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中国最为杰出的兵学著作，被人们尊奉为“武经冠冕”、“百世兵家之师”、“百世谈兵之祖”，东汉末年大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强调：“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子所著深矣。”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观诸兵书，无出孙武。” 明代兵书《投笔肤谈》认为：“《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同为明代兵书的《武备志·兵诀评序》更指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均十分恰当的概括了《孙子兵法》在中国兵学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其书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的很多合理内核，直到今天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不仅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借鉴意义，还渗透到军事以外的领域，对商业竞争、企业管理、外交谈判、体育竞赛等也有深刻的启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孙子兵法》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宋代学者戴溪《将鉴论断》有云：“孙武之书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奇正、虚实、强弱、众寡、饥饱、劳逸、彼己、主客之情状，与夫山泽、水陆之阵，战守攻围之法，无不尽也。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穷。用兵，从之者胜，违之者败，虽有智巧 ，必取则焉。”《孙子兵法》所反映的兵学文化内涵，无疑是一种历时弥新，超越时空的理性精神，古往今来的人们推崇它，研读它，运用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选择。然而，研究与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原理，不应该走向极端，换言之，对孙子的理论不宜以拜物教的心态去对待。遗憾的是，目前有关《孙子兵法》的阅读、研究与运用上的确存在着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这里，谨就怎样阅读和理解《孙子兵法》谈点自己不尽成熟的想法，与广大读者和研究同行们进行分享交流。抛砖引玉，竖个箭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赐正。
第一，坚持回归经典自身的整体性原则。
当代人读《孙子兵法》，往往习惯于按现代军事学的理论体系和概念范畴，将《孙子兵法》的思想体系，分门别类，归纳为几个板块，如战争观、战略思想、作战指导理论、治军思想，等等。这虽然容易和方便，但是，却难免不尽恰当。具体地说，这属于现代人对经典著作的简单化图解，存在着割裂孙子思想有机整体性的弊端，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如治军思想，在《孙子兵法》全书中，仅散见于《行军》《地形》《九地》等少数几篇之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连全书百分之十的篇幅也不到，与其作战指导理论相比，不构成相对均衡的并立关系(如果换成是《吴子》，治军理论为一大板块倒是完全成立，其书六篇中，有《图国》《治兵》《论将》《励士》四篇重点论述治军)。因此，按现代军事学科体系来归纳和梳理孙子的思想，显然是有缺憾的，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实现经典阅读和研究上的“范式”正确选择，即回归经典诞生时代的特定语境，用古代兵学自身结构的逻辑语言一步步深入经典本身，而不宜用现代军事学研究的话语系统去作比附或图解。是根据经典的“内在理路”而非“外在模式”去从事《孙子兵法》一书的阅读与研究。应该说，这是我们今天更好地阅读与理解《孙子兵法》的起点。
《孙子兵法》当然有其内在的整体思想体系的，其层次结构浑然一体，而逻辑也完全能够自洽。南宋郑友贤在其《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中指出：“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很显然，《孙子兵法》十三篇是一个完整、有机的思想体系。每篇既是一个独立的整体，篇与篇之间又相互保持密切的联系。前后十三篇逻辑严谨，层层递进，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对战争的平时准备，战略计划的制定，战役程序的组织，战术手段的运用，以及行军、保障、各种地形条件下的作战行动及特殊战法都做了层次分明、前后贯通的阐述。其思维的整体性和思辩的深刻性在先秦诸子中也是罕有其匹的。全书从战略运筹、战争预测（《计篇》）起步，经战争准备（《作战篇））、运用谋略（《谋攻篇））、发展实力（《形篇》）、创造有利态势（《势篇》）、灵活用兵、争夺先机、因敌变化而取胜（《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到解决“处军相敌”（《行军篇》）、利用地形（《地形篇》）、掌握兵要地理（《九地篇》）、实施火攻（《火攻篇））、搜集情报、以资决策（《用间篇》）等具体的战术问题，始于“知彼知己”，又终于“知彼知己”，恰好规划了一个完整的战争程序，其篇次结构序列设计，注重于按用兵制胜的要领与方法加以逻辑展开，以战争规律性为立足点；曾有人这么认为：“十三篇结构缜密，次序井然，固有不能增减一字，不能颠倒一篇者”(蒋方震等《孙子浅说·绪言》)。在某种程度上说，这话不无道理。
