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问礼于老子
老子（老聃）是中国第一位哲学家，孔子次之。孔子所思考的问题，主要是属于文化史的内容，其哲学问题意识较为薄弱；老聃自撰的《老子》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哲学著作，其成书早于《论语》。“学术下于私”，在老子时期已蔚然成风；“私人著述之事”，老子早于孔子。
“古史辨”派的一位学者指出：“老子的年代问题，究竟是要解决的，除非将先秦的学术束之高阁，否则这个问题如不解决，一切都发生障碍。”这话说得很对。然而在先秦学术发展的顺序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学术界就已颠倒错乱，时至今日仍被继续接受下来。
有关老子的生平，《史记》明确地记载了这几件事迹：1．老子的籍贯是“楚苦县”，即后来的亳州府，现在划归河南省鹿邑县；2.他曾经做过“周守藏之史”；3.《老子》为老聃自著，“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4．孔子曾问礼于他。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但近现代学人梁启超、冯友兰先生等将老子移置于孔子之后，并推后《老子》成书年代。当今学者则根据某种关于“理论发展逻辑”的先入成见，把原本是多元并起的思想格局视为单线纵向的继承关系，从而与梁、冯等人的观点不谋而合，形成在学术发展史方向的积非成是，使现今几乎所有的哲学史教科书都将孔子移于老子之前。有鉴于此，对这一问题，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认真研究。
（一）老子其人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但老子的生卒年代，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根据专家考证，老子约生于公元前570年左右，约比孔子年长20岁上下。至于卒年，《史记》中关于老子长寿的记载为各家所接受，但在具体年代上各家尚无定说。
有关老子的姓氏，《史记》说：“老子者，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这一记载是汉代人的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没有根据。根据考订，春秋240年间无“李”姓，但有“老”姓，因而老聃当是老氏；“老”“李”一声之转，老子原姓老，后以音同变为李。至于“耳”、“聃”，其义相近，“古或一字”。总之，在先秦典籍中“老聃”与“老子”同指一人，从无疑义。
然而，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竟把老聃与李耳一分为二，把老聃说成是传说中的“古之博大真人”，另外塑造一个李耳是战国时代的“老学之首领”。这种说法在史书和先秦典籍中是毫无根据的。
在老子其人的问题上，梁启超却认为，在《史记》中，老子“一个人的传有三个人的化身：第一个是孔子向其问礼的老聃；第二个是老莱子；第三个是太史儋”。梁启超之所以有此说，是由于他没有深究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是有闻必录而“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并且在写本传时经常有附传的体例。以此观之，《史记·老子传》对于老聃、老莱子和太史儋的区分就不是迷离惝恍，而是非常清楚的。司马迁在老子的本传中谈到的老莱子即是以附传的形式出现的。司马迁说：“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这里的“亦”字就明确地区分了老子和老莱子是两个人；并且前面说老子著书上、下两篇，而这里说老莱子著书15篇，这就更明确地把老子与老莱子区分开来。此外，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也说：“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由此可见，梁启超把老子与老莱子合二为一，是由于一时粗心所致。至于太史儋其人，司马迁在老子本传中说，太史儋曾见秦献公于“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老子略长于孔子，则他与孔子死后129年的太史儋是不同时期的人，这是不言而喻的。又据《史记》中的《周本纪》和《秦本纪》说，太史儋曾向秦献公献言：“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从献言的内容来看，作为周室王官的太史儋属于“方士之流”、“术数之士”，与作为“隐君子”的老子之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在《史记》中，对于有关太史儋即老子的传言，以及否定这种传言的说法，司马迁采取了异说并存的态度，而“老子，隐君子也”，乃是司马迁的认定。可见，老子与太史儋实为二人，在《史记》中是明白无误的。梁启超曲解《史记》把他们说成为一个人，其实这不是司马迁的观点。
