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领导告知，人文学部推选我所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申报北京市优秀研究生指导团队，材料由同事集体谋划且仔细打磨，我的任务是在学校的会议上现场汇报。本来就是义不容辞的事，领导的嘱托让我摸不着头脑：“中文系是弱势群体，只好请老将出马了。”我当过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一直以为中文系意气风发的，什么时候成了弱势群体？
全校13个单位参加现场评审，投票的是研究生院、教务部、社科部领导和各院系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主任。据说我的演讲效果极佳，很多人都被感动了，可投票的结果我们还是落选了。这也没什么，既然是竞争，就会有输赢。可进一步反馈回来的信息，却让我有点坐不住——评上的全是理科院系（数学、物理、计算机），人文及社科一个都没有，让人感觉怪怪的。
评的是研究生培养团队，而从1922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原定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因现实条件限制，只有国学门名副其实），开启了中国正规的研究生教育。一百年间，除特殊年代，北大人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始终走在前列。1932年，研究所国学门改称研究院文史部，1934年又演变成为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历经抗战中的南迁与北归，依然是北大学术实力最为雄厚的“金字招牌”。1948年，为庆祝北大成立五十周年而举行的各种展览，名列第一的依然是文科研究所（谈北大研究生教育，我不主张从1917年说起，参见陈平原《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以蔡元培与研究所国学门的关系为中心》，《文史知识》1998年第5期）。什么时候起，北大原本引以为傲的文科，竟然显得全面落伍了呢？
不能怨这回的评委偏心，而是规则变了，整个评价体系越来越不利于人文学科。为公平起见，所有学科被放置在同一个平台上，根据各自提供的数字进行比较与裁断。这样一来，统计越详细，标准越严苛，评委越认真，对人文学越不利。因为，一旦评估数字化，强调的必定是科研经费、英文论文以及师生合作发表（研究生培养），而这些都不是人文学的特长。
一次评审当然不说明问题，但观察近年的中国大学，这似乎是个大趋势。念及此，当晚我给校长写信，没有抱怨不公，只是谈我的隐忧：“评得上评不上本来无所谓，可按照目前北大这个评价标准，人文学科会被卡死的。第一，我们不把在国外杂志发论文当宗旨；第二，我们不把经费多少当标准；第三，我们反对导师与在校博士生合作发表论文。学校必须意识到，这是人文学科的特点，也是其安身立命的根基，不能动摇。一旦照搬理工科的评价标准，路子会走歪的。这些都是原则性问题，职能部门管不了，但学校应该有所考虑。说实话，人文乃北大强项，不该沦为弱势群体的。”
十五年前，我曾从学科文化的角度，讨论当下中国巨型大学的领导者该如何驾驭全局，协调不同的学科利益：“作为一种组织文化，大学内部的复杂性，很可能超越我们原先的想象。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并非‘一团和气’，很可能同样‘问题成堆’。有政治立场的差异，有经济利益的纠葛，有长幼有序的代沟，还有性别的、宗教的、地位的区隔，但最顽固、最隐晦、最堂而皇之的，是‘学科文化’在作怪。双方都‘出于公心’，但就是说不到一起。不同学科的教授，对于学问之真假、好坏、大小的理解，很可能天差地别；而‘学富五车’的学者们，一旦顶起牛来，真是‘百折不回’。有时候是胸襟的问题，有时候则缘于学科文化的差异。”（《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2007年11月14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及《新华文摘》2008年第4期）
这么多学术背景/趣味不同、发展方向/途径迥异的学科集合在一起，组成了现代的巨型大学。其中的“隔行如隔山”，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不要说不同院系，即便同一个院系，也都不见得能读懂彼此的论著——起码我作为中文系教授，就对本系语言专业同事的大部分论文敬而远之，缺乏评判的能力。扩大到整个大学，别说具体的学术观点了，就连各自的学术组织与生产方式，也都很不一样。我曾花费很大力气，给一位医科出身的大学校长解释，为何人文学教授不主张（在我看来应是严禁）与自己指导的博士生联名发表论文。
这就是现代巨型的综合大学的复杂性——你以为理所当然的，换一个领域的学者，很可能觉得是天方夜谭。这就很容易明白，不同专业领域的教授们，因各自的学术尊严、知识盲点以及利益诉求，相互之间多少都会有些误解、摩擦与碰撞。这个时候，单讲相互体谅，或努力沟通对话，明显不解决问题。因为饼就这么大，怎么切分，取决于你所在学科在大学里的位置。大学领导的职责，便是借学科规划、人员配置以及经费安排，来明确/落实大学的办学方针以及发展方向。就算没人以权谋私，全都秉公行事，也还有个轻重缓急之分。具体到某个学科的教学科研人员，稍为敏感的，大都会有被冷落的感觉。因为，经由多年努力，能在著名大学里占据一席之地的，一般都对自己的专业特有信心。换句话说，站在院系或教授的立场，谁都觉得自己的专业特重要；但实际状况是，并非每个专业都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机遇。有时是教授水平有限或进取心不够，有时则是大学往别的方向倾斜，你空有一腔热血，也没有用武之地。
