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团体做出了新的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宗教团体是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就明确表示当代中国的宗教团体与我们党和政府是有着直接关联的，其政教关系是“相关”而不是“无关”；这一最新表述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继承和发展，具有突破和开创性意义；而这一新的定位则表明当代中国的宗教团体与我们党和政府的关系是要起到团结、联系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之桥梁和纽带作用。这种全新表述充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科学继承和与时俱进地发展，即辩证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来科学说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政教关系，肯定爱国宗教团体与我们党和政府的密切关系，明确指出我们党和政府要为爱国宗教团体开展工作提供支持和帮助。因此，加强我国当代宗教团体建设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关键之处，也就是说，我们应将其建设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信教群众的通畅桥梁和结实纽带，而决不可使之成为断桥、飘带。这里显然有着对当代中国爱国宗教团体的政治肯定和社会认可。习近平总书记还具体谈到了加强宗教团体建设要做好的各项工作，指出要尊重和发挥他们在宗教内部事务中的作用，努力建设政治上可信、作风上民主、工作上高效的高素质领导班子。据此而论，当代中国爱国宗教团体在中国社会上应得到政治肯定，由此亦可使其积极引导得以畅通、顺利地进行。
一、对当代中国基督教爱国团体的政治肯定始于三自爱国运动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基督教的社会存在发生了根本变化。而随着这一社会存在的巨变，中国基督教所表达的社会意识及持有的政治定位也出现了转变。其始点即三自爱国运动的发生。1950年7月，以吴耀宗为首的40名中国基督教知名人士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发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三自宣言”于同年9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成为中国基督教影响久远的政治亮相。随着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转折，中国基督教爱国团体的社会性质发生了质变，即从其旧社会的意识表达而根本转变为新中国的存在反映。这样，中国基督教各派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即新中国成立之后已进入其自立发展的现代历程。
对于这种随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而带来的中国基督教社会存在的改变，我们应重新审视和评价其社会性质，否则就会忽视三自爱国运动的出现及其重要社会意义。1950年中国基督教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并非简单的、纯粹的中国教会自己内部的宗教革新运动，而是与新中国及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互动和及时响应。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更是直接对这一运动的产生进行了“积极引导”。因此，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既标志着中国教会爱国团体社会性质的变化，也是有着各方面参加的社会革新和政治转变。70年来，中国基督教发展变化日新月异，总体来看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发展成长，今天活跃的中国教会人士基本上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所以，对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基本体认应承认其具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性质。如果我们不看到、不认清这一关键点，则无法具有现实意义地纪念中国基督教发起三自爱国运动70周年。
二、对中国基督教社会政治转变的历史文化思考
（一）中国基督教所面对的国际社会
应该承认，1949年之前基督教的在华存在及发展与西方势力尤其是美国有着复杂关联。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则使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及宗教势力退出中国，基督教在华的命运因而彻底改变，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教会被孤立、信教人数急剧萎缩的情况，说明反映旧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督教已经难以为继。因此，中国社会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基督教也必须与时俱进地步入一个新时代，与自己的过去告别，脱离与旧社会的纠葛而适应新社会的土壤。正是这种基督教所不可避免的社会建设及政治建设，才得以促进其坚持中国化方向的中国神学建设。在国际关系上，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俄关系中都有基督教因素，特别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及其新兴福音教会等起到的作用，天主教与中梵关系的发展，以及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之构建中的东正教所可能起到的变数作用等，亦使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必须面对这种国际局势。这些基督教教派在比较中虽有各方在时代上的同步性，却也有各自所处社会的根本差异性。中国当代社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性的社会，在这种开放性国际社会的处境中，我们需要冷静思考中国社会之基督教与国际社会风云变幻的可能关联，积极地找到基督教在中外关系中所能起到的桥梁连接作用，以有利于中国打破封锁、走向世界。中美两国正处于大国博弈、交锋之风口浪尖，基督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变数。必须看到，宗教曾在国际社会的双边或多边关系中起到过风向标的作用，而不同社会性质中同一文化历史传统的宗教交往，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与现状，应该在社会存在方面思考宗教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在全球化的展望中看到中国基督教社会存在及定位的现实处境及时代使命。
（二）中国基督教所面对的国内政党
