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生年，《史记》的《索隐》和《正义》提供了两个版本。《史记·太史公自序》在“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下，司马贞《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元封）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元封三年，即公元前108年，按此推算，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而在“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张守节《正义》：“案：迁年四十二岁。”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这一年司马迁四十二岁，据此推算，司马迁生年为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张守节与司马贞同是唐玄宗时人，两人的记载存在十年之差，为司马迁提供了“公元前145年”和“公元前135年”两个生年。
现当代学者中，王国维最早对司马迁生年进行系统考证。1917年，王国维编制《太史公年谱》，开始系统考证司马迁的行年。据《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1917年2月中旬起，王国维即着手草拟《太史公年谱》。2月16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太史公年谱》已得大略，明日当着手写定，约可得二十纸。”19日信又说：“《史公年谱文录》一稿，今日可毕，惟其卒年终不可考，大约与武帝相终始耳。”23日信又说：“《史公年谱》昨已写定，得二十三页，其中颇有发明。”（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页）从王国维和罗振玉的通信看，《太史公年谱》从构思到完成，大约花费了十多天时间，而信中提到的《太史公年谱》《史公年谱文录》《史公年谱》这三个文章名，在文章最终发表时，都未被采用。当时的王国维受雇于犹太人哈同，主持编辑《学术丛编》，《太史公年谱》就登载在《学术丛编》第十三卷上，正式发表的名称是《太史公系年考略》。而到1923年收入《观堂集林》时，王国维又将这篇文章的名字改为《太史公行年考》，正文一仍其旧，并未改动。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贞《索隐》和张守节《正义》所引材料相同，之所以有十年之差，是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数字讹误。王国维运用数字分书写法的“鲁魚豕亥”常理：“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推论《索隐》“年二十八”为“年三十八”之误。王国维还从司马迁的行年、师从与交游三个方面，为公元前145年说找到了许多有力证据，系统论证了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为之后司马迁生年研究指引了方向，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广泛影响。
根据王国维“公元前145年说”，1955年正好是司马迁诞生二千一百周年。中国学术界对此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相继发表的相关文章有：郑鹤声《司马迁生平及其在历史学上的伟大贡献》（《山东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季镇淮《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为纪念司马迁诞生二千一百周年而作》（《文艺报》1955年第18期）、卢南乔《论司马迁及其历史编纂学——纪念司马迁诞生2100周年》（《文史哲》1955年11月号）等，上述文章都主司马迁生年为“公元前145年说”。1955年5月19日，复旦大学中文系举办司马迁纪念晚会，纪念司马迁诞生2100周年（《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第211页）。
当时与中国正处于蜜月期的苏联学术界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公元前145年说”。1955年12月22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东方部会同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在莫斯科联合举办庆祝晚会，纪念司马迁诞生二千一百周年，依据就是“公元前145年说”。《人民日报》12月24日以《苏联文化界集会纪念我国古代文学家司马迁》为题，专门报道了苏联的纪念活动，参加晚会的有几百位莫斯科文学和科学界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和大使馆人员也参加了晚会（《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4日）。1955年12月30日、31日，《人民日报》两天连续刊发了侯外庐《司马迁著作中思想性和人民性——为纪念司马迁诞生二千一百周年而作》（《人民日报》1955年12月30日）、汪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人民日报》1955年12月31日），作为对苏联庆祝活动的呼应。