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军对昆明的空袭从1938年9月28日开始，持续至1943年底。其中以1940-1941年为最烈，其后随着“飞虎队”的投入战斗，空袭的威胁渐趋减弱，以至于消歇。在1940至1941年间，空袭确为影响西南联大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这里所要记述的是西南联大遭遇的两次直接轰炸的具体情形，即轰炸给学校校舍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联大师生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克服困难，维持联大的弦歌不辍和较高的教育品质的。
联大校舍遭到的两次轰炸
敌机直接轰炸到联大校舍者共有两次：一次是1940年10月13日，另一次是1941年8月14日。
1940年10月13日下午2时左右，27架敌机飞入市区，投弹百余枚，“雾烟大起，火光迸烁，响震山谷。较上两次惨重多多”。这次轰炸主要对象为联大和离联大较近的云南大学，联大损失部分为，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毁，院办公处及教员宿舍亦多震坏。该院校舍系租自省立昆华中学之一部分，其中昆中北院中数十弹，损毁甚巨；昆中南院房屋，仅稍震坏。此外，联大全体教职工、眷属和学生均未受到伤亡，翌日即上课。在这次轰炸中，清华在西仓坡设的办事处前后也遭到两枚落弹袭击，幸而房屋建筑尚且坚固，仅仅玻璃窗、屋顶遭到相当损坏。办事处后院荒园内筑有一个简易的防空洞，用来存储重要卷宗，落在屋后的炸弹紧逼洞口，将防空洞全部震塌。经发掘后，发现物件损失不大，卷宗完好。最为不幸的是，躲避到防空洞里的两名工友，被埋在洞里，以身殉校。
主持联大校务的梅贻琦是一位性格坚忍、踏实肯干的人，他在被炸后写的启事中说：“总之‘物质之损失有限，精神之淬励无穷，仇深事亟，吾人更宜努力’。此二十八年校庆日贻琦所书以自勉而与同人共勉者，今仍愿申此义，敬为我亲爱友朋告焉。”
1941年8月14日的轰炸较1940年10月13日的轰炸严重得多。关于这次轰炸，有吴宓日记、10月30日《申报》报道中的记述、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三续）》中的记述以及存于云南师大档案中的“昆明报刊关于西南联大校舍被炸的报道”等数种材料，内容大致相同，细节上稍有出入，详略程度不一，其中以最后一种最为详细和确切。其全文如下：
昨敌轰炸机二十七架袭昆，对我最高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作有计划之轰炸，以图达到其摧残我教育与文化事业之目的。前四日敌机轰炸市区或市郊时，其机群均同时出现，而昨日则分批而来，每批九架，相距时间约5分钟。第一批约十点十分自西南窜入，直抵大西门外联大校舍上空，投弹约30余枚，即行逸去；第二批旋即自原路窜入，抵达市区东部拓东路底一带，盲目投弹约20余枚，该处临近之联大工学院侥幸安然无恙；继则第三批窜入，仍抵达联大校舍上空，又复投下大批爆炸弹，旋即逸去。炸后各部出动人员甚为努力，联大同学自郊外疏散者返抵该校，协同整理善后。当在校内发现受伤者还有二人，一为同济学生，一为该校校警，旋即分送医院治疗。该校舍各部几无不遭炸弹波及。
损失情形
校舍方面：
新舍男生宿舍第1、2、28、32等号被毁，其余受震。师院女生宿舍第2号被毁，男生宿舍第1、2号亦被毁，教职员宿舍被毁，损失严重。南院女生宿舍饭厅整个被炸，其余卧室多受震而有倒塌之势。
图书、仪器：
第7、8教室被毁。南区生物实验室1栋全毁，内有仪器多件。图书库被毁，内有清华名贵图书甚多，悉成灰烬。其余，常委办公室、出纳组、事务组、训导处、总务处均被夷为平地，法律系、政治系等办公室亦受震不能应用。又该校新舍篮球场与北院尚有未爆发之炸弹各2枚。
这次轰炸使图书馆、饭厅、教室和宿舍都有损坏。当时正值暑假，抗战时期学生们无家可归，成年四季都呆在联大，为了解决住宿问题，幸存的教室多改作宿舍暂用。一位学生描述当时的情况写道：“联大同学当时是‘床床雨漏无干处’，便在此时，在图书馆看书要打伞，在寝室睡觉也要张伞，真别致！”
1940年6月法越当局向日本屈服，日军进占越南，云南局势顿形紧张，联大曾有迁校之议。因学校规模大、人数多，迁移起来十分困难，便先在四川南部的叙永设立分校，1940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在那里上课。后来局势缓和，校方决定1940年下半学年叙永分校撤销，全部学生在昆明上课。被炸当天，联大校方给叙永分校发电报：“急，叙永西南联大分校，昆市连日被炸，本日本校新旧校舍被炸房约200间，分校员生来昆无法容纳，请转知暂缓启行。”