（二）孔子问礼于老子
《史记·老子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之，若是而已。'”
《史记》所载基本上是可信的。这里的老子对孔子所说的“深藏若虚”、“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与《老子》书中的一贯思想是一致的。
在先秦典籍中，道家学派的《庄子》、儒家学派的《礼记》和综合各家学派的《吕氏春秋》，都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一史实。
《庄子》中提到老子的共有16条。这16条中有8条是记述孔子与老子之间的关系的。在这8条中，《天地》篇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至道”的问题；《天道》篇记述了孔子与老子谈《诗》、《书》、《易》、《礼》以及“仁义”等问题；《天运》篇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求“道”、仁义、古代典籍（《六经》）以及“三皇五帝治天下”等问题；《田子方》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天道”（宇宙论）问题；《知北游》记述了老子跟孔子谈天地万物的自发性的问题。《庄子》一书“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其寓言部分，“除完全架空的人物以外，对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行辈，则从无紊乱”。这里所说的“对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行辈”，当属所谓“重言十七”吧！并且，细查《庄子》书中关于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记载，如关于孔子与其弟子颜渊、子路、冉求，孔子与叶公子高，孔子与楚狂接舆，惠子与庄子，公孙龙子与魏牟，管仲与齐桓公等等相互关系的记载，其中在时代上绝对可能与大概可能的问对或交往，有79次之多，而在时代上绝对不可能者只有两次。这就是说，《庄子》书中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记载，并非凭空杜撰。
《吕氏春秋》一书，乃是汇合道家、儒家、农家、阴阳家、法家等各派的思想而成。书中明确提到老子的有五处：1.《贵公》篇说老聃“至公”；2.《当染》篇说“孔子学于老聃”；3.《去龙》篇说老聃“立乎独，必不合乎俗”；4.《不二》篇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5.《重言》篇说“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老聃是也”。这些记述除了表明老子的思想和形象之外，还表明“老子与孔子同时，且为孔子的先生”这一事实，它在吕氏门下的那一批学者们那里“也是毫无疑问的”
有关老、孔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的典籍记载，见于儒家学派的《礼记》中的《曾子问》。《曾子问》中有四则记载了孔子说到老子之事。其中三则是“吾闻诸老聃曰”，另一则还说到“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在内容上，都是在某一非常情况下，孔子从老聃那里所得到的教示。徐复观教授认为：《曾子问》中的故事“在内容上，与《庄子》及其他诸子中之传说，并不相同；这系传自儒家的自身，完全属于另一系统。但在孔、老的关系上，却大体仍可互相印合，便可能承认此故事是真的”。他还说：“《礼记》编定于汉朝，儒、道两家的对立，已甚为明显。若《曾子问》中的四个故事，非传自先秦儒家之旧，则汉初儒家，又何肯将其杂入，以长他人的志气呢？”
先秦的三大不同学派都共同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事。此外，在排斥别家、独尊儒学的学术气氛下的汉儒作品，如《韩诗外传》也记载了“孔子学于老聃”，《孔子家语》也有“孔子问道于老子”的记载。所有这些古代典籍都证明，“孔子学于老聃”是不容怀疑的历史事实。
（三）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时间、地点和内容
“孔子问礼于老聃”是一个历史事实，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探讨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时间、地点和内容。
