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孔学堂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推广，制定了《孔学堂文库》编纂与出版的规划，我的文集有幸列入。我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教学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宋明儒学，故而从多年的著述中选出二十多篇文章，以《宋学·理学·心学》（孔学堂书局即将出版）之名充数其中。
我为什么将这本文集命名为《宋学·理学·心学》，有必要做一些交待。
毫无疑问，儒学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核心与主干。中国儒学史可以分为先秦儒学、汉唐儒学、宋明儒学、清代儒学等不同阶段。这一本集子集中搜集的是关于宋明儒学的研究论著。我之所以将这本书命名为《宋学·理学·心学》，恰恰是因为我心目中的“宋学”“理学”“心学”代表了宋明儒学的主要内容；而且，“宋学”“理学”“心学”是三个既有内在联系、又有特殊涵义的概念。
历史上，无论是宋明儒学学者的自我标榜，还是学术史家的学术评论，宋明儒学的学术称谓十分丰富，包括“宋学”“明体达用之学”“为己之学”“实学”“圣学”“内圣外王之学”“道学”“理学”“义理之学”“性理之学”“身心之学”“心学”等等。我个人认为，从中国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宋学”“理学”“心学”三个名称最为重要。
在中国学术史的编纂、叙述中，宋明儒学常常被称为“宋学”，以和汉唐时期的儒学即“汉学”区分。后代学人研究、总结宋明学术时，意识到这一段儒学的独特性，往往以“宋学”命名这种独特的学术形态。“宋学”是相对于汉唐儒学而言的，“宋学”是指宋代建构、但是延续到元明的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知识形态。宋学概念首先是指一种以阐发经典中“义理”为学术特征的儒家经学形态，但是，宋学学者不仅推动了经学思想、经学形态的变革，同时其“义理”的思维方式、价值概念还渗透到他们的史学、子学、文学的学术文化领域中去，从而形成一种异于两汉、魏晋、隋唐士大夫群体的学术风尚、知识旨趣、人格追求。清代学者在议论到“宋学”的学术范式、评价“宋学”短长时，总是将“宋学”与义理探究、形上思辨、心性修养等特点联系在一起。
所以，“宋学”与“理学”又密切相关。宋明儒学喜欢称自己的学术形态、学术范式为“义理之学”“性理之学”，并将“义理之学”“性理之学”简化为“理学”，明清和近代之后的学术史进一步将“理学”的名称定型。我们发现，在宋学学者的话语中，“义理之学”与“理学”之间是没有严格的区别的。宋学学者既以“义理之学”为学术目标，同时也称自己的学术形态为“理学”。张载《经学理窟》专设“义理”章，并标榜“义理之学”，他说：“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朱熹在为理学中人宋若水撰墓志铭时称其“玩意于圣贤义理之学，近自周、程、张、马之言以达于经。”真德秀曾说“自淳熙后，义理之学日明”。在他们看来“义理之学”与“理学”的内涵与外延是一致的，他们既称自己是学说为“理学”，又自称为“义理之学”。所以，南宋末年宋学学者黄震说：“本朝之治，远追唐虞，以理学为之根柢也。义理之学独盛本朝，以程先生为之宗师也。”黄震以程颐为宋代“义理之学”的宗师，是带有本门派的看法，但是将“理学”等同于“义理之学”却反映了宋代学人的普遍看法。
同时，“理学”与“心学”也密切相关。在中国思想史上，理学家也往往将自己的学术形态标榜为“身心之学”或者“心学”。宋明儒家将自己的学说称之为“身心之学”，往往是为了强调儒学中的道德义理不能付之于空洞的说教和抽象的道理，而是应该将这些道德义理与自己的身心实践结合起来。但是，由于这种道德义理与身心实践的结合过程，完全是建立在个体存在的主体精神与自我意识的基础之上的，故而他们普遍追求“心与理一”的人生境界。这时，宋明儒家的身心之学，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体道德修身的学问，同样也是一种个体生命存在的学问。宋明儒学学者肯定身心一体，希望追求自我身心的愉悦、洒落、安然、超脱，以实现个体自我的精神满足，他们普遍十分强调“心”在道德修养、精神超越过程中的重要性。由于宋明儒家强调修心的重要性，不仅陆九渊、王阳明标榜自己的学术宗旨是“心学”，就是二程、朱熹也十分热衷探讨“心学”，并且将“心”放在能够主宰万物的重要地位。
但是，当代学界对宋明儒学的研究过程中，又发现了“宋学”“理学”“心学”三个概念的重要差别，故而又形成了“宋学”“理学”“心学”三个概念的不同学术涵义。按照当代学界对宋明儒学的基本分类，我们需要将“宋学”“理学”“心学”三个概念作一分疏。
首先，“宋学”与“理学”的使用有区别。在当代的中国学术史叙述中，“宋学”是指宋代以来以义理解经的经学学术形态。在整个宋代学者群体中，后来被称之为“理学”的群体只是宋学学者的一部分，另外还有许多十分重要的学派、学者并不是列于这个群体，包括范仲淹、王安石、苏轼、欧阳修、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虽然他们在学术上十分重视以义理解经，故而也是以“宋学”称之。事实上，当代学者所说的“宋学”，其思想特征及学术范式是“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其外延是比较宽泛的。而人们说到“理学”，总是与那种推崇道统、形上思辨、心性修养等特点联系在一起，并不包括哪些事功学派。所以，“宋学”是一个比“理学”外延更宽的概念。
其次，“理学”与“心学”有区别。学者们发现，程朱学派的“理学”体系以“性”与“理”两个为核心概念，故而又称“性理之学”。由“性”与“理”组合而成的“性理之学”，充分体现和完整表达了“理学”的哲学体系和思想特色。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则强调“心”为核心概念，并且在“心”与“理”两个概念中特别强调“心”的本源性、主宰性的意义，他们在讨论关于“心”的工夫时，总是强调“心”的本源、主宰意义、他们大讲“尽心”“良知”的重要性，凸显了人的主体意识是一个由心主宰天地万事万物的过程。
我认为，研究宋明儒学，不得不涉及“宋学”“理学”“心学”的学术范式、知识旨趣、学术形态等问题，同时也包括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区别等问题。我的《宋学·理学·心学》一书分为三辑，分别论述宋学、理学、心学的知识旨趣与思想特色。但是，宋学、理学、心学均属于“宋明儒学”的一个历史阶段，是和先秦儒学、汉唐儒学相区别的另一种学术形态，故而其相通性恰恰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
2015年8月18日于岳麓书院文昌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