为代替中国历史和传统，中国民族和自由中国的代名词，而作政治攻击。他表面上讲科学、逻辑、实证论、语意学，实际上除了谩骂以外，没有一句话在学问上不是乱说乱扯的。”
由于殷海光对他的学术挑战不做回应，胡秋原也不留情面地对殷海光作“人身攻击”。他说：
此处我还要说到何以殷海光有他那一套“思想”和表演。首先，他的基本教育根本没有受好，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一无所知，一切科学常识也没有，英文文法也没有学好。在抗战时期，进大学比较容易，师资也不是十分整齐。此时他在金岳霖之下，接触了逻辑。而金岳霖者，也原无什么学问和思想而却是一个喜弄玄虚的人。自西南联大时期，到大陆沦陷之前，他当然已听了若干反民族宣传，也学到骂人的习惯，并看见棒子暴力之运用。到了台湾以后，他原来写点党八股，写不下去了，又得到一点什么启示，再记起西南联大时期的民主口号，忽然成为大学教师。在学校中他发现pq之类很少人懂，又翻了一下卡纳普，便乱讲逻辑实证论，没有人批评他，反有人以为新奇，便索性装起罗素专家架子骗人，实际上他没有看罗素的书，除了金岳霖的断片拙劣的翻译以外。
别人愈不懂他说的什么，他便愈成为专家，他便愈骂起人来，便开始有了群众，也便鼓励他有意识的进行诈术了。继而到美国数月，到了哈佛，又由费正清那里听到什么传统、现代、冲击、中国我族中心和排外那一套。他便学成归国，又有人出钱印现代学术季刊。在不满现实心理之增加以及费正清之类人物感召之下，他的野心日大，以思想家乃至政治家自命，而进于大胆诈欺，如上说的种种表演了。一言以蔽之，他自己之无知，政治上和教育上的缺陷，加上费正清之类的影响，便有了殷海光的变态思想及其活动。（页18）
五、大学的使命
胡秋原十分明瞭：台湾知识界有人替殷海光说话，是因为殷氏是当年知识界“自由派”所推崇的“自由斗士”、“民主导师”。胡氏认为：这问题可由两方面说。就反现状这一面而言，“反现状之本身并非绝对的神圣”，“在自由中国反现状没什么了不得”。可是，从另一面来说，“学术诈欺的罪恶”是绝对的。他说：
一切诈欺不可以，学术诈欺罪不可以。学术诈欺不仅比无知更坏，而且造成最大的败德。我们须知现状何以令人不满。这无非由于“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因而缺乏人才。救国之道改革之道何在？顾亭林在亡国之后主张“博学于文，行已有耻”，这八字依然是立国救国之根本方针。而以学术诈欺来反现状，其结果祇有比现状更坏，因为这祇有造成更无知更败德的人。（页14）
“这不是小事。这比贪污、杀人还要严重。纵一切可败，教育学术不可败”。在他看来，“一切可坏，青年不可坏。我们可误，我们子弟不可误。处处可诈，学校教室不可诈。我所说的不是笔墨官司，而是事关民族永久的兴亡的”。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德意志在耶拿战败之后，拿破仑占领柏林，德人赔款割地，订城下之盟。在国困民穷之时，大政治家和大学者洪保德认为复兴国家，首先要办一好大学，乃决定创办柏林大学。创办之时，菲特烈威廉三世宣布大学目的说：“国家在物质上损失了的，要在精神力量上补足起来。”
洪保德宣布大学宗旨说：“大学是为纯粹学问而设立的。”“教授不是为了学生的，教授与学生都是为了学问的。”大学之使命，“不是传授知识，是要产生知识”。
学问如何产出呢？弗兰克福大学大礼堂壁上刻着下列铭文：“在国防战备上如钢似铁的民族，要以精神之宫殿来作育你们。你们是这宫殿之守护者，当为德意志之名誉而善护之。在研究和学说上，务须诚实，务须真实，务须严正！”而这也是整个德国大学之传统。（页22）
这场论战发生时，我是台湾大学大学部的学生。当时我站在“自由派”的立场认为胡秋原是个“民族主义者”。半个世纪后，今天重新检视这段历史，我的看法却完全倒反，认为胡氏的论点，才是正确的。然而，胡适、殷海光、余英时这三位“自由主义”的大师，为什么对于他们学术立场的质问不理不睬，难道这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特色么？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胡秋原对殷海光做人身攻击时，说他“到美国数月，到了哈佛，又由费正清那种听到什么传统、现代、冲击、中国我族中心和排外那一套”，学成归国后，便有恃无恐，在“费正清之类人物感召之下”，“以思想家乃至政治家自命”，“便有了殷海光的变态思想及其活动”。
六、“双重边缘化”的困境
1991年余英时教授在夏威夷“文化反思讨论会”上做了一场演讲〈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其讲稿的结尾部分感叹：“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
在这篇讲稿中，余英时从历史学的角度检视，清末民初以来，在激烈的政治和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被“边缘化”。他在结论一节中指出：
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是一种“内明”，他上承文艺复兴对于古典的推陈出新和宗教改革对于基督教的改造，再加上十六、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中国“五四”后其所歌颂的“启蒙”则是向西方去“借光”。这好像柏拉图在《共和国》中关于“洞穴”的设譬：洞中的人一直在黑暗中，从来看不清本相。现在其中有一位哲学家走出了洞外，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了一切事务的本来面貌。他仍然回到洞中，但却永远没有办法把他所见的真实告诉洞中的人。
从我这一系列文章的析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余英时以为自己就是那位走出洞外的哲学家！事实上，“五四”以来，大多数“全盘西化派”都有类似的心态，他们大多把西方看作一切知识的来源，不过因为他们所处的历史情境不同，而有不同的际遇和表现方式而已。中国近代史上“全盘西化派”最为知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适，他在中国全力推其业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到台湾后，出掌“中央研究院”，殷海光批评他的“科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不理不睬；胡秋原批评殷海光在台大讲授的“逻辑哲学论”，殷海光也不理不睬；他批评余英时在哈佛大学宣扬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余院士也是不理不睬！时至今日，海内外华人学术界仍然有许多人认定：西方是所有“现代”知识的来源，他们既不瞭解西方文明的精华，又瞧不起中国文化传统，不知不觉陷入余院士所谓“双重边缘化”的困境。
龚忠武在〈辛丑元年祭〉中说：余院士是“海外最后一个买办学人”，其实他是“最出色的买办学人”，而不是“最后一个”。他的“出类拔萃”，在于他能够参与“哈佛帮”，制造“众人敬仰”的“学术典范”，然后再回过头来，“训诲”其华人同侪不可以“双重边缘化”！余院士的这个本事，在龚忠武所写的另一篇文章〈哈佛的激情岁月〉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