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时间，有四种说法：1．孔子17岁时问礼于老子。高亨据边韶《老子铭》、郦道元《水经注·渭水》均言“孔子年十七问礼于老子”，并据《春秋·昭公七年》有日食的记载而持此说。2．孔子34岁时问礼于老子。清人阎若璩据《曾子问》中关于孔子从老子助葬时“日有食之”的记载以及《春秋·昭公二十四年》有日食的记载而推算出当时孔子的年龄。3．孔子50岁问礼于老子。《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黄方刚认为：“老子居沛，庄子屡言之。沛为宋地，孔子是年适至宋，因复见老子，颇合情理。”4．孔子57岁时问礼于老子。黄方刚又据《曾子问》中“日有食之”的记载以及《春秋·定公十五年》有日食的记载，认为：“孔子两见老子，第一次孔子五十一岁，第二次孔子五十七岁。”
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地点，也有四种说法：1.《史记》的《老子传》、《仲尼弟子列传》及《孔子世家》都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礼于周（今河南洛阳）。2.《礼记·曾子问》说孔子“助葬于巷党”，而巷党可能是鲁地。3.《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南之沛见老聃”，而沛是宋地（今江苏沛县），与老子故乡相隔不远。4.《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居陈三岁”，而老子是陈人（苦县原属陈），因此，孔、老也有在陈相遇的可能性。
事实上，孔子问礼于老子，在时间上可能不止一次，在地点上可能不止一处。我们认为《礼记·曾子问》中所记载的是年轻时的孔子与中年时的老子相遇时的情况：孔子17岁时，老子由于政治上的某种缘故，流放到鲁国，是以孔子在鲁求教于老子并“从老聃助葬于巷党”。而《史记》中所记载的“孔子适周”、“孔子居陈三岁”和《庄子》中所记载的“孔子南之沛”，这些可能的相遇，是中年以后的孔子周游列国时与晚年的老子相遇的情况。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因此各家学派所记载的，只是各家所分别熟闻的地方的事情。例如，曾子学派所记载的，只限于鲁国的情况；庄子学派所记载的，只限于沛地的情况；而司马迁所记载的，则着重于周地的情况，等等。
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内容，也有所不同。所谓“礼”，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之分：广义的指典章制度方面的“礼”，狭义的指婚丧朝聘方面的“礼”。年轻时的孔子，问礼的内容主要是狭义的礼。例如，行军的时候国王的牌位应该放在何处，出丧的时候遇到日食又如何处理，小孩死了以后应该埋葬在近处还是远处，居丧的时候应该从军还是应该退役等等。《礼记·曾子问》中所记载的孔子与老子谈话的内容大抵如此。中年以后的孔子问礼的内容，就不限于上述方面的“礼”了。据其他古书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还向老子请教了“持盈之道”，老子还向孔子谈到万物的生成化育等问题。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孔子与老子还十分可能谈到《诗》、《书》、《易》等古典文化。《左》昭二年，韩宣子访鲁时看到《易》象与《春秋》，曾说“周礼尽在此矣”。这说明《易》是包括在“礼”中的。又《庄子·天运》篇说，“孔子五十有一，南之沛而问道于老子：求之于度数，求之于阴阳”。这里的度数、阴阳便是《易经》的基本内容。因此，孔子“晚年喜《易》”有可能是受老子的启发。我个人还认为，老子受到《易经》的影响要远大于孔子，而老子对于《易传》的影响也远大于孔子；在天道观方面，老子思想是从《易经》到《易传》的承先启后的中间环节，而孔子则是“罕言天道”的。
二、《老子》成书早于《论语》
（一）古籍记载：与孔子同时的叔向曾引述《老子》
孔子平生的主要活动是讲学、游说，而没有从事著述，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乃是“述而不作”。对于孔子的学说、事迹较为可靠的记载是《论语》，而《论语》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所编纂的语录。这本书可能是“孔子既没数十年后，七十子之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编，而后儒辑之以成书者，非孔子之门人弟子之所记而辑焉”。而《老子》则为老子所自撰，它的成书早于《论语》。
先秦典籍引孔子说，无称《论语》者；唯《礼记》曾引述，而《礼记》编成于汉初。据严灵峰先生考订，《论语》之“编纂成书，当在汉初文帝设置博士之前”。《老子》成书则相当早，应在春秋之末。张岱年先生说：“《孙子》十三篇是春秋末年的著作。《老子》与《孙子》文体相近，既然《孙子》一书可以肯定为春秋末年的著作，则《老子》一书出现于春秋末年，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了。”这话是确当的，严灵峰先生更进而考证了《老子》思想对于《孙子兵法》的影响。