在1949年前后，中国基督教与政治的关系也体现在其与各个政党的关系上，而其重中之重则是与国民党和与共产党的关系。中国基督教在1949年之前曾给人倒向国民党一边的印象。正因为如此，有人曾主张共产党必须与基督教划清界限。但在1950年三自爱国运动之后，中国基督教与国内政党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1950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中国基督教跟着中国共产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乃是人心所向、是其主流发展。在新中国，爱国基督教团体自觉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这种视域应该是我们理所当然要持有的。政教关系在宗教的社会生存中乃重中之重，而宗教与政党的关系也是我们在现实社会政治中不可回避的。宗教虽有其超脱的思想和精神追求，但其社会形态及现实存在却不可能脱离政治，也不可能不与政党交往。任何宗教的社会存在及其团体建构都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基督教也同样如此。在当代中国社会，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及其爱国团体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主张，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已经充分说明了当代中国宗教与政党关系的正确走向，这种关系已经持续70年之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及成就。
（三）中国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也涵括有政治文化的内涵。我们过去谈到了宗教的文化融入、文化互渗、文化重构等问题，但在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上则出现了新的疑虑。基督教曾长期被视为具有西方性质的文化，而其在中国文化中处境如何、应怎样发展，却因其政治文化定位复杂而一直未能说清道明。由于1949年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突变，基督教在华的文化性质亦势必要发生变异，这种与其过去历史文化的断裂、其所面对的冲突和冲击，以及由此造成的影响迄今犹存，这也给我们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文化交流及文化转型带来了许多思考和新的认知。基督教的文化蕴涵博大精深，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其在中国社会亦不可能彻底放弃其基本文化结构和象征符号体系，但需要与中国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相融合，进行转化与转型，因此这种宗教文化体系的“中国化”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和潜移默化的结果，不可操之过急、一蹴而就。基督教的文化潜力和韧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其中国化进程既有其政治表态，也有其文化融入所促成的共构。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各文化之间不只是较量和博弈，也多有交流、互鉴和融合。若深刻反思，我们在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上尚有不足之处，而今天我们重建中华优秀文化也不能走排他、薄古的狭隘之路，而必须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今天在纪念中国基督教发起三自爱国运动70周年之际，思考基督教文化在中华文化重建中的定位及作用，是文化理论建设的重要课题。
三、中国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
在开放世界之中生存的基督教，其国际性与中国化问题乃是并存的。对于世界性宗教而言，基督教的中国化是其“入乡随俗”的自然选择，本来就与其世界性发展不相矛盾。基督教会早就探讨过其传播学意义上的本土化、处境化、本地化、本色化问题，不可能脱离其生存之“地”而发展。基督教在中国存在历史已久，其如何“化”入中国的问题与社会文化氛围及政治环境直接相关。所以，基督教必须追求这种“化境”，而其在中国也只有“中国化”才能确立其水到渠成的“中国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基督教开始有了中国化的意识，并有过理论探究及实践摸索，为后来的突破性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及警醒。本来基督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教会团体发展的自然表述，而且有着《圣经》经典上的明确依据。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跌宕起伏，使基督教的中国化在政治层面尤为突出。现在有舆论说基督教的中国化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表述，是一种政治行为，这种说法并不完备，可能会以偏概全；但其包含的政治及意识形态内容也没有必要回避。这在中国社会变迁中极为典型。既然在20世纪50年代境外基督教尤其是西方基督教对待中国革命的成功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有过明显抵触和反对，那么中国基督教的中国化也就势必包含有其政治内容即政治选项。不言而喻，因为不同的社会存在处境使看似统一的基督教有着各自不同的选择，其分道扬镳当然更主要是社会政治层面上的。这也更好地说明及证实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真理。若没有对爱国教会的政治肯定，则不可能实施并实现以政治认同及政治适应为基础的基督教中国化，更谈不上其潜移默化、水到渠成的文化融入。所以说，对中国基督教爱国团体的政治肯定乃是对其中国化加以积极引导的逻辑前提和必要基础。所以，在纪念中国基督教发起三自爱国运动7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深刻领会基督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深刻政治蕴涵和长远社会价值。
在20世纪初，中国基督教会为反抗西方差会对其实施的政治、经济、教务及思想掌控，曾提出了中国教会“三自”发展的构想，并且有着一些零星的实践，包括俞国桢在1906年提出的“有志信徒，图谋自立、自养、自传”的思想，诚静怡在1922年代表中国教会发布的“自养、自治、自传”原则等。虽然这些“三自”尝试有着其社会政治的元素，但更多还是从文化层面来讨论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例如，诚静怡、王治心、赵紫宸、吴雷川、刘廷芳、宋诚之、陈崇桂、吴耀宗等教会有识之士就集中讨论过“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其中当然也间接折射出他们思想中的社会政治因素。如吴雷川就明确指出鸦片战争后传入的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夹带着国际间的势力”，这样的教会“竟是利用外国的武力，在订立不平等的条约中，强迫着中国用政治的势力来保护传教”。而诚静怡也公开说明基督教的“中国本色”就是针对其“西方色彩”，即要反对帝国主义侵华、防范中国沦为西方殖民地。刘廷芳承认中国教会的本色化“是与我们中国民生与国势有密切的关系”，而“教会的责任，中华国民必须自己去担负，教会的主权，必须由中华信徒自己操持”。