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先生被誉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之父”，“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先驱”，而且在历史学、社会学和国际政治学等多种学术领域均有重大建树。这位由李大钊介绍的、一生横跨三个世纪的中共老党员还是革命家和国际社会活动家，具有世界影响。国内学术界从改革开放以来对陈翰笙先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并不断走向深入。 [1] 陈翰老晚年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和世界史所名誉所长。在世界历史研究所建所50周年纪念之际，我愿就个人的直接接触，回忆翰老待人接物的点点滴滴，感受他的人格风范，再次缅怀仙逝多年的翰老，也向世界史所致以敬意。
首先向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50周年华诞表示祝贺！世界史所在中国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不仅是一个研究机构，一个学术重镇，还意味着一个与国内所有世界史学人都有关系的学术平台。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是与世界史所连在一起的。上世纪80年代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到这里查资料，开始有了联系。除同辈人外，认识这里的第一个人是张联芳先生，他当时在《世界历史》杂志编辑部，是我在这里发表第一篇文章的编辑，因此有了来往。然后有幸与陈翰老和陈洪进先生相识。人们之所以与世界史所发生联系，以我个人感觉是因为世界史所拥有“三件宝”：一是资料，这里有专业图书馆；二是名刊，《世界历史》；三是陈翰老这样的著名学者。当然陈翰老这样的著名学者最重要，不论他们健在还是离去，都是最宝贵的无形资产。
翰老德高望重，且率直纯真；大气磅礴，又平和可亲，是我心目中的大德之人，当下忆起，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一天，接到陈洪进先生一封亲笔长信。大意是陈翰老读到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关于英国中世纪个体农民生产、负担及其与资本主义产生关系的研究，翰老很感兴趣，问我是否愿意到北京当面谈一谈。当时翰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世界史所名誉所长。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了翰老。地点在北京复兴门外24号楼，时间是某个星期一。为什么记住周一呢？因为当时陈洪进先生每周一去陈宅与翰老见面并讨论问题，社科院有车专门接送，有时还有别人参加，都是鸿儒硕学，在以后的见面中曾旁听过他们的交谈。翰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待人非常平和，讲话开门见山，有一种非凡的感染力。第一次见面感觉很温暖，谈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但一句话至今记得，几乎一见面他就说：“你用一系列数据证明，最初是富裕农民支撑了英国的资本主义，这对纠正世人的偏见是一个功劳！”我很惊讶翰老对我当时学习和研究工作的了解程度，第一次见面就领教了他老人家清澈的思维。初次会面还留下一个记忆，刚见面时翰老回答问好但是不跟你握手，只是用中国传统的见面礼拱起双手作揖，让我这个孙辈年龄的初访者无所措手足。后来知道，翰老对任何客人都是这样的礼仪，不论长幼尊卑。
在接下来的交往中，翰老给了我多方面的教诲和帮助。他肯定我关于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方向；鼓励我进行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并且与中国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回答农村改革中提出的问题。他还谈到历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纵览中外历史，权衡得失，探究富民强国之方略；二是注重实证，启示国民正确的历史观和公民意识。20世纪30年代翰老主持了规模空前的农村经济调查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他特别向我介绍了无锡、保定地区的农村调查，而且对这批资料未被充分利用深表遗憾（曾有分析报告被国民政府扣押，后遗失），希望有人继续做下去。