所以不少研究者曾根据《孙子兵法》的内涵文义，从逻辑上努力梳理过全书的思想脉络和内在联系。如支伟成编著《孙子兵法史证》，其卷首《孙子篇目述义》就这样分析十三篇的逻辑递进关系：“计篇第一，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地之远近，兵之众寡。当先计及之，而后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作战篇第二，计算已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故次计。谋攻篇第三，计议战备已定，然后可以智谋攻，故次作战……”日本学者山鹿素行也认为《用间篇》是对首篇《计篇》的前后呼应、是全书的浑然一体之标志，“始计、用间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势。”应该说，这是正确理解孙子十三篇思想及其价值的通衢捷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对《孙子兵法》作片面的理解。
第二, 努力避免出现郢书燕说，移花接木的现象。
这就是孙子原本没有这个意思，或者，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可是，为了有意识地拔高《孙子兵法》一书的地位，而凭空想象，人为地杜撰出来或硬的给拧把过去，结果完全歪曲了孙子的原意与宗旨。这种做法，几同于是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阉割。例如目前一些学者关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阐释和发挥，就属于天花乱坠，望文生义，基本上背离了孙子说这段话的本意。这方面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把“不战而屈人之兵”吹捧为“不战主义”，日本学者服部千春先生的观点，在这方面就很有代表性，他说《孙子兵法》不是讨论打仗的，而是教人和平的，孙子是不战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孙子兵法》，应该改名，称为《孙子(和)平法》，云云。
是否能够从“不战而屈人之兵”理论中演绎出什么“不战主义”、“和平主义”？我们的回答，乃是否定的。因为众所周知，兵家在战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慎战”、“重战” 和“备战”，而非“去战”、“不战” ，当然，也不是“好战”与穷兵黩武。孙子的原旨也是如此，其言“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篇》），并非是对战争本身的否定，而是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对战争持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既不同于儒、墨、道诸家的“反战”、“非战”立场，也和某些法家人物一味嗜战、积极主战有所区别。
我们认为，对《孙子》整个思想体系作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同今天基于某种原因着重揭示《孙子》个别思想原则的意义，是两个不同范畴和性质的问题。鉴于和平与发展，为当今世界文明进步的主流，我们今天可以对“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意义作出很高的评价，但是如果把它归纳为孙子整个学说的初衷和真谛，则不符《孙子》全书的基本倾向和真切主旨。换言之，今天如何评价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是一回事，而准确把握其在《孙子》全书中的位置又是一回事。
其实，在《孙子》兵学体系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思想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不能颠倒其“全胜策”与“战胜策”之间的主次关系。
