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基督宗教如何参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由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在相互理解和接纳上仍存有一定的障碍或问题。“全球化”发展使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再次拉近，在这种已无法回避的“近距离”或“零距离”的彼此“亲近”中，究竟是找到一种“亲切”，还是感到一种“紧张”，就成为反思二者关系的历史并重构或开创其当今关系的一个重要契合点。这是一个挑战，也是新的机遇。
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出现了重大变化和积极发展，社会主流表达了与世界共在、求人类和谐的美好愿望。然而，没有一种精神的支撑，缺乏一种信仰的凝聚，社会和谐并不容易达成。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社会恐慌，实质上是一种信心上的危机，即在金融、经济交往中信任的缺失。这种信心上的危机和信任上的缺失使金融“资本”变成失控的“幽灵”，在其飘荡中引起市场的震荡和人心的震动。恰如以往这种信心和信任曾带来金融资本的扩大、膨胀那样，今天其信心和信任的缺失则使这种金融资本迅速消失、蒸发。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种在金融资本上的“信仰”或其殒灭可能会直接影响其“资本”的大与小、有与无，因而使“信仰”本身也成为一种独特且颇具影响力或决定性的“资本”，并直接对社会的稳定或动荡起着作用。没有信心、信任，则很难建立和巩固其信仰。顺着这一启迪来思索，我们也可以考虑“信仰”在现代社会中作为“精神资本”的意义及其变化和影响的问题，进而分析基督宗教在中国社会的信心、信任状况，由此尝试揭开基督宗教信仰在当代中国的定位及命运之谜。应该说，我们仍需要相关的信心及信任来恢复或重建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和谐，而“爱的神学”的提出，则正是回归基督宗教作为“爱的宗教”之本真的当代努力；通过这种“爱”，“和谐”则可以从理想而变为现实。
一、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传播中“爱”的缺失或遮蔽
回顾和反省基督宗教的近代传华历史，我们会产生复杂的心情和有着种种感叹。本来，基督宗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过和平传入、平等对话、积极交流的经历，留下不少佳话。然而，在清朝的中欧宗教交流中，因文化传统的不同和信仰认识上的分歧出现的“中国礼仪之争”最终引发或转变为政治上的冲突与对峙，这种平等交流、和谐对话结果被阻遏。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的“闭关锁国”不再支持和鼓励这种开放与交流，而西方列强在打开中国大门时则使用了“鸦片”加“枪炮”。颇为遗憾的是，基督宗教的近代来华传播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中，并且直接卷入了相关的政治及文化冲突。这样，中国近代社会听到的“福音”显然已经有所“变音”，基督宗教所提倡的博爱精神也难以真正体现。由于在社会现实之中的“卷入”或“陷入”，基督宗教所面对的更多是中国社会及民众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反抗和谴责。人们习惯于将基督宗教视为给西方势力提供精神支撑和信仰动力的宗教，即将之看作“政治性宗教”而不是具有历史“超越性”的宗教。“洋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人对基督宗教的认知定式。在这种政治的选择和历史的纠缠中耗掉了教会的大部分精力，使之难以全力投入社会关爱和慈善，相关的事业也在当时的政治阴影中“变色”或“失色”。其结果，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出现了“爱”的缺失或遮蔽。从总体来看，基督宗教在这一时期没能真正获得中国民众的信心与信任，因而也不可能使其宗教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或认可的信仰。