《光明日报》12月24日也报道了莫斯科的纪念活动，并于12月27日又刊登了雅·沃斯科波依尼科夫的《纪念司马迁诞生二千一百周年》，详细介绍了莫斯科纪念活动的盛况。二十多天后，《光明日报》又刊发了齐思和《〈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光明日报》1956年1月 19日史学版），赞扬苏联学术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1955年12月22日苏联学术界在莫斯科举行集会，纪念司马迁诞生两千一百年，这表现出苏联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他们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可以看出，1955年年末到1956年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权威媒体对司马迁诞生二千一百周年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连续刊发文章予以报道和回应。
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的积极配合截然相反，当时的中国科学院以具体的行动抵制了苏联文学界和科学界的庆祝活动。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于1955年年底发表了《〈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对王国维的“公元前145年说”进行反驳，力主“公元前135年说”。郭文曰:“王国维有《太史公行年考》，对于司马迁的生平事迹，考证颇详。他考定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丙申，公元前145年，因而到了今年便当为诞生二千一百周年。史学界曾经拟议，在今年举行纪念。有的朋友更已写了纪念文章。但经仔细推考，王国维所定的生年是有问题的。司马迁的生年应该还要推迟十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丙午，公元前135年，到今年只能是诞生二千零九十年。”（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第6期）不难看出，郭沫若是注意到一些学者以“公元前145年说”为依据，准备在1955年纪念司马迁诞生二千一百周年，所以选择“公元前145年说”最具代表性的王国维为批驳对象，意在提醒持“公元前145年说”论者，1955年是司马迁诞生二千零九十年，而非二千一百周年。因为郭沫若在当时学界的独特地位，他对“公元前135年说”的支持，虽未能阻止苏联文学界和科学界的纪念活动，却有力地阻击了国内学者“公元前145年说”论者筹划的“纪念司马迁诞生二千一百周年”纪念活动。
郭沫若自认为《〈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是篇小文章，写定于1955年10月28日，他致信尹达：“太史公行年问题，我写了一点稿子，送你看看，看后可转《新建设》之类的刊物。本来想写一篇大东西，小稿是开头一小节，但目前来不及写了。”（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尹达接到郭沫若的稿件后，认为该文应在《历史研究》刊发，就以《历史研究》编辑部约稿为由，建议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发表。郭沫若在31日给尹达的回信中对此回应说：“关于太史公生年一文，《历史研究》要用，勉强可以，似乎问题太小了一点。”（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页）郭沫若所谓的“但目前来不及写了”，应是当时已接近1955年年末，如果文章不能及时发表，就没有办法回应苏联科学院提出的庆祝司马迁诞生2100周年纪念，于是就把原本是一篇大文章的开头部分匆匆发表，一年后他又发表了《关于司马迁之死》（《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计划中的一篇大东西，也算完璧。
《历史研究》编辑部大概也感觉到郭沫若的文章略单薄，在发表郭沫若文章的同时，在同期又刊发了刘际铨的《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刘际铨的文章经过了顾颉刚的审读。据顾颉刚日记，顾颉刚在1954年12月24日到历史研究所，“将刘际铨一文抄入笔记，将原作送回历史研究编辑部。到北海，排司马迁年表”（《顾颉刚日记》1954年12月24日）。当时，顾颉刚承担着《历史研究》部分审稿任务，他审读了刘际铨《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辩》。顾颉刚习惯于对看到的材料做学术笔记，他审读该篇论文的笔记及据此而作的司马迁年表，后收录于《顾颉刚读书笔记》：
近刘际铨自辰谿龙头庵寄其《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来，主《索隐》说。其理由为《报任少卿书》明云“早失二亲”……“生年的考订，有人也许觉得不关重要，以为差十年没有大关系。但我以为不然，因为假若司马迁早生十年，则《史记》是四十二岁到五十几岁的作品，那是一部成年人的东西，否则晚生十年，《史记》便是三十二岁到四十几岁的作品，那便恰是一部血气方刚、精力弥漫的壮年人的东西了：我们对于他整个人格的了解也要随着变动。所以十年之差，究竟是值得去寻的。”此说甚是。（《顾颉刚读书笔记》卷6，第320-321页）