从《孙子》篇幅看，“全胜策”所占比例甚小，不占主导地位。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较系统的表述，仅见于《谋攻篇》，而《谋攻篇》则不过是十三篇之一。《孙子》一书言简意赅，胜义迭呈。十三篇对战争准备、战略制定、战术运用、以及行军部署、后勤保障、不同地形下的作战行动和特殊战法等均做了缜密的阐述，每篇既是独立的整体，篇与篇之间又都相互保持着联系。《孙子》十三篇既为一整体，则“谋攻”仅乃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形篇》言军事实力；《势篇》言军事力量的巧妙发挥；《虚实》言争取主动权；《军争》言用兵常法；《九变》言作战变法，加《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诸篇，合在一起均论述“善战”内容。可见，“战胜策”才是《孙子》主体思想之所在。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思想固然是一种极其美妙的理想境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实现却是罕见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正是这种全胜思想的一定局限性（也可理解为一定的空想性）。处理阶级之间、民族之间、集团以及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的方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并非带有普遍意义。也就是说，要求在充分运用谋略和以武力作后盾前提下普遍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要使己彼双方在力量上达到“以镒称铢”的条件，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而具体实施“伐谋”、“伐交”诸手段，更存在着复杂性和多变性；即使是敌方已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也是很难使其慑于威迫而轻易屈服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有在一方处于绝对优势，另一方处于绝对劣势，而劣势的一方又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失去了抵抗意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更明确地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异常罕见。韩信如果没有取得“背水阵”聚歼赵军20万人的大捷，就很难想象会有接下来“传檄”轻易平定燕地的成功。施琅倘若未曾在澎湖之役中大破郑氏水师的胜利，也显然不可能迫使台湾郑经集团放弃抵抗、投降归顺！
孙子求“全”，追求“全胜”，所谓“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自保而全胜”，确是事实，但这只是对用兵打仗理想境界的向往与推崇而已，是为了占领道德与政治上的制高点，是“理想态”，而非“现实态”。事实上，一味求“全”，往往会陷入实践上的“困境”，即考虑问题时则不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处理问题时很可能是优柔寡断，投鼠忌器，结果是进退失据，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所以，我们固然要“仰望星空”，但同时更需要脚踏大地。“不战而屈人之兵”属于“仰望星空”的概念，而“兵以诈立”才是真正的“脚踏大地”。具有可操作性！
综观历史，我们能发现一个有趣的历史文化现象：真正优秀的思想家对问题的认识，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都是双重的，都是二元的。如孔子及其儒家，一方面固然是崇尚“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致力于“祖述尧舜”，但另一方面，头脑却异常清醒，并不想入非非，汲汲于实现“小康”，以恢复文、武、周公之道为鹄的，“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故一再强调“吾从周”，总之，一切围绕“宪章文武”为中心。在这一点上，孙子也没有例外，他的思维模式，与孔子等人并无二致，也是二元结构，以“全胜”为理想境界，以“战胜”为现实对策！
第三，克服诠释过程中的浅尝辄止，似是而非。
相较于佶屈聱牙的《尚书》、“无达占”的《周易》、“多非常怪异可疑之说”的《公羊传》等经典，《孙子兵法》的文字，应该说是比较平顺通畅，容易阅读与理解的。然而，它毕竟是先秦的作品，在阅读时还是会遇上障碍，加上历代注疏诠解者甚多，对不少内容与文字的句读和解释也难免产生歧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阅读《孙子兵法》过程中，有些歧义的产生，是由于古今学者所据不同版本的差异而造成，尤其是不善于利用相关新出土文献资料所致，未能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在学术上积极“预流”。如，传世本《作战篇》有云：“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此处，更其旌旗：意为在缴获的敌军战车上更换上我军的旗帜。张预注：“变敌之色，令与己同。”更，变更．更换。旌旗，古代用羽毛装饰的旗帜，是重要的军中指挥号令工具，即所谓“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地”(《孙子兵法·军争篇》)。车杂而乘之：杂，掺杂、混合。《国语·郑语》云：“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韦昭注：“杂，合也。”乘，驾、使用。意为将缴获的敌方战车和我方车辆掺杂在一起，用于作战。卒善而养之：意谓优待被俘虏的敌军士卒，使之为己所用。张预注：“所获之卒，必以恩信抚养之，俾为我用。”卒，俘虏、降卒。胜敌而益强：指在战胜敌人的同时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杜牧注：“因敌之资，益己之强。”益，增加。