《老子》成书甚早，从先秦其他各家多曾引述《老子》原文或论述《老子》思想可为明证。例如，《庄子》、《荀子》、《吕氏春秋》及《韩非子》等书中，都曾直接引用《老子》原文或评论其中思想。其他古籍如：1.《说苑·教慎》篇记载：“叔向曰：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这里所引的是《老子》第四十三章和第七十六章的文字。叔向是晋平公时代的人，与孔子同时。可见，在孔子生前，《老子》这部书就已经问世。2.《太平御览》三百二十二卷兵部五十三胜引：“墨子曰：墨子为守，使公输盘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胜者，以强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其引老子所说的话，见《老子》第四章；如果是，则墨子或其弟子曾读过《老子》的。不过这条或系《太平御览》误引《淮南子·道应训》之文。3.《战国策》卷十一颜斶引《老子》说：“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穀，是其贱之本与非？”这里所引的是《老子》第三十九章。4.《中庸》说：“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老子生于陈，为南方学派之宗师，“宽柔以教”正是老子的学说。
（二）《论语·宪问》曾引述《老子》文句
《论语》受《老子》影响可能有以下几处：
1．《述而》篇中记载，孔子说：“窃比于我老彭。”认为老彭与老子有关者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老”指老子，“彭”指彭祖；另一种认为，“老彭”即老子。这两种说法中后者较为可能。姚鼐说：“孔子南之沛见老子，沛者宋地。彭城近沛，老聃尝居之，故曰老彭。”马叙伦曾对这个问题作过详细的考证，他说：“老子之字聃，而《论语》书多作彭者。弟子以其方言记之耳。……又《论语》加我于老彭之上，前儒以为亲之之词是也。”果真是，则意指《述而》篇直接记载了孔子曾受到老子的影响。
2．《卫灵公》中记载：“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学说。《论语》这样推崇“无为而治”，可见在这个观念上孔子所受老子的影响。
3．《宪问》篇中记载：“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而《老子》六十七章说：“慈，故能勇。”因此，孔子的这一句话可能来自《老子》。
4．《泰伯》篇中记载：“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有天下而不与”的观点可能来自《老子》。“为而不恃”、“功成不居”，正是老子特有的思想。
5．《述而》篇中记载：“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有的学者认为这正说的是老聃。《述而》篇这段话和《史记》本传中老子对孔子说的“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正相一致。
6．《宪问》篇中记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里所引的“以德报怨”，正出自《老子》第六十三章。这一条是《论语》记载孔子曾引用《老子》话的铁证。
上述各点，尤其是最后一点，清楚地表明：《老子》成书早于《论语》。
三、思想线索——老子反对周制，孔子其后维护之
老子其人早于孔子，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表述老子思想的《老子》，也早于记载孔子思想的《论语》。因此，从学术发展史来看，当是老学先于孔学。
然而，有些学者囿于崇儒抑道的学派成见，颠倒了学术顺序。崇儒抑道之风由来已久，自董仲舒“独尊儒术”以后，学术上的偏见一直流传下来。韩愈尊儒心切，排斥佛、老，竟倡言要“火其书”。宋儒自叶适起，开始有人怀疑孔子问礼于老子之事，朱熹起初也怀疑是否有两个老聃，后来却改变了这一看法，认为老子既做过柱下史，自然对“礼”之弊有深切了解。30年代时，疑古之风盛行，又加上“儒者一脉相承的旧道统观念”，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和冯友兰两位。首先，他们将老聃其人和老莱子、太史儋混淆起来，接着又将《老子》之书置于《论语》、《墨子》甚至《孟子》之后，颠倒老、孔学术发展之顺序。对于梁启超、冯友兰两位的观点，马叙伦、詹剑峰等人作过详细的驳证。近人徐复观也曾批评梁启超未能细读《史记》，而冯友兰先生“分老聃、李耳为二人，在先秦资料中，可谓毫无根据”。至于《老子》其书的问题，梁启超认为《老子》书中用“王侯”、“王公”等词，“像不是春秋时人所有”，并认为“仁”、“义”对举是“孟子的专利品，从前各家是没有的”。梁启超论点的失误，在当时就被张煦等人所指出。梁启超提出这一论点确实是过于草率，早于《老子》几百年的《易经》就已提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蛊》）。