[2] 记着翰老的嘱托，90年代初以翰老的调查资料为基础，我申报关于清苑11村研究为课题的国家项目并获得成功。利用大学暑假和寒假，我两次带领课题组赴冀中农村，沿着当年陈翰老的调查路线，挨村进行入户核实、调查与比较。前后共走访了11村、100家农户。当时经费有限，为节省开支和时间，我们课题组就吃住在乡村招待所，有时工作到天黑住处还没有着落，就住在大车店或借宿老乡家里。那时还较年轻，吃得起苦。经若干年写成《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农村比较》，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我在该书扉页上写道：“献给陈翰笙先生，我国农村研究的先行者”。幸运的是，翰老欣慰地看到了这本小书的问世。
翰老还给我出过一个题目，可是至今没有完成。当时他对继续推动农村改革问题非常关心，时常忧虑我国有限耕地未能有效利用的问题，忧虑农民的土地权利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时隔二十多年后即当下所讲的“土地确权”，让农民分享土地产权带来的利益问题，可见翰老眼光之远大、之犀利。有一次翰老对我说，你来写一本书吧，书名叫《中国农民的地权问题》。“地权”这个词是旧时代的一个词汇，现在很少使用了，所以印象颇深。这个话题大约在80年代晚期。当年就采取了行动，为此找到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同辈学者蔡昉同志，他当时是我相熟的一个朋友。记得我们谈后一拍即合，立志携手完成翰老的命题，一起拉下提纲，分头做起来。写完一部分就交换，所以蔡昉的一部分手稿至今还在我手里。怎奈后来各自忙碌，时过境迁，此事终未果，甚为遗憾。
翰老时刻关注着中国农村的改革事业。他喜欢剪裁各种报纸作为资料，通过陈洪进先生或者他直接惠寄给我。记得一次是从他家寄出的，内容是苏联农村土地变革的新举措。可见农民的“地权”问题让他朝思暮想。翰老还念念不忘合作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和前途。1990年我去英国，他和陈洪进先生为我提供了在英国的多种交往渠道，有的在牛津剑桥大学，有的在社会团体或企业高层。在英国时采访他们，使我感到陈翰笙的名气似乎比在国内还大。有时对方一时想不起，但是一提“gung ho”(工合)，他们马上就想起中国人陈翰笙、宋庆龄，当然还有路易艾黎和斯诺等，原来由于这些人发起的工业合作运动，“gung ho” 作为一个外来词已经融入英语，意为“合作、同心协力”。在翰老的指导下，我在英国的合作运动社会调查（包括走访一些企业和超市），使我进一步认知人类社会的繁复性和多样性，即使英国这样老牌西方国家，当下仍然保留着一定比例的社会主义成分，而且富有活力。至今保留着这一期间翰老与我的通信，有的长达数页。他指导学术研究，也相当关心你的日常起居，例如会问你“你现在的寓所离学校远不远？你在哪儿吃饭？与你合作的教授如何？……这些我都想知道”。未曾经历的话你难以想象，一个胸怀宽阔思想深刻的智者，待人却如此体贴入微。
忆起翰老，还要感谢他老人家曾以耄耋之年亲自为我的《现代化第一基石》一书作序。该书稿是我80年代承担国家青年项目的成果，有一段时间，翰老要我报告该项目的基本思路，以及每一部分的基本内容和资料来源，为此曾有过几次长谈。他像一位考核学生的师长，不时出考题测试你，如英国为什么能够实行货币地租，英国资本主义确立的标志和准确时间？又像一个平等的讨论者，默默倾听或问询，你可以提出和他不一样的看法，他并不在意。不过我从未想过请翰老作序，在80年代新旧衔接时期似这样做的还不多，所以当翰老提起“谁给你作序呀”这样的问题时我一片茫然，陈洪进先生笑着在旁提示说“还不请翰老作序呀”，我才恍然大悟，诚惶诚恐地表示感谢。当时的情景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将近30年的时间过去了，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我想有幸承蒙翰老教诲，纯属偶然；如果不是完全偶然的话，则归因于翰老博大的爱心——对学术的爱，对事业的爱，对他人的爱，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的爱心。他愿意帮助所有的人，一如当年献身拯救平民大众的革命事业。以后逐渐知道翰老漫长的一生中不知无私地帮助过多少人，而且承担下来的事情对于他并不都轻松。