这样，全句的意思就当为：在车战中，凡是缴获战车十辆以上的，就奖赏最先夺得战车的人。同时，要更换战车上的旗帜，混合编入自己的战车行列。对敌方战俘要予以优待和任用。这也就是说愈是战胜敌人，自己也就愈是强大。从表面上看，这么解释似乎文通字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对照竹简本，我们就会发现问题来了，即“卒善而养之”之“善”，汉简本乃作“共”。而“共”之文义，有“共有”的义项，如祸福与共，《论语·公冶长》：“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也可引申为掺杂、混合的意思。考究《孙子》全句的文义，很显然，汉简本言“共”是正确的，“共”与“杂”交错对文，均为掺杂与混合，孙子言此，乃是反复强调在作战中当将俘获的敌方人员、车辆加以利用，混合并掺杂编入己方的车队与军阵之中，共赴战事，从而来增强自己的力量。这里，孙子说的是因敌之资以助己的问题，借力打力而已，实与优待俘虏风马牛不相及，张预等人“恩信抚养之”的说法乃望文生义、郢书燕说。而今人有据此洋洋洒洒写成孙子“善俘”思想研究之类的文章，那更属于是无中生有了。由此可见，“共”在传世本作“善”，当属《孙子兵法》流传过程中为后人所臆改，以迁就所谓“善俘”的主张（的确，在古代兵书中，“善俘”的主张是常见的，如《司马法.天子之义》即有言：“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但说孙子主张善俘，则无什么依据）。
又如，对“令文齐武”的释读，目前一些常见的观点也是可以斟酌的。主要的问题，显然在于局囿于传世文本的内容，而未能借鉴和利用竹简本的资源。“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见于传世本的《行军篇》，但它在汉墓竹简本中，作“合之以文，齐之以武”。应该说，汉墓竹简本的文字表述，似乎要优异于传世本的通常描述。
众所周知，军队是国家政权机器的柱石，作为执行武装斗争任务的特殊团体，要确保其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关键之一是要搞好内部的治理，即所谓“以治为胜”。而要治理好军队，使它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用得顺手，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因为只有在正确原则的指导之下，再配合以具体的方法和手段（比如严格军纪、信赏必罚、强化训练等等），才能使全军上下进退有节，团结一致，令行而禁止，无往而不胜。
同先秦时期其他著名兵书，如《司马法》、《吴子》、《尉缭子》、《六韬》等相比，对治军问题的论述，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并不占据突出的位置。但是，这并不等于孙子他本人不重视治军，相反，孙子对这个问题还是有自己独到的看法的，曾就如何治军经武提出过许多精辟的原则。
这些原则所体现的根本精神，就是刚柔相济，恩威并施：“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文武两手都要硬，双管齐下，互补协调，共同作用于治理军队的实践。
但是，在传世本中，“合之以文，齐之以武”乃作“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应该说，从文义上讲，这也是讲得通的。其意为：要用怀柔宽仁的手段去教育士卒，用军纪军法去约束管制士卒。这也是将帅管束部队、治理属下的通常做法。即《吴子·论将》所言为将者的基本要求：“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
然而，细加体会，我们不得不指出：“合之以文”较之“令之以文”更为妥贴，且在语法结构上与下句“齐之以武”更为对应和一致。也更接近《孙子》原来文字的本相。考汉简本，此句作“合之以交，济之以……”。此处，“交”当为“文”之误。“济”则当为“齐”之借字。可见，其文为“合之以文，齐之以武”。若是，则“合”字之义在这里显然要胜过“令”之义。因为，“文”、“武”对文，“合”、“齐”亦对文。“合”本身亦含有“齐”义。（参见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p164，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易.乾文言》云：“与日月合其明。”即言“齐”。从语词与语法角度考察，“令”、“合”、“齐”虽皆为动词，但是，“令”为表述单纯性的动作行为，而“齐”、“合”皆含有动作之后所呈示的状态之义蕴。据此，则我们可知孙子所追求的治军理想境界：通过怀柔宽仁的手段教育士卒，使全军上下凝聚成一体，通过军纪军法的途径约束管制士卒，使全军上下步调一致。
很显然，按汉简本的文字，孙子在这里强调的是用文、武两手管治部队，并具体说明了治军管理上的终极目标。而传世本的文字，仅仅表述了孙子的前一层意思，而没有反映出孙子的后一层意思，这无疑是要稍逊色于汉简本的类似表述的。