这就说到了大学里的“强势学科”与“弱势群体”。别相信“一碗水端平”之类的说法，那做不到，也不应该。这点我很清醒。只不过在中国的综合大学里，我以为中文系应该是主流学科。可去年春天，我的《文学如何教育》（东方出版社，2021）出版，接受专访及演讲提问中，多次被问及一个让我很恼火的问题：文科生是否拖累了国家发展？ 原因是，此前不久，央行一篇论文称，东南亚国家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因为文科生太多了。虽然是现场答问，来不及深思熟虑，但我当初的回应还是可以的：“央行网站上的论文并不代表央行的态度，而且，说文科生是多还是少，不是央行的责任，也不在央行的职权范围内。网上关于这事的议论很多，我虽没有专门研究，但说文科生多导致东南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肯定是耸人听闻，不可靠的。但这个报告强调理工科教育，或者说主张办大学应该往这个方向走，这其实是官员的普遍思路”；“论文一旦成为新闻事件，大家就开始疯炒，很多文科生也跟着自嘲、自黑。我不在意这个说法，依旧觉得有必要站出来，大声地说出人文学的重要性。当然，要‘恰如其分’，别把话说过头了。否则，人家会觉得你挺好笑的，那么自恋。其实，不断地站出来为自己的学科或职业辩护，不是自恋，而是自卑的表现”（《专访陈平原教授：超越学科界限，表达“人间情怀”》，“学人schol-ar”2021年6月15日）。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今年春天，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也必须站出来为自己的专业设置辩护。因民间议论纷纷，说“生化环材”四大天坑西湖大学独占其三（化学、生物科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可想日后就业前景很不乐观。我当然同意施一公的说法：“不管是在科学还是其他领域，兴趣驱动是最重要的。”（《西湖大学多是“天坑”专业？ 校长施一公“霸气”回应》，2022年3月27日《文汇报》）但我知道，如此辩解无法打消中国学生及家长的顾虑，因他们关心的是毕业后的薪酬，而不是什么个人兴趣。说文科生“拖累国家发展”，或讥讽理科的“四大天坑”，有些属当事人的自黑，不必太当真，但这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大学的困境，那就是世人多将上大学等同于找职业。
经由媒体的刻意渲染，民众的焦虑被迅速放大。于是，外有世俗的薪酬比较，内有大学的经费分配，人文学处境非常不妙。作为个体的学者，你可以完全不顾世俗偏见，心无旁骛地读自己的书，走自己的路；可若顾及学科的发展以及作为整体的人文学者的历史命运，你又不能不有所反省。这也是我为什么将《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置于《文学如何教育》篇首的缘故。那篇文章的写作，缘于我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谈面对变化了的外在世界，人文学科应当如何自处。新闻报道引了我几句话：“学者要大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和贡献。2015年以后的中国大学，何去何从，值得我们发声。大学是办出来的，也是说出来的。如果学者不发言，那大学很可能就横冲直撞，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学者应该努力影响大学发展的路径。”（《左突右攻风行水上》，2016年3月20日《北京青年报》）作为座谈会的主持人，当初我还说了这么一句话：在座的都是人文学者，立场及趣味大同小异，无法形成思想激荡。我们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向圈外人发言，让他们明了人文学的意义；或者说如何向已达成某种默契的“社会共识”挑战，证明人文学的存在价值及发展空间。
我曾想写一篇《中文系，你还好吗？》，在百年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谈中国语言文学教育的得失成败；最后取消的原因，并非外在压力，而是觉得需要不断地“自证清白”，这本身就已经够委屈的了。
十年前，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2012届毕业典礼上致辞，题为《中文人的视野、责任与情怀》（2012年7月4日《中华读书报》），其中有说到：“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 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 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某媒体制作推介《文学如何教育》的音频节目，要求我念一段书中文字，我选的就是这一段。
两年前，北大中文系纪念建系110周年，我有幸作为教师代表发言，题目就叫《专业精神与人间情怀》（2020年12月2日《中华读书报》），其中谈及每个国家的本国语言文学系，都是这个国家重要的精神建设的力量，而北大中文系对公众影响力之大，是别的院系所难以企及的。“很大程度，这是一种溢出的效应，也就是超越专业限制的影响力。有的院系很厉害，可他们的影响力局限在本专业之内。中文系你仔细看，它的老师及学生，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的发言姿态，以及他们影响社会的能量，是超越原先的专业设计的。”也正因如此，谈北大中文系的业绩，不能只看学科排名，甚至也不应局限于教育史或学术史，适当的时候，还得将目光延伸到文学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过去这样，希望以后也能如此。实际上在我看来，如此明显的“溢出效应”，才是我们真正的“传家宝”。
对于现任的大学或院系领导来说，要求人家顶住各种压力，不考虑数字统计与学科排名，那是不现实的。可到了无官一身轻，看问题相对超脱时，说话又不顶用了。我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实用/急用/大用的人文学，在巨型的综合大学里不怎么被看好，甚至有些自我边缘化，将是一个大趋势。你可以抗议，或像我说的那样，“大胆地、大声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和贡献”，但别奢望影响大局，最多也就是立此存照：穿越历史时空，多年后我们极有可能发现，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最缺乏的，不是高精尖的专业成绩，而是基本修养、批判意识与学习能力。而这与我们今天过分强调经费、发表与实用，看轻温厚、博雅且略显迂阔的人文学，脱不了干系。
