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国学文库》即将陆续出版。借为这个文库作“总序”的机会，我想讨论一下这样几个问题：现代世界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传统国学还有什么意义呢？“国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吗？国学与岳麓书院有什么密切的联系？
一、国学的意义。
我认为，对现代中国和世界而言，国学至少有四个层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国学能够为现代人的个体精神需求提供思想营养。中国正面临社会的急剧变革，每个人的命运发生很大的无常变化，每个人的行动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但是，能够给我们驾驭命运的精神方向、行动选择的人生智慧却严重不足。现代中国人往往会感受到是非的迷漫、得失的困扰，同时引发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社会底层民众是这样，那些成功人士也是如此。儒家、道家、佛家的经典，诸子百家的思想，他们对个人人生意义的选择，包括是非的迷惘、毁誉的困扰、得失的彷徨，对人生的终极价值选择，都能够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思想营养。今天很多人思考的问题，其实古代先贤都思考过，而且有非常好的解决办法。我们回头去看经典，原来我们的老祖宗已经有很好的思考了。
其次，国学能够满足当代社会为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我们正在面临着种种社会问题、思想危机。我们常常感到当代中国的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乏信任，我们不相信超市里买来的食品是否安全，我们不相信来自陌生人的帮助是否藏着恶意，我们甚至还在讨论见到老人摔倒该不该扶起，还有许多人的损人利己的做法，已经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地步。诚信危机、道德危机成为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大敌。大家都在想，怎么来制止相关恶劣事件的发生，怎么来建立一个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在中国传统国学里，对于如何建立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忠恕之道，仍然可以成为建构现代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仍然是我们建立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的金科玉律。
其三，国学能够为当代中华文明的崛起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当前的“国学热”其实还和中华文明的崛起有密切关系。中国崛起与中华文明崛起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崛起是指一个独立的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强大，而中华文明崛起则是强调一种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体系在经历了近代化、全球化的“浴火”之后，重新成为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明体系。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是唯一历经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原生形态的古文明，并且一直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位居世界文明的前列。但是，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被瓜分、侵略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人开始失去了文明的自信。其实，近代中国学习、吸收西方先进文明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采取对自我文化的一种虚无态度是非常不应该的。我们必须有一种文明的自我意识，我们要理解到，现代化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崛起。我们活下来并且能够昂首挺胸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首先应该是我们高贵的精神和灵魂！那么，我们高贵的精神和我们的灵魂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实，就是国学熔铸了我们的精神和灵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能够为当代中华文明的崛起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
其四，国学能够为21世纪新的人类文明建构做出重要的贡献。我一直认为，中国国学里面所包含的许多价值观念，比方说仁爱、中和、大同，不仅仅对中华民族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们都一定能够成为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能够弥补某种单一文明主导的价值观念的缺失。西方文明一直在坚持，他们倡导的许多核心价值具有普适性。其实，中华文化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这种价值的普世意义的过程。但是，许多中国人在此过程中，却忽略或者忘记了中华文明中的普适性价值。特别是在整个20世纪的文明史上，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严重弊端。21世纪建构的人类文明，一定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而延续五千年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一定要对21世纪的人类文明建构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国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尽管国学如此重要，但对国学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学界内部还存在着不少疑虑与分歧。人们首先会问，国学的确切定义是什么？其实，“国学”有非常明确的内涵和外延。首先，“国学”的“国”应该是指中国，这个很明确。其次，这个“学”就是指传统学术，即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总是要通过文字、典籍的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中国古代文献典籍有经、史、子、集，所以今天人们所说的国学往往也分为经、史、子、集。
人们又会进一步追问：国学的知识构架和学理依据是什么？当然，国学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必须要有两个重要条件:其一是国学学科体系的内在条件,即国学体系的知识构架和学理依据;其二是国学的外在条件,即国学能否具有现代学术视野而能得到普遍承认并开展广泛的或全球化的学术交流。
国学这门学科，之所以在学界还有不少疑虑与分歧，与它在当代中国的学术体制内的处境有关。现在大学院系的分科，基本上是近代引进西学而建立起来，分为理学、工学、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等等。尽管近些年各个大学纷纷创建了国学院，但是国学在当代中国的学术体制内并无合法性的身份。这样，我们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国学，在这种学科体制下只能变成其他学科的材料。比如国学中最重要的经学，在现代大学的学科中就没有合法的独立地位，我们不能独立的研究、学习经学，只能够将其分别切割到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教育学的不同学科。这样，国学中的经、史、子、集的不同门类知识，全部被分解到了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的不同学科视野里面，变成其他不同学科的材料。