长期以来，基督宗教被卷入中西之间的文化冲突和政治对抗之中，基督徒成为“少数人”群体，与中国主流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程度的脱离，基督宗教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也只是作为一种边缘思想在中国社会时隐时现，对广大民众的影响则微乎其微。在这种隔阂中，西方教会对中国社会状况主要是抱怨和批评，缺少一种对其近代在华传教历史的自我反思和反省。与之相对应，中国社会则以怀疑、警惕的眼光来看待基督宗教的发展，在政治共识和社会共建上对教会的参与及作用也没抱有太大的信心。这样，基督宗教在猜忌、不解的氛围中很难表达其“爱心”、展示其“爱的宗教”之本真。而中国社会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把基督宗教视为或理解为一种“爱”的宗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中国社会对基督宗教基本上持一种“斗争”观念或意识，而教会及其基督徒也主要是以一种自我封闭、与外隔绝之态来自我防范和保护。
二、在改革开放、社会和谐的发展中对“爱”的重新找寻和发现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内地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阶级斗争”的观念逐渐从主流意识形态中淡出，“和谐”、“和合”则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建设的主旋律和发展主流。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向世界开放和让中国革新之中，“爱”的观念慢慢被人们发现和关注。“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的歌声曾唱响神州大地，获得普遍共鸣和响应。在这种全新的争取社会“和谐”的氛围中，人们也开始关心中国历史传统、关注宗教价值表述。“传统文化热”、“宗教热”正是这一发展的生动写照。
在改革开放的当代发展中，基督宗教也有积极的表现和主动的参与。其指导观念则是基督宗教思想中“爱人如己”的核心价值。中国基督教为了重塑其“爱的宗教”的形象，在思想推动上就出现了“爱的神学”这一表述和努力。当然，“爱”在中国的贡献既是出自基督宗教的思想资源，也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美德的有机结合。在此，基督宗教的“爱人”与儒家传统的“仁爱”相互呼应、水乳交融，随着中国重新认识外来文化和发掘中国古代文化，二者的相应结合共构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宗教复兴中“爱”的精神。
与西方思辨传统不同，中国社会在当代更为需要的似乎是一种“实践理性”、“应用伦理”。因此，中国基督教“爱的神学”的提出并不是走传统西方神学中系统神学、思辨神学的习惯之路，而是构建一种提供给中国基督徒、帮助其在当代中国社会及文化处境中生存与发展的“实践神学”、“社会神学”。这种神学在基督教会内部是为了突破其以往的封闭性、保守性，以表达对中国社会广大民众的普世关爱；对外于教会的中国社会则是为了显示基督宗教“爱”的价值与意义。
三、对中国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作出一些真正的、有用的贡献
可以说，中国基督教“爱的神学”的提出，就是尝试打破自近代以来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存有的隔阂，缓解其张力，在其宗教与“世俗”社会之间促成积极的双向互动、彼此理解和信赖。“爱的神学”的主旨，正是要以其“爱”的信仰来重建基督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信心、信任和信赖。其争取的不是一种“小爱”、“自我之爱”，而是一种有着博大胸怀、无私忘我的“大爱”，体现的是“大爱无疆”的境界。这既是对中国教会自身局限性的一种自我超越，也是在中国社会寻求理解、共融的呼唤。例如，中国教会领袖丁光训主教关于“爱的神学”的最初想法，就是起因于20世纪90年代长江流域的洪水和在教会中引起的反应。当时一些保守的基督徒宣称洪水是对大多数不是基督徒的人们的一种惩罚，因而是这一“缺失信仰”之社会的灾祸与异兆。丁主教听到这种说法后感到震惊，而且坚决反对这种见解。以此为契机，他从神学观念上提出“爱的神学”，以求正本清源、端正视听。在他看来，上帝的真正且核心的启示是对所有人类的普世之爱，这种大爱自然会普照中国大地，而且也已经在中国非基督徒的善行中清楚地显现出来。在此，丁主教非常具体地将人民解放军抗洪救灾的行动直接与上帝之爱密切关联。他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当一名解放军在抗洪中看到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紧抱着一棵树，一松手就会落入长江洪流中去的时候，他不顾个人安危，把小船开过去，一把抓住那孩子，使她转危为安。