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刚在读书和外出考察的过程中，意识到边疆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内地偏僻地区的民俗有助于解决古史问题，从而撰写了一系列读书笔记，渐次在《责善》半月刊发表。一九四九年，他选择其中一部分文章结集为《浪口村随笔》，由合众图书馆油印百册以分赠好友。一九六三年，他对该书做了进一步修订，更名为《史林杂识初编》，由中华书局公开出版。其后他继续撰写相关读书笔记，多收入《顾颉刚读书笔记》之中。这些论文、著作、读书笔记是今人了解顾颉刚民族考古学成就的主要材料。
汪宁生，笔名林声、任焦，祖籍江苏省灌云县板浦镇，一九三0年生于南京，一九五四年选调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大学五年中，他感受到了由张政烺、苏秉琦等著名学者传承而来的“清儒考证之学”和“五四运动以后科学方法整理国学”的传统，逐渐找到了读书治学的门径和乐趣。一九五九年，汪宁生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一开始担任苏秉琦“秦汉考古”课辅导工作，随后被指定报考隋唐史专业研究生。由于无法自由选择工作与专业，血气方刚的汪宁生以交白卷的方式表示抗议，其后遭到领导训斥和群众批判，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并于一九六0年开始参加云南民族调查组（《考古人和他们的故事②》，以下简称《考古人》）。
在这个时期，西方已经兴起借助民族调查深化考古研究的风气，也就是后来的民族考古学。在国内，考古学研究与民族调查在当时尚未建立密切的联系。汪宁生念念不忘心爱的考古研究，却没有条件从事考古发掘，“不能发掘则无考古可言，徒然四处乱跑，长此以往将成废物”。面对现实，汪宁生一度准备放弃昔日的理想：“既然命定此生将以民族研究或教学工作为职业，不若尽早开始。年来所经之处于民族历史及社会情况渐生兴趣，亦非毫不关心，但只算‘玩票’，从今日起彻底改行矣。”（汪宁生：《西南访古卅五年》，以下简称《西南访古》）
在这种工作与学术兴趣相背离的愁苦心境中，汪宁生偶然看到了顾颉刚的《浪口村随笔》，心情顿时为之“开朗”。汪宁生发现，该书的特点在于借助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或内地偏僻地区的民俗资料对中国古代史做出新解释。前者如顾先生用藏族、白族招赘习俗，说明古代赘婿与奴隶无异;用傣族、苗族丢包习俗，说明内地抛彩球择婿之风的由来;以蒙藏人民服饰作为实例，考证古人的“披发左衽”的含义;以喇嘛庙中酥油偶像作为比喻，来解释《老子》中“刍狗”一词的内涵;后者如借助黄河、柳江上所見的连舟搭桥解释古代的“造舟为梁”;借助四川、湖南民间住宅的天窗说明古代“中霤”。这种研究模式给汪宁生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他猛然意识到边疆少数民族和内地偏僻地区的民俗资料对于考证古代历史问题颇有助益，而自己所从事的正是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工作，完全有机会接触到比顾颉刚更多的少数民族的“奇风异俗”，“为什么不能用以研究考古学和中国古史问题呢”？自己一向热衷于考古学与古代史研究，“假如能适当地运用民族学资料于考古学或古史领域，无异于为这些学科扩张大量研究材料”，定然会促进历史研究的发展（《考古人》）。
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里，汪宁生借助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资料印证古史的工作未能得到太多外界的支持，因而这项研究工作只能作为学术“自留地”。随着民族志资料积累的增多，汪宁生逐渐对一些古代史和考古学问题形成了初步认识。如一九六四年，他在景洪曼龙枫乡曼养广参加劳动时，注意到当地人的劳动方式，发现男子点种的木棒一端削尖，或加铁尖，“我恍然于古代之矛镖之类武器实起于点种棒，或一器而多用”（《西南访古》）。一九六五年，他在滇西南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沧源崖画，并实地考察了基诺山的“长房”，就此确立了“搜集和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考古学及中国古史的治学方向”（汪宁生：《多所见闻 以证古史—记顾颉刚先生对我的启迪和帮助》，以下简称《多所见闻》）。其后他研究古代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的很多论文，都从早年民族调查时的见闻中获得了灵感。