我们讲汉简本“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的表述要胜于传世本“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表述。也是有文献学上的依据的。《淮南子·兵略训》亦云：“是故合之以文”，可见《淮南子》所据之本，当与汉简本相同。《北堂书钞》卷一一三与《太平御览》卷二九六引《孙子》时亦并作“合之以文，齐之以武”。表明在唐宋时期，同样有《孙子》文本与汉简本之文字相同。这些情况均表明，《孙子兵法》此语的正确文字当为“合之以文，齐之以武”，今传世本“合”作“令”，或因与“合”字形近似而讹误，或涉下文“令素行”、“令不素行”而臆改。实是值得商榷的。
在阅读与理解《孙子兵法》时产生歧义，甚至出现郢书燕说的现家，有的是因为我们腹笥有限，功力不逮，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存在着不少的软肋与短板，因此，不免在理解《孙子兵法》的某些文义上左支右绌，捉襟见肘了。
这方面，古今有关“诡道”的释读，就明显带有一定的简单化，甚至可以说是片面性。《孙子兵法》的中心内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似乎只有一个印象，即诡道，“兵以诈立”，兵不厌诈。孙子的确讲诡诈，但诡诈只是《孙子兵法》的一部分，绝不等于《孙子兵法》的全部。《孙子兵法》是一个综合有机的体系。在军事上孙子不仅仅讲诡道，也讲仁义。更何况孙子他并不单纯就军事而讲军事，而是将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因素加以综合考虑的。这正如清人孙星衍所言：“其书通三才、五行，本之仁义，佐以权谋，其说甚正……比于六艺，良不愧也。”
而一般人的理解，“诡道”就是简单的诡诈之道，所谓“兵以诈立”，“兵不厌诈”，《三十六计》的“声东击西”“上屋抽梯”“瞒天过海”等等就是“兵不厌诈”的典型计谋，用现代的军事概念而言，即：战略欺骗。这也是孙子在后世遭到一些人攻讦的缘由之一，具体地说，对于孙子以利为本，以诡道为用的战争观念，历史上曾有不少人提出过非议，这中间大部分是那些戴着儒学有色眼镜观察事物的腐儒。他们空谈所谓“德义服人”的高调，对孙子进步的战争观百般歪曲、大肆否定。这一攻击，肇始于秦汉，并在宋代达到高潮。儒学冬烘先生们谩骂孙子诡诈不仁，如陈师道直斥《孙子兵法》为“盗术”，要求朝廷废黜之。叶适的看法也大同小异，说什么“非诈不为兵，盖自孙、吴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高似孙的话说得更为刻薄蛮横：“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武称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信而依诈。凡其言议反覆，奇变无常，智术相高，气驱力奋，故《诗》、《书》所述，《韬》、《匮》所传，至此皆索然无余泽矣。”在他们的眼中，孙武实属十恶不赦的名教罪人。平心而论，这些论调均系偏颇迂阔之辞，不值得一驳。战争指导必须以诡诈为原则，空谈“仁义”，只能沦落成为宋襄公式的蠢人，贻笑天下。这乃是最为浅显的道理。
问题在于，现在《孙子兵法》中“诡道”十二法，有的名符其实，合乎诡谲欺诈的宗旨，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远而示之近”、“近而示之远”，“利而诱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等等。但有的法则，似乎与“诡谲”“诈骗”无法直接等同，例如“实而备之”、“乱而取之”、“强而避之”等等，这些举措，只是战争指导者根据敌情随机应变，以恰当的方式与敌交锋，克敌制胜而已，所谓“因敌变化而取胜者”，没有什么“兵不厌诈”的伎俩在内。所以，有学者认为，“诡道”的“诡”，本质上是“变化多端”、灵活机动而已，如果将“诡”单纯理解为“诡诈欺谲”，似乎有一定的片面性，其重要理由，是曹操注言“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兵无常形”，即为“变化无穷”。这样的说法，不是绝对无道理，“诡”除了诈、谲等义项外，尚有乖违、疑贰之意。若《吕氏春秋·淫辞》云：“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但是，这并不能从文字本义溯源上来证明“诡”与“变”之间的必然联系。“诡道”是性质，“变化多端”只是表现上的某种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诡道”引申为“多变”，似乎至少可以聊备一格。
又如，“诡道十二法”中，有人将“卑而骄之”，释为在与敌交锋之时，我方当主动卑辞示弱，给敌人造成错觉，令其骄傲自大，轻举妄动，最终坠入我方的圈套。表面上看，似乎文通字顺，可以成立。但是，如果我们将它置放在“诡道十二法”整个体系结构中考察，这种解释显然是望文生义，曲解孙子的原意。孙子的“诡道十二法”，前四“法”，主体是己方，是言己之所作所为，即己能战而示之以不能，己欲用而示之以不用，己欲从远处进攻，却故意声东击西，装出要从近处出击，己欲从近处突破，却示假隐真，装出要由远处下手。而后面的八“法”，主体是敌，是根据具体的敌情，我方采取相应的对策。利、乱、佚、实、强、怒、卑、亲，云云，皆为敌之军情与状态，而我方则相应用诱、取、备、避、挠、骄、劳、离等方法与手段来予以破解。置敌于死命。故“卑而骄之”之“卑”，绝非是我方示“卑”，而只能是敌方“卑怯戒惧，小心谨慎”。如此，才是尊重经典，依从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