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召开，带来了我国宗教工作及宗教学研究的新精神、新指引。本文以这一发展为契机来分析研究当前宗教存在的结构变化、互联网时代宗教发展的特点、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举措、以及中国特色宗教学“三大体系”的创建，展开相关讨论。
关键词：宗教社会结构；互联网宗教；中国化；宗教学“三大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是我国新时代宗教工作及宗教学发展的指路明灯。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讲话中指出，“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自进入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新时代以来，宗教的社会处境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变化，我国宗教工作亦有针对性地全面展开，而中国特色的宗教学发展意向也在这一阶段逐渐显现，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非常积极地进行了积累资料、打牢基础、创新观念等实质性准备工作。在此，笔者就当前宗教存在的结构变化、互联网时代宗教发展的特点、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举措落实、创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特色宗教学“三大体系”，谈谈自己学习这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的相关体会。
一、关注当前宗教存在的结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宗教工作，提出一系列关于宗教工作的新理念新举措，回答了新时代怎样认识宗教、怎样处理宗教问题、怎样做好党的宗教工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宗教也出现了新的变迁。恩格斯说：“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彼此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因此，对宗教的存在与发展必须保持一种动态的认知。
首先，国际形势出现了巨大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舞台上非常活跃的重要参与者，国际局势及其宗教的变迁势必会影响到中国宗教现状。目前因为西方霸权意识的复苏及担心中国的强势发展，一变以往与中国友好和谈的姿态而重返与华对抗的意向，而对其他国家、地区、民族等也采取了选边拉派的做法，搞地方保护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排他主义等，挑起了“文明冲突”并导致了局部地区的社会动荡。于此，民族宗教问题首当其冲，以往曾比较活跃的“宗教对话”几乎不复存在，重新陷入其矛盾、冲突及对抗之中。而宗教问题亦成为西方攻击我们的所谓话题或“口实”，是其挑起冲突的一大借口。中国当代存在的主要宗教多为世界性宗教，在这种形势下想保持其世界宗教的所谓“普世性”、一致性，显然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为此，中国宗教必须彰显其鲜明的国家意识、民族个性。这就是我国宗教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的直接原因和现实需求。
其次，中国社会结构在过去四十多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旧的阶层或是消失或是削弱，一些新的阶层则脱颖而出甚至独占鳌头，形成重大社会影响。这种阶层的分化、重组、此消彼长乃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生机活泼的生动写照，不可否认或回避。面对复杂多样、层出不穷、有着涌现或消失之变动的社会阶层，至少在社会学意义上让人不得不思考过去所忌讳的社会阶级存在问题。而今日中国宗教的实存则与这些不同的阶层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联。对此，我们仍缺少严谨、科学、现实的社会调查及分析。而中国宗教与中国当今社会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有待加以科学而正确的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批判基于其时代的社会政治批判，当今天中国如果有人强调宗教批判时能否无视其社会政治批判的关联，其实也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方法的态度问题。所以，对宗教处境化的审视乃至关重要。
此外，今天中国社会宗教的走向也出现了明显变化。除了上述宗教在社会阶层分布上的变化之外，还有其地域发展上的变化，如从农村走向城市、从社会基层走向社会中层（所谓“中产阶级”）、从缺乏文化知识群体走向高级知识群体、从老人妇弱群体走向中青年群体、从社会失意者走向事业成功者、从个人认信走向某些私营的米乐m6平台的文化、从民间信仰走向世界宗教、从封闭存在走向跨域（甚至跨境）流动、从建制性宗教走向联谊性或弥散性宗教等。而实证性宗教调研也会发现当前“北方”与“南方”、“地上”与“地下”的宗教存在乃多种多样、错综复杂，不可简单对待、僵化处理。
所以，如何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如何认识并对待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宗教研究的焦点、热点及亮点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观大局谋大势、指方向明方略”，做出了对我们上述问题的及时指导。由此而论，关注并认清当前我国宗教存在的结构变化，是我们做好宗教工作及展开宗教研究的关键所在。
二、把握互联网时代宗教发展的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加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互联网是当今世界的全新发展，已成为大众传播媒介最引人注目的方式。也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化”信息时代的重要标志。互联网的问世使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且交织的虚拟世界与人类相随。宗教曾被视为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彼岸或超越意义上的世界，当人们还没有从这个“虚拟”世界究竟是虚是实的纠结中走出来时，互联网这一看似“虚拟”却给人带来不“虚”的现实又使人有了新的惊讶或震惊。而且这两个似虚而非虚的世界还走到了一块，发生了叠合。这就是宗教存在及传播与互联网及其功能的关系问题，使宗教与大众传媒有了深化发展。那么，互联网与宗教究竟是什么关系，宗教传播如何会与互联网世界发生关系，这已是我们必须关注并应及时回答的问题。