当时，梅贻琦常委不在昆明，正在重庆接洽校务，8月23日他才回到昆明。8月27日下午召开联大常委会，他看到新校舍被炸后的一段时间内没有计议修复事宜，甚至有人在会上提议延期开学，“心中大不为然”，力主赶快筹备，设法如期开学。具体议决事项有3条：“（一）本大学各部分此次被炸毁之校舍，无论租用或原属本校者，倘不需购置大宗材料，或有现成材料，经加工修葺后即可应用者，应即尽速修理。（二）本大学应即由总务处会同校舍委员会主席黄钰生先生尽速于昆明市区内或市区附近觅定房舍备做校舍之用。（三）本大学倘能于最短期中在昆明市区内或附近觅定校舍，足敷应用，本学年本校各院系应仍在昆明市区内或附近上课。”梅贻琦显然在决定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经校方人员的多方努力，仅仅一个月多一点时间，劫后创伤已全部修理完竣，屋宇焕然一新，学校当局原定的开学日期，得以如期举行。9月29日、30日两日二、三、四年级注册，远在叙永的一年级同学也早已首途，到9月30日前已到了十之八九。10月6日在开学典礼上，梅贻琦常委作了一个简短精警的报告。他说，8月14日本校遭到轰炸，校舍损毁甚巨，同学间各自推测，以为决不能如期开学，最早当在12月初，留昆同学自己懈怠之不足，复致函返籍同学告以此种聪明之推测，阻其准期返校，此种心理实在最要不得。据1946年初《申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称：“某一暑假中，学校被炸，梅先生（指梅贻琦——引者）亲自提着汽油灯，日夜赶修，卒能如期开课，可证明他们办学的精神了。”文章中提到的“某一暑假”，揆诸史实，应指1941年暑假无疑。由此段所叙述的史实，我们不难间接地判断出8月14日轰炸造成的损毁是何等的严重，联大校方为赶修校舍做了多大的努力。
名教授们谈西南联大被炸
两次轰炸的损失比较起来，以1941年8月14日这一次较为严重。事发不久，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很快在联大教授主办的《当代评论》周刊上发表了一篇《联大被炸以后》。他说，他向来有一种偏见，以为敌机不会单纯地以文化教育机关为轰炸的目标，其理由不是把敌人想像成遵守国际公法、尊重学术、爱惜文化的对手，而是以为轰炸文化教育机关对摧毁军事抵抗力的作用不大。所以，以前中央、重庆、浙江、厦门、云南等大学以及上次联大师院被轰炸他总怀疑是由于波及，听到别人说大学本身即是轰炸目标，他对于这一类的话总是将信将疑。但是8月14日联大被炸，打破了他的这一偏见，敌机的轰炸是专为联大而来的，所炸的是市区的西北东南两区，这两处恰恰都是联大校舍所在的地方。在东南区，由于投弹不准，没有炸着联大工学院；在西北区，敌人投弹相当准确。于是他才相信，在日本军事当局的战略中，大学本身即是一个轰炸目标。
冯友兰认为，敌人为什么要不惜耗费资源来炸后方与军事无直接关系的目标呢？敌机轰炸联大，其消耗大概已在百万以上，联大损失虽不小，但未必能及于此数，所以可见日本军事当局在军事方面，已无法进攻，只好以空军轰炸后方了。敌国的军事当局，竟不惜以有限的资源，专派大队飞机来轰炸联大，必是认为联大对于我们的抗战建国有相当的贡献。毁坏了联大，对于我们的抗战建国有相当的损失。这可见我们的工作，对于国家民族，是“功不唐捐”，这很可予我们以很大的鼓励。
接着，冯友兰提出，“在敌人的鼓励之下，我们还要反省，我们是不是已经对于国家民族，做了可能的最大的贡献呢？”他分析了当前联大师生的士气和读书风气，除了指出若干实际生活的困难和师生们的难得之处以外，又反省了一番，认为三点值得注意：一、一般人对于抗战的警觉、热烈似乎不及从前，往好处说，是镇静，往坏处说，是疲软，如毕业生选择职业所取的标准是看待遇的优厚，所以宁愿去银行等金融财政机关，而愿去军事机关服务者，不如以前踊跃；二、学生的读书风气不如以前浓厚，图书馆将开门时，许多人排队占座位的现象不见了，其原因是学生“跑警报”占用时间多了，外出兼差的多了；三、教授中间原来见面时总在讨论抗战的消息和国际局势，现在讨论的多是米价的高低、油盐的贵贱。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是否果因对于生活底注意，而减少对于国家民族的热诚，以及工作的效率，这是我们所应当反省的。这次敌机轰炸予我们一种警策，使我们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反省”。