近代引进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的不同学科视野，在帮助我们研究中国传统国学方面，确实有它的长处，但也有其短处。中国传统学术是一个有着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其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有着内在联系。当我们用各门现代学科把传统国学分割之后，就有可能失去原来知识体系的联系和特点。每一种知识体系或学科框架，实际上是我们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具有主观性因素的图式。不同文明有不同的把握世界的图式，西方知识学有它自己的长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也有自己的长处，譬如中国的知识传统具有整体性、实践性、辨证性的特点，就成就了中华文明的世界性贡献。正因为如此，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应该保持对其原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的学问特点的思考。国学作为这样一种原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的学问特点，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其实，在讲到中国“国学”合法性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暂且借用西方大学的“古典学”的概念。在西方世界许多大学都设立了古典学系。这个古典学研究什么呢?它最初是以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为依据,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等等。古典学的特点是注重将古希腊罗马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不是分别研究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在西方,古典学一直是一门单独的学科。
我们认为,“国学”其实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学”。如果我们用“中国古典学”来说明中国“国学”,可以提供“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上述两个条件。一方面,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中国形成了建立自己特有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明体系。建立“中国古典学”,也就是以中国古人留下的历史文献为依据,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由于“中国古典学”是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为学科基础,这是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构架、学理依据均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历史、哲学学科的独立学科,这是“中国古典学”得以确立的内在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国学”概念仅仅能够为中国人自己使用,西方人则只能使用汉学,以“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原来的国学,“国学”具有了知识共享、学术交流的现代学科的要求,并能兼容国学、汉学,为中外学者所通用,这是国学能够具有现代学术视野并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外在条件。
三、国学与岳麓书院。
书院是一种由古代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学术教育机构，它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组织制度、基本规制、讲学形式，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书院继承、发扬了中国优秀的教育传统，表现出儒家士大夫那种追求独立的学术思考、人格自由的精神。书院将中国传统教育和传统学术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蓬勃发展，宋元明清学术文化思潮迭起，无不与书院这种独特学术教育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岳麓书院是中国书院的杰出代表，在中国教育史、中国学术史上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其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学术成就的卓著，受到古今人们的普遍敬仰。继先秦诸子等学术思潮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思潮。理学以复兴先秦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同时，它又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学说，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岳麓书院创建于宋代，很快成为新兴理学思潮的大本营，学术界一大批有影响的著名理学家纷纷讲学于此。南宋乾道年间，被称为“东南三贤”的张栻主持岳麓书院讲席，在此聚集了一大批理学之士，并且形成了当时学界很有影响的湖湘学派。同时，后来被称“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著名理学家朱熹两次在岳麓书院讲学传道，更是形成了学术鼎盛的历史局面。岳麓书院已经成为宋代学术文化史最著名的四大理学基地之一。以后，许多著名理学家纷纷来此讲学。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讲学岳麓书院；明代中叶以后，理学思潮中的心学一派王阳明及其弟子王乔龄、张元忭、季本、邹元标等亦纷纷来岳麓书院讲学，使岳麓书院的新兴的心学思潮再度发挥极其重要的学术大本营的作用。明清以来，中国学术文化又发生重大变革，先后又出现明清实学、乾嘉汉学、今文经学等不同的学术思潮，而岳麓书院一直是不同时期时期内学术思潮的重镇，从而推动着中国传统学术的创新发展，继续在中国学术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可见，岳麓书院在一千多年的办学过程中，一直是中国传统国学的重镇。宋以后的各种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均以它为学术基地，如宋代理学派、事功学派、明代心学派、东林学派、乾嘉学派、今文学派等等，许多学术大师如朱熹、张栻、陈傅良、王阳明、王文清、王先谦、皮锡瑞等在这里传道授业，又培养了一代代国学领域的著名学者。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下诏全国各地改书院为学堂，岳麓书院也于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后来又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湖南大学。而岳麓书院遗址作为文物一直被使用，但是在战乱年代受到严重损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湖南大学全面修复岳麓书院，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岳麓书院古建全面修复，基本上恢复了历史上办学最盛时期的建筑规制。与此同时，我们启动了岳麓书院的国学研究、教育的复兴工程。，近二十多年来，岳麓书院培养、引进了一批国学研究的学者群体，逐步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点及博士后流动站。岳麓书院学术、教育功能的恢复，是建立在现代高等教育的体制及学科建设基础之上的。今天的岳麓书院已经成为国学复兴的重镇。岳麓书院的明伦堂仍是讲授国学的讲堂；朱熹、张栻“会讲”的讲堂仍在举办国学论坛，斋舍也仍然是学者从事国学研究的地方。古代岳麓书院学术传统内核的经学、理学、诸子学、史学及其相关的知识学问，均成为岳麓书院的主要学习内容和重要研究方向。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生态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学术文化的类型，作为一种具有民族主体性的学术文化，国学确实不同于西学，因为它有不同于西学的文化土壤与生态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与书院有着共生的独特文化背景。
我们希望推动岳麓书院学术的现代复兴，我们有一种传承中华学脉的强烈愿望。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发生的一个重要文化教育现象。我们相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我们完全可以做好书院传统的转换、创新工作。所以，我们编辑、出版岳麓书院国学文库，也是与传统国学的当代复兴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书院、学者加入到这个行列来，盼望国学学界的研究者能够不断赐稿，共同推动当代国学的繁荣！
甲午年于岳麓书院文昌阁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于2014年以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东方出版社等陆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