在互联网的时代，其实宗教与互联网都是“虚实合一”，这给我们的宗教工作及研究也都带来了新的挑战。现代社会人们在谈论各种“陷阱”，而现在又增加了“网络陷阱”，使人们对网络既向往又害怕、既兴奋又恐慌。网络世界的“异化”引发了网络时代的信仰，而“网络宗教”也是启军突起，发展迅猛。在网络化时代，人们的宗教信仰出现了私人化、直接化、自由化、面具化、非建构化、非权威化和不易掌控化等变化。网络之“在线”或“线上”活动已经影响到传统宗教的思维观念及传播实践，也使之带来理论及实践上的重大改变。在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个虚拟基督教教会网站问世，属于最早的网络宗教现象。此后“互联网第一教会”在1992年创立，进而又出现“赛博教会”（cyber-church，即“电子虚拟教会”）、“电子福音传道”（e-vangelism）和“基督教在线社区”（christian online communities）等全新发展，从而开始了互联网宗教发展的时代。宗教的网络化让人们意识到“诉诸于网络的宗教信仰成为现实需要”，目前世界上宗教活动包括宗教讲经及宗教传播等都在互联网上占有很大比重，境外宗教渗透也在更多地采用这种形式。这种新的传播方式不仅在形式内容上带来了宗教存在及发展上的变化，而且也在宗教观念、宗教信仰上形成了与以往全然不同的网络宗教理论及网络信仰范式。因此，对网络时代宗教的发展及嬗变，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并找出加强互联网宗教事务管理科学且可行的策略及办法。
三、有效落实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重申，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要求在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上应该逐步深入。这一方面强调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有机关联的，另一方面则指出我国宗教中国化这一任务理论性强、实践性突出，需要长期坚持、久久为功。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过程也是中国社会应该实现与宗教和谐相处的过程，因此，如果没有对宗教的积极引导、没有与宗教的和谐，则不可能完成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任务。
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发展可以分为政治、社会、文化这三大层面。其直接需要及时体现的当然是政治层面的宗教中国化，因为这是一种宗教的政治站位及政治表态，非常重要。在现实社会中，任何宗教都不可能脱离政治、远离政治，而是与政治有着复杂且直接的关联。故此，政治层面的宗教中国化举措应该及时，尤其在针对境外敌对势力的挑衅及挑战时更应该加强。所以，我国宗教在政治上的中国化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做好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站位。其稳步发展的应是社会层面的宗教中国化，这就需要宗教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积极适应，成为我国社会建构的有机构成，是我们社会机体不可分割的部分；而我国社会各界则理应欢迎、支持宗教的中国化意向、态度和行动，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双向互动、积极契合。而在文化层面的宗教中国化则需要持之以恒、潜移默化的发展，需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需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境界，不可一蹴而就，应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宗教在文化精神上的中国化即应该真正融入中国文化、参与体现中华精神。
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就不能把宗教视为我国的“异己”力量或我们社会的“对立”存在，也不能靠简单的行政命令来强迫实施。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乃有着积极意向上的说明，所强调的是正面关联，即“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这里绝没有价值观上的对立，也没有与当今中国社会制度、执政党、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的任何不协调，而是特别突出了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全认同。既然这种关系乃是“引领”和“认同”之积极呼应，那么就根本不应该对宗教持敌视、否定、排拒和打压的态度。而正确的态度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在宗教界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有针对性地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这些都是正能量的积极举措，也才是我们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正确之途。
四、努力创建中国特色宗教学“三大体系”
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5·17”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就已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而我们着力构建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则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这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则进而指出，“要培养一支思想政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风优良、善于创新的宗教学研究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学术界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建立起善于创新的宗教学研究队伍，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并以此为基础及指导来创立当代中国特色宗教学的学科、学术和话语这“三大体系”做出我们的积极贡献。