据顾颉刚笔记，刘际铨是从湖南怀化市辰溪（顾颉刚读书笔记中误作“辰谿”）县龙头庵这个地址向《历史研究》投稿。翻检相关材料，刘际铨确为辰溪县人，1980年代，他曾在《辰溪文史》《辰溪文史资料》上发表过数篇文章（如：李泽武、刘际铨：《张成栋事略》，《辰溪文史》第四辑，1988年；刘际铨：《曹汝洪等被伏击丧生》，《辰溪文史》第3辑，1987年；刘际铨、宫兹泉：《县长石纯铲烟被困》，《辰溪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刘际铨、朱云龙、张尊武：《日机轰炸辰溪县城之暴行》，《辰溪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是当地有名的语文教师。因为顾颉刚对该文的肯定，《历史研究》编辑部决定采用这篇稿件，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是1954年12月24日给《历史研究》返回了原稿和审读意见，他对该文“评得甚好”，《历史研究》编辑部得到顾颉刚的反馈后，并未立即安排刊发该稿，一直延宕到1955年年末配合郭沫若的文章一起发表，不知是编辑部的有意安排，还是刘际铨的文章本就是在排期待发，而郭沫若文章发表时正好就救急声援。
1955年，顾颉刚的学术重点是《史记》，他于年初制定了出书计划：1.《史记三家住》（白文已点，注由次君抄）。2.史记笔记类选（选后交姜氏兄弟抄）。3.史记论文选读（选后交姜氏兄弟抄）（《顾颉刚日记》1955年1月7日）。从1955年6月13日开始，到1956年10月底，顾颉刚大部分时间都从事着与《史记》有关的工作（顾颉刚日记中对每日整理《史记》中几篇、阅读了相关研究成果都有明确的记载），在此期间，他阅读了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48年9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在日记中，顾颉刚详细了罗列了阅读进程：
9月17日，看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9月19日，共看李长之《司马迁人格与风格》六十页。
9月20日，看李长之书七十页。9月21日，看李长之书七十页。9月23日，看李长之书三十页。9月24日，看李长之书六十页。
这大概是顾颉刚在该书1948年出版后首次完整阅读。1956年1月6日，顾颉刚拿到了《历史研究》1955年第6期，该期刊发了由他审读的刘际铨《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一文，大概前一年9月读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记忆犹新，他发现刘际铨的文章一字不差完全抄袭李长之的文章，“有刘际铨者，抄李长之《司马迁生年考》（顾颉刚此处有误，李长之文章名为《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刘际铨是一字不差将题目和正文都抄袭了）投《历史研究》，由予审查，评得甚好。继而予在李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见其文，今日送《历史研究》来，校之，固不差一字也，即往检举，并道歉。”顾颉刚是向《历史研究》编辑部检举，还是向李长之检举，并未明言。《历史研究》编辑部在1956年第1期刊发的《声明》中，说是李长之本人来信揭发刘际铨抄袭。“本刊去年第六期刊载了刘际铨的《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辩》一文，经李长之先生来信揭发，该文全系抄自他的旧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的附录。刘际铨这种抄袭他人旧作的行为是极其恶劣的，由于我们编辑工作上的疏忽，致事先未能发现，除了已采取一定的措施，加强审稿，以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现象外，并向李长之先生和读者致歉。”如果《历史研究》编辑部的说法无误的话，顾颉刚发现了抄袭，直接向李长之检举，并道歉，后李长之致信《历史研究》编辑部，要求《历史研究》发布了道歉声明。（据李长之的女儿女婿李书、于天池所作的《李长之学术年表》，1955年11月“致信郭沫若说明《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遭刘际铨剽窃后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6期发表一事”。按：《历史研究》1955年第6期，应是12月才正式印刷，李长之11月应该还不知道剽窃事，故有误。如果顾颉刚日记记载无误的话，应该是1956年1月6日顾颉刚向李长之检举后，李长之才致信郭沫若）
抛开刘际铨抄袭不论，《历史研究》编辑部在1955年第6期同期刊发两篇“公元前135年说”的文章，明确宣示1955年，司马迁诞生2090周年，并非2100周年，苏联文学界和科学界庆祝司马迁诞生2100周年，与事实不符。值得注意的是，1955年，正逢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五周年，2月16日，中国科学院召开了中苏友好条约五周年纪念会，在这样一种氛围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对于苏联学界庆祝司马迁诞生2100周年的友好活动进行了积极回应，而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关中国科学院，由院长郭沫若带头对苏联学界采信的司马迁生年为公元前145年提出质疑，事件本身就值得特别关注。它至少证明在当时学术争鸣的环境还是健康的，学术争鸣并未完全被政治环境所左右。
（作者为北京史记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