除了具体研究方法上的启发，汪宁生还从顾颉刚论著中汲取了治学的精神。在阅读了顾颉刚的多种论著之后，他对顾颉刚“永不满足现成的结论，勇于探索”及其对中国古史的怀疑与新解产生了深刻的认同感（《多所见闻》）。从汪宁生的各种学术论著与日记中，能看得出这种理性审视历史的精神贯穿其一生。虽然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治学目标，但是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三年，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汪宁生很难置身事外，他从一九六五年“九月起去墨江参加‘四清’。正值求知欲旺盛研究兴趣浓厚之际，不能从事专业工作，日以‘阶级斗争’为业，内心痛苦之极”。一九六六年六月，被调回昆明参加“文化大革命”， 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个人研究计划亦成泡影”。在一九七三年的一篇日记中总结道：“自一九六五年秋至今，已有八年‘不务正业’。”（《西南访古》）内心的苦闷，溢于言表。
一九七四年（或一九七五年），汪宁生经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闻宥介绍（《多所见闻》），开始与顾颉刚通信，将自己借助民族志印证古史的文章寄给顾颉刚请教，顾氏对他“勉励有加”，坚定了汪宁生坚持民族考古学研究的信心。
除了精神上的鼓励之外，顾颉刚还将汪宁生的论文推荐给一些权威的学术杂志发表，如《耦耕别解》发表于《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四期。在《汪宁生集》出版时，汪宁生在这篇论文末尾加了一条《补记》：“这篇小文是顾颉刚先生推荐发表的，盛情难忘。”（汪宁生：《古俗新研》）顾颉刚在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五日写给汪宁生的一封信中详细讲述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汪宁生这篇论文名为《耦耕新解》，早几年寄给了顾颉刚，顾氏认为该文“胜意联翩，不胜钦羡”，于是推荐给《历史研究》，因故未能发表，其后他又将此文推荐给《文物》，终于刊出（《顾颉刚书信集》）。其后汪宁生又将自己的另一篇论文《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新解》寄给顾颉刚征求意见，顾氏读后“心为开朗”，尽管对于论文个别细节问题持有不同看法，仍然将该文推荐给《历史研究》编辑部，最后该文发表于《历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题目改为《释“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汪宁生在后来的回忆中讲到，由于这些文章与当时的风气“不合时宜”，甚至可能给自己带来横祸，自己把这些论文寄给顾颉刚，旨在与前辈学者做学术交流，并不想发表（《多所见闻》）。《文物》和《历史研究》在历史学界享有盛誉，能在这些平台发表学术论文，客观上对汪宁生学术地位的确立具有很大帮助。
《顾颉刚日记》面世之后，我们获得了更多宝贵的一手材料，从中可以看出顾颉刚对汪宁生民族考古学研究的欣赏。在《顾颉刚日記》中，汪宁生的名字先后出现过七次，集中在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这一段时间。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六日，顾颉刚给汪宁生写信，高度评价了汪宁生的论文《耦耕新解》与《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新解》，认为汪氏“以少数民族之遗风印合古史，顿开新境，此正今日史家应任之工作”。这项工作既需要阅读古书，又需要做民族调查，二者相结合方可深入开展研究工作，但为当时环境所不许，“足下年龄似在四十左右（？），独能旁搜远绍，成此绝业，他日成就何可量耶！羡甚，喜甚！”（《顾颉刚书信集》）一九七八年六月四日，顾颉刚看完了汪宁生的《试论中国古代铜鼓》（《顾颉刚日记》）。同年六月十二日，他又给汪宁生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表达了对《试论中国古代铜鼓》一文的喜欢，同时也向汪氏补充了一些他昔年在广西有关铜鼓的见闻资料。这封信中也谈到自己通过远行以扩大见闻、深化历史研究的夙愿，但由于各种教学、开会以及年老体衰等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实现。