陈崇桂也态度鲜明地表示，“一个真正的教徒，真正爱教必定爱国，不爱国就不爱教，爱教与爱国不但不冲突，并且是相辅而行。从一个教徒的立场，爱教非爱国不可。所以爱国爱教是能两全其美的。”吴耀宗更是强调，“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是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后的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朝着社会主义道路迈进的中国。基督教革新运动是在这样一个新环境、新意识下提出来的口号。”对比而言，1949年之前中国教会的革新在社会实践层面很难成功，故而更多体现在其文化建设上的思考和预设。而1950年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则首先是其政治革新的坚定实践，要求教会脱胎换骨，必须脱离“西方社会传统的影响”“中国旧社会思想的羁绊”“使基督教变成新中国建设中一个积极力量”。这一运动的历史意义及社会价值就突出地表现在其政治立场的转变、社会定位的改变，而其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也在于新中国社会政治对基督教革新的要求及支持。所以说，1950年三自爱国运动为中国基督教确立了其历史发展的分水岭，我们不可再把新中国的基督教与旧社会的基督教混为一谈，也不能仍把新中国的基督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督教相提并论。
必须承认，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政治考量占有很大比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使基督教中国化尚未彻底完成，与社会希望的理想状况仍有较大距离。不过，这种理想发展也有赖于其与所在社会的双向互动。当代中国社会应积极支持基督教的中国化发展，尤其在社会政治层面应该理解、包容基督教爱国团体的存在，将之视为中国社会的有机构成，以便构建和谐、共在、融洽的社会一体关系。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中国化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效就在于其社会政治的局限性，而经历了1950年三自爱国运动的中国基督教已经“换了人间”，不再停留在旧社会的窠臼之中。今天我们党和政府积极推动基督教的中国化，已是对中国基督教会的正确评价、科学认知之举。
总之，实质性的基督教中国化发展始于三自爱国运动，其主要特点就是在政治上推动了基督教的中国化，与西方教会脱离了政治、经济等关系，而成为生长在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宗教团体，有着全新的社会关系及其依属。在当前这种新的形势下，中国基督教理应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不仅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这种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化方向，而且也必须在国际时局之大是大非问题上有着鲜明的、正确的政治表态，与中国人民一道共克时艰、争取胜利。在中美政治交锋空前激烈的当下，中国人民包括广大基督教徒必须果断地站出来捍卫祖国的尊严、民族的命运，坚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等西方势力的霸凌。在这一时刻，我们隆重纪念中国基督教发起三自爱国运动70周年，见证其历史意义，则正是我们铿锵有力的政治表态和现实站位。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国基督教必须高举爱国爱教的大旗，坚持基督教中国化的方向，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于此，中国人民需要的是团结一致，需要整个中华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四、中国基督教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中国基督教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有着休戚相关的关系。中国基督教很早就参与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而在三自爱国运动之后更是积极地投身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之中。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和谐共在的一种颇为成功的存在方式，且以其“海纳百川”之态而对外保持积极开放、包容、和谐、共融之势。在长达千年之久的基督教在华传播历程中，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并没有排拒基督教的参与，而且在吸纳基督教的文化因素过程中也丰富、充实了中华文化蕴涵。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既是其政治共同体，也是其精神共同体，其中都有宗教文化的参与，自然也经历了与入华基督教的长期磨合。而基督教在中国古今历史上也一直在调整其与中华民族的关系，适应其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果说，其在1950年之前的调整及适应有局限性、进展缓慢，那么，在经过三自爱国运动的洗礼后，基督教加快了其适应中国社会、融入中华民族的步伐，取得了丰硕成就。
中华民族的集体共在在人类历史中极为突出，也颇为典型，表达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整体共在的意蕴。这种擅长整体共在形式发展的传统应该在当今中国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主张超越层面的“天人合一”及人际关系上的“中和共融”，视其具有神圣的意蕴。针对世界政治共同体常有的帝国形式，中国化的基督教在其反思、反省后会更加认同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和集体意识，与西方流行的强权、霸权等分道扬镳。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对中国人的凝聚有着重要贡献，而基督教文化的博爱精神也在中国仁爱价值中获得共鸣。我们今天呼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前提和基础就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及发展则在于其强烈的国家意识、国民责任。中国基督徒在其认同中也会增强公民意识及社会责任感，而中国基督教爱国团体也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及文化共构之有机组成。中国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就是这种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宗教表达方式之一。
按照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重要精神，根据中国特色的社会关切，我们不可放松对宗教界的团结关爱，要以一种政治责任感来做好对宗教界的积极引导。我们期待的和谐社会，其中也包括宗教的和谐，才可能形成一个真正和谐的中国。
来源：《中国宗教》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