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的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从中华文明长期历史实践中提炼而出的，是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经验中总结而来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就是成功实践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例证。中华文明蕴含的核心价值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涵。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从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来探索实践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途径，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演进中寻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破解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的文明史根据。在新时代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要深入揭示中华文明对于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独特而重大的贡献。从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深刻阐释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具有的宇宙观、道德观根源，深刻阐释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天下观、社会观基础，对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性意义。
【关键词】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华文明 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趋势不断加深，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各种安全、发展的挑战和危机层出不穷，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全球治理亟需进行适应时代状况的变革。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时代命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引领人类文明走向和应对世界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大变局呼唤大格局，大时代呼唤大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扎根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从历史中寻求智慧，从现实中探求答案，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本着以世界人民为中心的情怀，郑重地举起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旗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2021年a）。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关于价值的理解而形成的价值共识，是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是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的价值同心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为破解世界之问提出了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的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参见习近平，2022年a）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从中华文明长期历史实践中提炼而出的，是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经验中总结而来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成功实践的例证，中华文明蕴含的核心价值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涵。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从中华文明中探寻实践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途径，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演进中寻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破解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的历史根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还强调指出，“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同上）。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研究阐释中华文明的方向和意义，深刻表明中华文明的研究阐释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在新时代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的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的内在逻辑，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深刻自觉中国道路的文化底蕴和文明基础。这对于我们从文明自觉、历史自觉中树立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在新时代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要深入揭示中华文明对于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独特而重大的贡献，从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阐释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具有的宇宙观、道德观根源，阐释中华文明蕴含的开放包容的文明观所具有的天下观、社会观基础，这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中华文明深刻蕴含着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华文明蕴含着深刻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正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凝聚力，造就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正是中华文明的价值生命力，造就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连续发展；正是中华文明的价值感召力，造就了中华文明世界。中华文明蕴含的价值，让中华文明能够凝聚多元区域和不同族群，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让中华文明能够穷变通久、继往开来，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中华文明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蕴含的价值，体现了人性的共同性和人性的共同基础，对于全人类具有共同的价值示范意义，对于人类文明未来发展具有可资共享的价值内涵。
中华文明蕴含的价值，贯穿了个人成德、家庭伦理、社会秩序、政治生活、精神世界等各个领域，构成了一个完整自洽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价值基盘，以仁的本体论为价值动力，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价值内容，以“天下为公”“天下一家”为价值理想。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成为这个价值体系的精神标识。（参见习近平，2014年）这个价值体系为个人确立了“成己成物”全面发展的生命意义，为社会奠定了“老安少怀”“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梁惠王上》）的正义秩序，为政治生活提供了“大群一体”“天道民本”的正当性根据，为文明世界树立了“大公至正”“不齐而齐”的理想蓝图。这个价值体系植根于人性的共同性和人性的共同基础，既是中华文明创造的结果，又是引导中华文明不断开创历史新局的核心价值。中华文明的历史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个价值体系可以为全人类共享：“讲仁爱”是和平的基础，“重民本”是民生发展的出发点，“老安少怀”“不齐而齐”是公平正义的内容，“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是民主自由的理想。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以中华文明道路实践为基础，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提出的中国方案。
二、中华文明深刻展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确立方式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对所谓“普世价值”的扬弃。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不同，并不仅仅在于共同价值从更为全面的角度补充了“普世价值”所缺失的维度，两者之间更为根本的不同在于确立价值的方式。
“普世价值”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公私领域二分的传统，形成于产业资本主义对脱离地缘、血缘束缚的劳动力商品的需求，是以工具理性为标志的经济系统整合社会的历史结果。这一历史进程又通过新教伦理的导引而包裹上了功利主义的价值理性外衣，以“先知革命”的形式推动了与旧的具体社会和历史文明的革命性断裂。“普世价值”以具有自我同一性的原子化个人为出发点，这种原子化个人是从具体社会和历史文明中抽离而出的“理性设计”。他们以“自保”的权利作为形成契约的形式平等的根据。这种原子化个人，用民主设计政体，用自由限制公权，用人权保卫私域。“普世价值”的核心关切是政治，其基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抽象个人。“普世价值”确立自身的方式是以个人与具体共同体的对立为前提，从个体自我出发，以“自保”的相互性确立价值的普遍性。这种价值普遍性归根结底是一种“私”的最大公约数。