回过头来，说说人才问题。学科的升降与人才的盛衰，二者密不可分。任何时代，聪明人都往更有发展前景的学科转移，古今皆然，没什么可抱怨的。你不能要求所有学生，只靠心中的“诗与远方”过日子。对于具体的读书人来说，求学的最佳状态，当然是兴趣、才华与机遇三合一。万一做不到，退而求其次，则“机遇”优先。当下中国的人文学（尤其是中文系），在招生方面已经不太能吸引第一流人才了，这是最让我担忧的。不说远的，相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今天中文系的光环明显失落，不再是大多数文科考生的第一选择。
1942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做题为《短篇小说》的专题讲座，谈及近二十年来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称其“光荣”已经过去，此后还愿意着力经营短篇小说的，必定“费力而不容易讨好”，这就好像“目前我们这个学校中的‘国文系’情形相同，在习惯上还存在，事实上却好像对社会不大有什么用处，无出路是命定了的”。这说法实在太悲观了（尤其是把中文系的命运捎上），没想到话锋一转，沈从文坚称：正因为“从事于此道的，既难成名，又难牟利，且决不能用它去讨个小官儿作作”，这短篇小说创作才显得“有希望”（参见《沈从文全集》第十六卷492－50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这里的假设是，既然并非谋求利禄的最佳途径，大部分“聪明人”都选择了离开，那么留下来的，必定是有信仰的坚贞之士，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是也。这说法不无道理，若面前是海阔天空，仍愿意选择不太热门的“短篇小说”或“中文系”，必定是更多追随自己内心的愿望，性格上更为特立独行，也更具理想性。但我没有沈先生那么乐观，因为“咬定青山不放松”，采取如此决绝姿态的，必定是少而又少。
选择什么样的文体、学科、职业，确实有利禄方面的考虑，但不是绝对的。比如，面对十八岁即将远行的高中毕业生，我们既不能用提早预约“黄金世界”去诱惑，也不宜以“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的清高孤傲来拒绝。从事人文学教学及研究的教授及院系，其实应该深刻反省：在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时代，你所在学科发展的空间有多大，是否存在显而易见的天花板。因这对于有可能投入青春、热血乃至毕生精力的青年学子来说，是个天大的问题，必须认真追问的。你我长期浸淫其间，且已习惯成自然，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人家刚刚起步，正徘徊十字路口，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有发展前途的学科/产业呢？
北大评审落选后，我第一时间给本专业各位同事写信：“经此一役，摸清了自己的家底，所谓自家有病自家知，过一阵子，我们会找时间好好聊聊，看下面怎么走更合适。”清明节过后，专门约同事聚会，不仅评估我们这个团队的实力及工作策略，更对本学科的过去、现在、未来做了若干总结与预测。作为学科带头人，我没能很好地承上启下，像我的师长那样，为年轻一辈撑起一片天空，这个检讨就不说了。关键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在新世纪以来的学术转型中，发挥的作用不尽如人意。有些属于大环境，个人无能为力；但有些本可变通，经营得更为有声有色。
几年前，在北师大召开的“新时代中国语言文学的创新与发展——长江学者论坛”上，我做了个专题发言，题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及可能性》（2018年12月18日《北京青年报》）。我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学”，并不局限于1917—1949这短短三十年，也不全然是我早年与钱理群、黄子平合作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是晚清所开启的面向世界、融入文明大潮、参与国际事务、迎接中华文明复兴的整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学。一定要划线，大略等于现有学科体制里的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相对于“古典文学”，它不以渊深或优美见长，而是略显粗糙但生气淋漓，与今人的生活经验与审美感受更为休戚与共。在发言中我提及：“曾经，最能体现中文系学者的‘社会关怀、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与能力’的，是各大学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授。可最近十年，经由大学内外各种因素的调整，这个学科的从业人员远没有八九十年代那么活跃。在我看来，这是很可惜的——这里的可惜，既指向我们自身，也指向整个学界。”去年11月，在韩国中语中文学会2021年联合国际学术研讨会（线上），我发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对象、边界及可能性》，进一步探讨这个话题，即如何将社会关怀与学术拓展结合起来，重新焕发“中国现代文学”的活力。
今年春天，在校方的鼎力支持下，我在北大创建了“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最大愿望是以“现代中国”为视野，以“人文研究”为方法，采用跨学科、跨媒介、跨文化、跨文体的姿态，拓展乃至重建“中国现代文学”。此举能否吸纳更多人才、提升学科地位，实在不好说；但起码属于自我革新，希望借此撼动当代中国略显陈旧/凝固的文学研究格局。
2022年5月1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