翰老有许多高贵品质。他一生中经历了四个时代，[3]不论在哪个时代他都保持了自己的良知和本色，保持了对苦难一方的深切同情，且大道至简，知行合一，难能可贵。仅此一点，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像他一样扪心无愧，即使努力地去做也好。大节无亏，细行亦光彩。就我直接观察而言，翰老待人接物的方式，他的深厚的学养，对人——无论任何人——的真诚和尊重，令后辈汗颜。一次在翰老家谈话，保姆进来告知某某同志来访（时任某部副部长）。见此情景，我欲草草结束谈话，起身告辞。翰老认为我没有必要这样做，他说：新来的客人事先没有打招呼，而“我们是约定好的”！他坚持让我坐回原位，按计划继续我们的谈话，而请那位领导一直在客厅等候，此事印象极深。每次离开他家时，翰老都坚持送到门外，而且一定走到电梯亲自按亮电梯下行的电钮。
翰老是真诚严肃的，也是幽默的，率性的。我们谈话时他总是坐在大写字台的这一边，我坐在对面。一次谈得兴致高扬，为表示赞成我的一个观点，翰老竟站起来要与我对换座位，一定要我坐在他的大椅子上——印象中那是一个很舒服的大软椅。我当然不肯，他就佯装一脸严肃并很坚决地说，“你不坐过来，我就一直站着”！果然他就那样不妥协地站着。最后还是他的胞妹陈素雅女士过来打圆场，平时主要是她照顾翰老的生活起居。陈素雅女士虽然也是高龄但看起来优雅且健康。她劝我照翰老说的去做，“你不知道，谁也拗不过他，翰老就是一个老顽童！”一边说笑着扶翰老坐在我的椅子上，一边抚摸着他的前额为他整理头发，浓浓爱意，溢于言表。
李铁映同志主持的翰老百年华诞庆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那天早晨我先来到翰老家拜望。记得翰老见面问我是从天津来吗，吃早饭了没有？但不久又问同样的话，我发现翰老有些健忘了。家人热情招呼着与翰老合影，特意配上鲜花，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那是我与翰老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也是最后一次见翰老。那次大会上我听到了更多的方方面面的关于翰老一生的信息。[4] 翰老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周围所有的人——然而，受翰老精神影响的何止是他周围的人呢？！
斯人已去，风范犹存。翰老身上有中国传统儒家的优秀品质，诸如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胸怀和士林风格之大雅，同时兼具西方的科学与平等精神，而且浑然天成，自成一体。可见中西文化是有契合度的，不仅可以互鉴，也可以会通，亦可以超越！翰老离开了，可人们觉得他还活着，还那么可敬可亲，人们在述说他、怀念他。说到底，是在表达一种诉求，对翰老一代人的精神的诉求，一种向善的愿望：“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他的英名永远与中国人民的事业相连，与学术事业相连，与中华文明再塑造的伟大事业相连。1996年，翰老百年华诞之际，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了《陈翰笙文集》英文版，收录了他1919—1949年的部分英文论文。在扉页上，百岁高龄的翰老用英文亲笔写下一句话：“如果我的梦想能够有助于文明的推进，那么我希望实现这个梦想”（if my dream reflects my hope that may help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i wish to realize it）。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翰老站在文明进步的高度为自己一生做的总结。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纪念翰老，见微知著，实际上在提倡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即历史研究中的现代关怀。
在纪念世界历史研究所知天命之年的庆典上，再次忆翰老，为他骄傲，也为世界史所骄傲。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世界历史研究回顾与展望暨世界历史所成立50周年座谈会”发言的整理稿。）
注释：
[1]参见叶恒：《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陈翰笙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3期，第95-101页。
[2]见拙文“陈翰笙先生是中国农村研究的先行者”，载于沛主编：《革命前辈 学术宗师——陈翰笙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4]张椿年、陆国俊主编：《陈翰笙百年华诞集》（中国社会科学院隆重举行“陈翰笙百岁华诞暨从事学术活动75周年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侯建新，天津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