冯友兰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当代评论》又发表武汉大学陈西滢教授的文章《轰炸的目标》，进一步讨论轴心国德、意、日轰炸平民和文化教育机关的问题。他同意冯友兰的看法，认为轰炸后方是敌人军事进攻没有办法的表现。他补充说，轴心国在国内依靠的是推行恐怖政策带来的恐怖心理使人慑服，而在离前线较远而军事力量所不及的地方企图以轰炸造成该地人民的恐怖心理，但这是不可能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我国后方的大城市，这四年来，没有一个免于敌机的蹂躏，没有一个没有惨痛的经验。甚至陪都重庆，有时几天几晚警报不解除，人民所感受的并不是恐怖，而是愤怒与仇恨。轰炸所产生的，并不是失败主义，而是加强同仇敌忾的精神”。他认为轰炸文化教育机关，只能表明没有文化的民族仇视有文化的民族，“他们的仇视，并不是出发于他们表面所装作的轻视，而是出于猜忌和畏惧。他们虽然不懂，也许正因为不懂，他们猜忌到文化中有一种他们的武力所不能克服的力量。因此野蛮民族战胜了有文化的民族，没有不竭力摧残它的文化的……”“日本，德国，意大利，究竟没有脱去野蛮民族的遗风，或是，这几个国家的统治者是没有文化的一种人”。
冯友兰在《联大被炸以后》一文中提出一个观点：“他们炸吾们的联大，我们去炸他们的东京帝大。这是战争中惟一的言语。如果吾们的空军的力量，一时尚不能远征，吾们只有‘打了牙往肚里咽”努力求空军的充实，只有行动，用不着说话。”陈西滢不能同意这个观点。他说：“可是我们却疑心这话是一时的愤激之言，不一定是考虑后的主张。一方面，我们希望我们的每一个炸弹，都发生最大的效力。这当然只有轰炸敌人的兵工厂，火药库，油库和炼油厂，飞机场，船厂和船坞种种重工业工厂，矿山和交通中心，才能达到这目的。炸死几个老百姓，是得不偿失的代价。另一方面，我们是有数千年文化的古国，是有优秀文化的民族，我们不忍，也不屑以强盗的方法，回治强盗。当然，也许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使敌人感到痛苦。可是野蛮民族可以奸淫掠烧，一个文明民族却不愿自己放下人格，作出同样的举动。贼人杀死了我们的子女，我们当然要把贼人捉来，置之以法，却不愿也去杀死他们的子女。至于文化教育又不同了，因为敌人根本不了解，根本不重视。我们若摧残敌人的文化教育机关，也许敌人漠然无动于衷，也许一部分敌人正满足了他的意愿。而我们却与敌人做了同一等人。所以我认为，将来我们空军轰炸敌国，必然以军事目标为目标。万一因军事上的需要，不得不使东京全市化为灰烬，也要尽力设法不炸东京帝大，使赤门‘岿然独存’，宣告我们中国是崇尚文化的民族，使敌人知道‘王道’二字，究竟是怎样解释。”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联大在遭到日军轰炸以后，表现出镇定自若而又积极向上的精神。从主持校务的梅贻琦身上，最能体现出办学者坚忍不拔的精神。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办学，梅贻琦面临许多在和平时期不必考虑的动荡时局和物质困难，敌机空袭仅其一端而已。蒋梦麟曾说“此人有骆驼之精神”，可谓知人之论。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梅贻琦才不畏事繁，踏踏实实，一件一件事认真去做，在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创造出我国战时教育的奇迹。联大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梅贻琦任劳任怨的踏实工作是分不开的。1940年他在一次会上说：“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教授说：“当时这段话虽然是对清华同人说的，但最充分地表现了在昆明办学的沉重心情，也显示了他对前途的希望。”而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的言论，则表现出在艰危之中犹不忘国家民族的命运和自己的责任，这就是联大教授们用来要求自己、要求学生努力要达到的精神品格。
原载《文史精华》2002年第3期，极个别字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