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1901—1968年），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曾担任过南京金陵大学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倡导工业化、都市化的先驱人物，其著作《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中国经济建设之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作出了独到而深刻的分析。他的治学有两个最鲜明的特点：一是“世界眼光”，即讨论中国问题时参考世界范围内的大量经验；二是“历史方法”，即为增加对现实状况的理解，而不时地从历史文献里归纳社会学的通则。
在世界范围内搜集事实研究中国问题
1928年9月初，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这时，有人和他说道：“你们教社会学的，真是容易，跑上讲台去，随便吹一下就是一点钟！”吴景超听后颇受触动，9月15日便写了《社会学观点下之社会问题》一文，回击这种偏见。他强调社会学者是以科学的态度研究社会问题的：研究的第一步不是空谈，不是臆说，而是搜集事实；还要对事实进行分类，作有系统的叙述和解释。他指出，社会学者始终不能离开事实，“离了事实，他便不是科学家，等到事实已经解释清楚，科学家的职务，便算成功了”。
吴景超借鉴美国社会学家孙末楠（william g.sumner）的治学方法。孙末楠强调做学问要围绕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搜集最丰富的证据，并加以简明清晰的叙述和解释。孙末楠去世时留下52箱资料卡片，每箱约有3000张，正是在如此坚实的基础上他才写出不朽名著《民俗论》。吴景超感叹：“我们读过他那本《民俗论》的人，看到事实之后，还是事实，最后才来一两句结论，便没有不相信他所说的。”孙末楠的研究多用民族学材料，他为了搜集最丰富的证据，学过很多种外国语言，而且除了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和德文以外，其他各种都是在45岁以后学习的。以孙末楠为楷模，吴景超青年时期就掌握了英文、德文，后来为研究苏联的经济建设经验，又自学了俄文。他大量阅读西文文献，从英国、美国、德国以及苏联的经济建设经验中取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这种在世界范围内搜集资料，始终在世界格局中讨论中国问题的学风在那个时代实不多见。从英美那里，吴景超看到了以发展民生工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从苏德那里，他看到了后发国家必须先图强后致富，迅速建立起自己的重工业体系，特别是军事工业体系。正是由于具有这种世界性视野，他将当时流行的种种只强调农本政治的论调，归之为“经济上的复古论”。在他看来，无论要克服多少困难，中国都应尽快迎头赶上工业化、都市化的世界潮流。
吴景超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借助卡片科学搜集资料的办法。他每天把读书读报所得资料，分门别类地做成卡片，每天所录资料不少于3000字，数十年如一日。他多次强调一张卡片只能记一种资料，为的是方便对资料进行分类、再分类，这样，排比卡片便能发现问题，“卡片可以解放我们的记忆力，使我们可以把精力多用在分析及思考上面”。1955年，他把自己做卡片搜集资料的经验写成《关于搜集资料问题的几点经验与教训》发表，文中再次强调，做教学工作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资料，做科学研究工作则必须要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概括。
对世界范围内工业化国家发展经验的广泛了解、搜集丰富的各国统计资料，是吴景超形成“放眼世界、着眼中国”学术特色的重要基础。他的弟子费孝通就曾说，“我要查历史知识找潘光旦先生，要查各国情况、社会统计就找吴先生。这种治学精神，我们这一代很少人能真正继承下来”。
发挥历史法对社会学的独特价值
吴景超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兼收并蓄，使统计法、个案法和历史法都能在研究中充分发挥作用。他的很多文章广泛运用统计资料说明问题，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数字和图表随处可见；他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是运用个案资料进行分析的典范；而他以社会学眼光对中国历史材料的分析更是独具特色。吴景超使用历史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其一是1928年至1935年，他发表了7篇颇具影响的历史社会学论文，主题涉及婚姻、家庭、内乱、社会流动与人口迁移对文化传播的影响，人才升降以及社会分层等；其二是全面抗战初期，他利用经济部档案对企业史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吴景超看来，社会学者运用历史资料来进行研究，和历史学者的着眼点有所不同，他们注重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类型和原理。同时，以历史法研究中国社会，亦可弥补实地调查法之不足。1931年5月吴景超发表的《两汉多妻的家庭》，运用大量详实的史料分析中国婚姻制度中的多妻制情况，据他说之所以采用历史法，是因为“用个案法以研究这个问题，困难很多，在这些困难没有打破之前，历史法颇有一试的价值”。抗战初期，吴景超怀着检讨过去的心情，从他任职的经济部的档案中搜集材料，重点研究了汉冶萍公司、象鼻山铁矿、安徽售砂公司、龙烟铁矿以及筹建未果的国营钢铁厂等几个企业失败的教训，他说：“我深信这种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告诉我们以前走错的路，以后不要再入迷途。”他将这些研究写成了一组文章发表在《新经济》半月刊上，后来收入他的著作《中国经济建设之路》中。1942年，吴景超耳闻目睹官僚资本横行，愤然发表了《官僚资本与中国政治》一文，从西汉的史料中分析出中国官僚资本形成的6种形式，这在官僚资本家占据要津，资料获取和成果发表都面临困境的情况下有着特殊的尝试价值。这些成果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增添历史的纵深感，更深入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性。
梁启超认为，中国社会学有两个不可偏废的研究对象：“现在的情形”和“历史的事实”；前者靠实地调查，后者虽不及前者切实，但“现在的社会状况，不是偶然发生的，全由历史演出”，仍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吴景超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就是为更全面更深入了解现实状况而采取的一种有效路径。
本文原载《学习时报》2023年3月22日第5版，纸本标题为《一张卡片只能记一种资料——社会学家吴景超的治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