中华文明蕴含的共同价值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的价值结晶，也是引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的价值理想。共同价值的起点也是个人，但这种个人是处于家国天下关系之中的个人，是所谓“仁者人也”（《礼记·中庸》）的个人，是具有仁的道德感通能力的个人。“仁”由个人推扩出去及于家国天下，就成为群体相处之道的“仁道”，成为“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的“仁政”，成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天下为公”的秩序。共同价值的基础是具有道德感通能力的个人。共同价值的确立方式正是“仁”的两种确立方式，亦即“忠恕之道”——尽己为“忠”，推己为“恕”。只有“尽其在我”地对待他人，才能够真正做到推己及人；只有真正地为他人着想，才能够真正“尽其在我”地对待他人。“恕道”不离“忠道”。如果没有尽己则无所谓推己，成己成物相互关联。因此，共同价值是在自我与他者的交往沟通中确立的价值，是使相互理解、彼此感通的交往行为成为可能的道德原则。共同价值是在交往互动中形成的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它不仅是贯通个人与家国天下的共同价值基础，也是共同体实践所遵循的共同价值原则。这是共同价值不同于“普世价值”的确立方式及其原理。
从共同价值的原理出发，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确立必须经由一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环节。自己对和平的追求，必须以维护他人的和平为前提。因此，和平必须是共同安全的产物，而不是单边的绝对和平；自己的发展必须以促进他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发展必须是共同发展，而不是垄断发展权；公平正义必须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确立，民主自由也必须以促进他人自主为前提，否则即是以己意律人、以强凌弱的所谓公理强权，其实质是以强权为公理。与“普世价值”迷信自我、迷信公理、尊己慢他的态度不同，共同价值则将相互尊重、“尽其在我”作为交往互动行为中贯彻始终的价值原则。只有基于共同价值的交往实践，才有可能构建起“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不齐而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可能真正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此意义上，共同价值才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的道德准则，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行动准则。
三、中华文明深刻揭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根源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历史实践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内在道理的总结和升华。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扎根于中华文明深厚的宇宙观、道德观。
根据中国哲学的宇宙观和道德观，天之为天，最基本的德性即是无私。《礼记》中有“三无私”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礼记·孔子闲居》）天地无私，所以不弃万物，万物能够各得其所；天地无私，故能仁民爱物。古人从天地之德逐步深化到对天地之道的认识。《中庸》里对“天地之道”有更为广大精微的描绘：“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礼记·中庸》）因此，天地之道即是“和而不同”“不齐而齐”的大公之道。天下是指天地所覆载的万物整体，是时行物生、有物有则、至大无外的天地共同体。“天下为公”的理想是对天地之道德的反映。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效法天德、依循天道就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政治追求的最大的道德，政治实践不过是落实天地之道德而已。效法天地的治天下者，都必须做到使万物各得其所、天下生民各得其生养。这就是“天下为公”“人民至上”的道理。应该说，“天下为公”“人民至上”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高理想。全人类共同价值必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以人类永续发展为终极价值的，因此它必然把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地共同体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
效法天地的天下政治，把“天下为公”“人民至上”的价值理想作为衡量政治的道德标准，把“不诚无物”（《礼记·中庸》）的“诚”作为贯彻始终的政治道德，把“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作为政治作为的道德根据，把“人民至上”、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地共同体的价值关怀作为导引政治创制的道德动力。因此，扎根于天地共同体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了政治所遵循的政道，这种政治观念完全不同于“普世价值”以政体形式判断政治好坏的做法，更不会以公私领域的二分来截断道德感通的一体性。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所谓“普世价值”的不同，更为根本的还在于天人一本的宇宙论不同于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世界观。
四、中华文明深刻示范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途经
中华文明的道路实践向全人类示范了共同价值的实现途经。
首先，尊重差异、沟通差异的道德态度是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键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2022年a）。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是中华文明道路实践的结晶，是对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落实“天下一家”理想的结果，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传习录》）的价值体现。“一体之仁”并非是对差异的取消，而是在差异的贯通中协调差异，立足整体和全局，以“尽其在我”“尽己为忠”的态度尊重他者的差异性，彻底破除以分别彼此来确立自我的“私衷浅见”。“一体之仁”是一种“和而不同”、“不齐而齐”、平等包容的文明状态，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局面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充分说明，尊重差异、沟通差异的道德态度是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键前提。
其次，严于义利之辨是充分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第235页）。孟子说：“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以力假仁者霸，以道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中华文明对于天下秩序的想象，是将人与人相交的仁道行之于国与国之间的道义秩序。在国与国之间，以德服人、怀柔远人、以大事小的道义成就了协和万邦的天下“仁政”秩序。“普世价值”号称“普世”，但却无法将其落实于国与国的相交之道上。民主、自由、人权是划分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教条，是先进国支配后进国的意识形态霸权。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自由帝国主义”正是对“普世价值”的反讽。因此，严于义利之辨，在国际政治中时刻警惕“枉道从利”“枉义从利”的义利之界限，在国际交往中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是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键环节。
最后，济弱扶倾、共同发展是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键举措。“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王毅）。中国自古倡导强不执弱、富不侮贫，更把济弱扶倾作为大国的责任和道义。孙中山认为中国对于世界有责任，济弱扶倾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毛泽东特别重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把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反对霸权的同盟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同盟军。我们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参见习近平，2021年b）他特别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不同国家、不同文明要在彼此尊重中共同发展、在求同存异中合作共赢”（习近平，2022年b），把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准则。（参见习近平，2016年）在新时代，共同发展是济弱扶倾的新途经，是贯彻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全人类共同进步和全体人民共同幸福的关键举措，也是反对霸权垄断、争取发展权利的关键举措。
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共同”凝聚着全人类的最大公约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价值层面更加深入，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实践上更加自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对中华文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是对人性的共同性和人性的共同基础的深刻认识，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准则。让我们携起手来，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实现世界永续和平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古籍：《传习录》《礼记》《论语》《孟子》等。
王毅，2013年：《坚持正确义利观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载《人民日报》9月10日。
习近平，2014年：《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载《人民日报》2月26日。
2016年：《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9月4日。
2021年a：《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载《人民日报》7月7日。
2021年b：《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载《人民日报》11月17日。
2022年a:《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载《人民日报》5月29日。
2022年b：《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载《人民日报》1月18日。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2018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原载：《哲学动态》2022年第8期“迎接党的二十大”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