他看到汪宁生年富力强，在当时正好可以将读书和调查结合起来，从而“解决前人误解或不能解之问题，歆羡何似！希望他日大有成就，为古史界开一新园地也”（《顾颉刚书信集》）。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五日，顾颉刚通过闻宥对汪宁生的籍贯、学历、工作单位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得知他深受自己《史林杂识初编》的影响，“最感兴趣的是以民族学的材料解释考古学和古代史上的一些问题”。对于这个无意间得到的知己，顾颉刚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将来必可恢扩此一门径”。三天之后收到汪宁生来信，谈到其对《史林杂识初编》的高度评价和所受启发，“予不期得此中年同道，可喜也”（ 《顾颉刚日记》）。八月五日，顾颉刚为汪宁生写字一幅，内容录自《荀子·劝学篇》：“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彭洪俊：《汪宁生先生学术年谱》）这幅字一直悬挂在汪宁生的客厅里，历几次搬家而不改。这段话应当可以看作顾颉刚对汪宁生善于改进研究方法的欣赏，汪宁生也以此条幅鼓励其学生，研究任何学问都要注意方法（尹绍亭：《悼念汪宁生先生》）。
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汪宁生到北京办事，顺道看望顾颉刚，将自己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赠送顾颉刚。这次面谈，顾先生不仅向汪宁生谈及自己的诸多往事，并且带着他参观了自己的藏书室和工作室，强调“搞东西总是要事先把材料搞全”。这些对汪宁生触动很大，“现在每当我写点什么东西，想急于求成草草结束时便想起顾先生这番话，督促我重新安下心来” （《多所见闻》）。汪宁生《云南考古》于一九七九年出版时，顾颉刚还为其题写书名。《汪宁生集》出版时，汪宁生有意收录了顾颉刚的题签。
一九八0年顾颉刚去世之后，汪宁生撰写了《多所见闻 以证古史—记顾颉刚先生对我的启迪和帮助》一文，表达了继承顾颉刚遗志，将民族考古学发扬光大的愿望：“顾先生享年八十有七，可谓长寿。他一生从事整理研究中国古史的工作。由于自然的规律，现在他不能再做下去了。而中国古史上存在问题尚多，有待我们这一代甚至下一代人来继续解决。”（《多所见闻》）一九九四年，他又通过撰写《以治学为职业，作真实之贡献—读〈顾颉刚读书笔记〉有感》，深入阐发了他对顾颉刚治学精神、方法的理解与仰慕（《中华文史论丛》一九九四年第一期）。此后，他在《谈民族考古学》这篇著名的方法论文章中对《浪口村随笔》和《史林杂识初编》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顾颉刚“用民族学和民俗学材料印证古代习俗和名物制度，而且所用材料大部分得自自己的所见所闻，这可算是中国民族考古学的最早专著”（《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七年第二期）。二00一年，最能反映汪宁生借助民族志材料研究古史成就的《古俗新研》出版，在该书前言中，他不仅再次高度肯定了顾颉刚研究古史的科学精神，并指出“用民族、民俗资料研究中国古史，顾颉刚先生的《浪口村随笔》《史林杂识》实肇其端”。在其后撰写的具有自传性质的《历九州之风俗 考先民之史迹》中，汪宁生旧事重提。在《顾颉刚全集》编写的过程中，他向编者提供了顾颉刚写给他的两通书信，并将其中一封收入自己晚年编订的《书信》之中。
二0一三年十月十四日，汪宁生又一次阅读了对自己确定治学方向至关重要的《史林杂识初编》（《汪宁生先生学术年谱》）。翌年，汪宁生因病去世，这是目前所见资料中他与顾颉刚的最后一次交集。
顾颉刚去世后汪宁生所做的这些工作，不仅为我们了解顾颉刚丰富多彩的学术人生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而且为他们这段弥足珍贵的学术交谊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汪宁生在确定自己研究方向的过程中受到顾颉刚的重要影响，但是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学术观点上却又与顾颉刚不尽相同，顾颉刚对此深为了解，并不妨碍其对汪宁生的欣赏与帮助，汪宁生也没有因此而减少对顾颉刚的敬重。他们肝胆相照，惺惺相惜，共同谱写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段和而不同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