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我国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截至2021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1亿，城镇常住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多数，城镇居民中等收入群体能否显著扩大、城镇居民能否平等地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是共同富裕目标能否实现的重要标志。近期，《“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要持续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完善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格局，推动城市健康宜居安全发展，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在空间形态层面进行优化、在产业分工上需要各要素之间科学配置，才能有效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缩小贫富收入差距，以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以城乡区域互促共进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2021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已进入城镇化发展的中后期，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的要素集聚以及带来的财富增长明显快于其他空间板块。为此，把统筹城乡区域协调与推进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通过打造互促共进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动共同富裕。
首先，将城市群作为优化城镇化空间形态的主要平台。坚持优化提升东部、东北地区城市群，发展壮大中部、西部地区城市群，并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努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其次，将都市圈作为优化城镇化空间形态的基本单元。以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为导向，以推动市场体系统一有序、基础设施连通高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产业分工专业协作、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城乡发展互动融合为重点，带动城镇化重点地区在深化合作、优势互补中缩小圈层式落差，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富裕。再次，将县城作为优化城镇化空间形态的县域载体。顺应县域内就近就地城镇化的人口迁徙趋势，按照现代化城市的标准，在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强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人居环境质量、促进城乡衔接互补等方面持续发力，增强县城在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纽带功能。
以科学合理的产业分工夯实共同富裕基石。产业发展的规模和效益，关乎着社会总财富这个“蛋糕”能否做大，关乎着居民能否充分就业和获得更满意的收入。由于各城镇在产业分工体系的角色定位不尽相同，居民从产业发展中获取的收益收入也不相同，制约了共同富裕目标的顺利实现。为此，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产业分工体系。
首先，将协作共赢作为优化产业分工的首要原则。按照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金融链“四链融合”、垂直和水平分工相结合的方式，结合城镇各自的优势、劣势、断点、弱点，在稳链强链补链上搞好协同，在产业空间布局上搞好协作，变“同业竞争”为“协作共赢”。其次，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产业特色化发展作为优化产业分工的关键环节。一方面，产业发展不充分，甚至产业“空心化”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面临的突出问题，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战场。另一方面，在共同富裕目标导向下，要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的原则，推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结合自身禀赋条件和产业发展基础，主动加快“入链”“入群”，积极吸引专精特新、核心技术、重点环节、关键配套企业入驻，全面提高产业特色化、专业化、规模化、高端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产业的就业容量和致富效应。再次，将产业政策作为优化产业分工的催化剂。一方面，着眼于改变要素参与经济活动获得分配的比重，从区域、城市、企业三个维度着手来优化产业政策。结合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布局，加大对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以收缩型城市为重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扶持发展接续产业，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制定实施覆盖面全、含金量足、操作性强的综合配套政策，让中小企业能够按照市场规则公平竞争、轻装上阵，更好发挥中小企业稳就业、增收入作用。
以畅通生产要素配置激活共同富裕潜能。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是以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创造更多可以共享的物质精神财富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土地、技术、资金、数据、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必将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物质精神财富的极大增长，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基础。
首先，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推动生产要素在区域、城乡之间更加高效、更加科学的配置，最大限度释放城镇化的聚集效应，释放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其次，推动要素由单向流动为主导向双向流动为主导转变。当前，生产要素流动主要有四条路径：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向大城市、特大超大城市流动，县级城市、地级城市向省会以上城市流动，农村向城镇流动。为此，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努力扭转单向的要素流动方式，畅通双向互动的流动通道，让人才交流、技术交流、信息交流、资金往来更加便利，让区域之间、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要素回报更加均衡。再次，推动城市新城区与老城区之间的要素合理配置。进入新世纪以来，很多城市开始启动新区建设，更多资源要素投入到城市新区，新老城区之间的不协调、不平衡现象开始凸显。要积极引导城镇化要素投入到老城区，不仅对建筑物等硬件设施进行改造，也要对文化环境、功能业态、社会心理等软环境进行更新。
以融合共享的制度创新强化共同富裕保障。我们党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始终强调制度体系建构的重要性，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和公共政策体系来破解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加快构建融合共享的城镇化制度体系。
首先，构建发展机会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针对区域、城乡之间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差异，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使居民都能享受到同等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权益。其次，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共同富裕，不仅仅是“钱袋子”的事，更要为人民群众创造平安和谐、舒心幸福的良好社会环境。再次，健全财政转移支付体制。在公共财政安排上优先向薄弱区域、薄弱环节、薄弱领域倾斜，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撬动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新型城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