首先，我们必须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是我们研究宗教、构建宗教学学科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必须回到原典、做到言之有据，因此就应该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认真分析、说明、阐释其核心立场和基本观点。没有系统、全面、扎实、认真的阅读，就缺失掌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基本思想精神的文献资料基础。那种想当然的断章取义、自我理解的任意发挥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好的学风。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决不能有“飘”“浮”之态，其学风建设极为重要。在掌握原典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解则不能形而上学、僵化封闭。这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及方法的科学运用乃至关重要。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之论及其宗教批判的时空背景和逻辑关联，不可完全脱离这种时空背景而妄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解。于此，要坚决反对剥离时空背景、社会处境和原典内容之逻辑因果关系来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一些定论或评价，这种“貌似”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经得起原典逻辑、社会关联的推敲，这样才能言之有理、言而有信。而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运用则应该注意到今天中国的国情和当代世界的发展，既“不忘初心”、又“与时俱进”。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不能加以不顾时空发展变化的机械运用，而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科学、辩证地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讲好中国的发展故事。
随之，我们则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学科建设，这就是要构建好经典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学科、学术及话语体系。这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理解则应该进入到其学科体系、学科结构的层面。于是，就应该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即以“学”为主，基于“学科”来构设、彰显其相关体系，即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其实，“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早已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而诞生”，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任务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我们过去的忽略就是长期以来“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揭示其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和理论构成，突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诞生的科学价值和理论意义”。这一缺陷在今天应该得以填补，也是我们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不过，我们今天所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属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自己的“原创”，故并不需要我们迟之百余年之后来“替”这些经典作家们来“创立”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我们建设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任务主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原典资料、理论观点来将之加以“体系化”、系统化的彰显和还原，说清楚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有哪些内容、是什么结构。我们的努力是在其梳理、分类、归纳、总结之建设或建构，是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全貌和真谛。
最后，我们要“建立”的则应该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具有中国问题意识、体现中国精神特色的当代中国宗教学。这就是说，我们应该继承并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在中国社会处境和新时代世界发展中来“接着说”。这里显然就有着继承与发扬的辩证关系，是由“跟着说”而到“接着说”的创新。“中国特色”乃基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继承和拓展，是将这一经典学科发扬光大，结合中国国情、中国社会处境及其国际氛围来使之具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如果没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原创”及“原端”，则谈不上结合“中国”特色的传承、延续、弘扬和创新。这一承前启后的辩证关系、以及我们当前建立中国特色宗教学体系的任务，一定要讲清楚、弄明白。在此基础上，我们则需要认真思考、科学谋划中国特色宗教学的学科体系包括哪些分支学科、有哪些基本构建，其学术体系有哪些传承、体现出什么学风，以及其话语体系可以展示哪些比较典型的“中国话语”，说明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从而在国际宗教学舞台上形成并凸显我们与众不同的中国宗教学体系。对此，我们任重道远，我们义不容辞。
作者：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名誉会长。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研究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宗教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批准号 19vxk05）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