这冒死救人的行为就是爱。我不能认为这爱‘微乎其微，不足挂齿’。我认为这是伟大的爱，是神圣的爱，因为这爱的创造者就是上帝。看到这样的爱，上帝必然感到喜悦，对之我们基督徒也理应感谢，不应加以贬低。难道做了基督徒，连世人的好行为也要奚落鄙视，这正常吗？那么我们的基督徒还能和人民有什么共同语言呢？《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但愿我们体会上帝的心意，也用爱心去看世人。”在进入新的时代而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之间仍缺乏信任和信心之际，最好的办法就是以“爱心”来沟通彼此的认知、来温暖以往的冷漠，努力重建信心，取得彼此的信任。因此，丁主教认为，基督宗教当前在中国的理想之道应该是发展、弘扬一种“爱的神学”，以“爱”来联合教会内外，服务社会人生。由“爱心”带来“信心”，则有可能化解基督宗教自近代以来与中国社会留存的恩怨、隔膜。
四、“爱的神学”的实践意义及其在社会关怀中的体现
“爱的神学”面对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旨在中国教会在这一社会中的实践。所以说，其作为“实践神学”主要为一种道德神学，突出的是伦理典范和精神感染。其实，在存有价值观的不同和信仰上的区别时，“爱”的伦理是宗教与社会协调、适应与和谐的最佳途径。对此，菲利普·魏克利在评价丁主教这一神学尝试时指出：“丁主教坚持中国神学需要更多强调道德伦理，以便能重新发现圣经的教诲，并使之通达他人。强调伦理并不会削弱基督宗教的独特性，因为基督宗教对爱的理解与人类爱的观念并不矛盾。这一观点与他此前关于长江洪水的辩论有着关联，丁主教赞扬了人民解放军抗洪救灾的行动，认为在其中可以看到上帝之爱为世界而存在的一个范例：这一爱乃是上帝在世界上一切行动的动因，而不论是在教会之内还是在教会之外。”既然这种“爱的神学”旨归在行动，那么就不只是书斋之谈，而必须突出其实践意义，在其社会关怀即人间关爱中来体现。“爱的神学”的关键，就在于其要指导教会开拓眼界、进入社会，在社会行动中带动民众、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共在氛围。到目前为止，基督教的身影在当今社会并不明显，更谈不上高大，所以需要其在谦卑中见伟大，在朴实中显真情。而这一切都需要“爱”的精神及其实实在在的社会奉献。
中国基督教“爱的神学”立足于基督宗教信仰与中国社会生活现实的结合。为了赢得中国社会的理解和中国民众的信赖，基督宗教就必须将其“爱的精神”落实在“仆人精神”上，以其社会行动、社会关爱来“感动中国”，建立其在中国社会中的信心与信任。由于政治发展的复杂和以往历史积淀的负担，“爱的神学”所追求的乃是一种超越和超脱，为此基督宗教有必要“淡”出“政治”，摆脱其以往历史的是非恩怨，从而以一身轻装进入中国当今“社会”领域，主要以社会服务、社会关怀来参与中国目前和谐社会的构建，并在这种社会建设中体现其“天佑中华”的信仰主旨和“神爱世人”的宗教信念。
其实，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中，非常需要这种具有宗教境界、神学意蕴的社会参与行动和社会慈善事业，由此可通过社会建设来促进文化建设，通过实践行动来帮助思想对话。在这种“爱心”的重新发扬光大中，中国社会自然会使其对基督宗教的情感冷漠或认识坚冰被“爱”融化、消解。这样，信心则可以建立，信任亦能够共构，形成在新形势下彼此扬弃过去的新型关系。这种真诚信赖的关系，则是基督信仰在华的理想生存处境，并可能让其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真正的中国宗教。一旦基督宗教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有机构成，则也会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信仰动力”和“信仰资本”。今天的中国社会已不再排拒信仰，亦对宗教持有充分的开放和吸纳之态。社会的变化及其对待宗教的新姿态，显然会给基督教会在中国社会的重新定位带来百废待兴的机遇与挑战。人们应该意识到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的到来，并善于捕捉和抓住机会，谱写新的历史。因此，中国基督教“爱的神学”在当前新的历史阶段中尚处于其发展的开端，其构思、取向和侧重都在摸索及选择之中，任重而道远。其能否真正破冰远航，则在于中国的基督徒是否已有这种意向和充分准备。
（来源：《天风》2010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