至于“仁”、“义”之词，也早在早于孟子几百年的东周时期就已盛行，如《左传·昭公八年》中“是以知古之贵仁义而贱勇力也”，《国语·周语》中“章怨外利不义……以怨报德不仁”。至于冯友兰说“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并认为由于《老子》的文体是简易之“经”体，所以当在问答体的《论语》、《孟子》之后，这种论点的失误，早已被胡适等人指出。如果依照冯先生所谓文体问题，那么《诗经》岂不是也在《论语》、《孟子》之后了？至于说“孔子以前没有私人著述”，更与事实不符，孔子曾说自己“述而不作”，他本人就没有著述之事。事实上，在孔子之前，已经有邓析的《竹刑》、孙武的《兵法》等私人著述问世。可见，冯先生将《老子》年代移后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梁启超的崇儒，早已为学术界所熟知；而冯友兰自己后来则坦诚地说：“我当时写孔丘，有一目的，要证明孔丘是第一个私人讲学的人，第一个以私人资格提出一个思想体系的人，第一个创立一学派的人……因为要给孔丘第三个‘第一’，这就需要把与孔丘同时的别的讲学立说都说成是不存在的。”冯先生颠倒孔、老在学术上的顺序，正基于此。
梁启超、冯友兰等把老子其人其书的年代推后，其论据是十分薄弱的。然而多年来，他们的结论却一直在流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49年以来中国学界深受黑格尔的所谓思想逻辑发展的影响。黑格尔的方法，是先拟定了一套“正—反—合”的框架，再将思想史的发展纳入其中，让思想史按照他所构造的模式来展开。对此，西方哲学史家柯普勒斯顿（frederick copleston）曾批评道：“哲学史固然不仅仅是各种独立意见的汇集，但也不能看成是一个连续的进程，甚至是螺旋式上升。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式的哲学思维历程，的确可以找出许多貌似合理的例子，然而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却很少先界定一‘先验’的模式，再把事实纳入其中。”而中国的一些学者却将黑格尔的模式拿来套用在中国哲学史上，以为必是先有孔子的“仁义”，才有老子的“绝仁弃义”；先有孔子的“举贤”、墨子的“尚贤”，才有老子的“不尚贤”。这是十分错误的。其实，“仁”、“义”的概念早在西周时代就已出现，到春秋时代更为盛行（如《左传》中“仁”字出现44次，“义”字出现145次之多，《国语》中“仁”字亦屡见），实际上，当时老子的“绝仁弃义”是针对春秋末年德治主义种种的弊端而提出的，而不是孔子先提出“仁义”的概念，老子而后反对之。同样，老子反对“尚贤”的观念也是如此，老子的“不尚贤”也并不是基于孔子的“举贤”和墨子的“尚贤”而提出的。
“任贤”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周书·立政》可以说是“古代第一篇申述任用贤才的文章”。春秋时期，自从齐国任用管仲、鲍叔牙，晋文公倡导“明贤良”以来，“尚贤”就成为一种风气。但其所“尚”、所“明”、所“举”之“贤”，只是“旧族亲戚贵宠里的贤良”，是“贵族之贤”。老子的“不尚贤”，正是针对春秋时期这种风气所提出的批判，而孔子之“举贤才”却是顺应和维护着这一风气的。至于墨子，则是扩大了“尚贤”的范围和阶级界限，凡是“农与工肆之人”，不论身世贵贱，有贤必举。
由此可见，无论是“仁义”与“绝仁弃义”之争，还是“尚贤”与“不尚贤”之辩，都是由于西周末期以来礼制文化的种种弊端所引发的，各派都是针对这种礼制文化而阐述各自不同的观点，所以并不存在哪个命题在先，哪个命题在后的问题。
现代学者套用黑格尔“正—反—合”的命题来说明这一问题，岂不成了老聃所写的《老子》这本书，是在看了《论语》、《墨子》之后而动笔的？这样就变成了从书本上寻找思想线索，而不是从早已发生的社会制度本身去寻找思想线索！
此外，还有一种意见，以为《老子》是一部有完整哲学体系的著作，因而认为“老子总结了以前道学思想的发展”。事实上，一部著作所表现思想的成熟性、完整性，并不能作为一个哲学家思想发展的先后次序的论断，思想发展进程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开创性的哲学家的思想体系之宏大、开阔和深刻性，往往达到空前的程度，而后继者因着主观与客观的各种条件，致使思想格局趋于狭义化与浅显化，而无法达到其开创者的思想格局，这在中外思想史上是一个通例。例如，柏拉图及其后继者、孔子及其后继者、庄子及其后继者，都是如此。哲学发展的进程与科学史有所不同，它不是呈直线上升趋势的，而是上下起伏、反复曲折的。
有位《易》学学者说：“我们承认《周易》是西周时代的产物，并不等于说西周时代的《周易》完全像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周易》这个样子。……在此之前，《周易》在流传过程中完全可能被人增删或重编，因而形成不同的本子。”《老子》这部作品也是一样的，今本不免有后人重编时增删或古注羼入之处。然而，老聃自著的《老子》，当形成于春秋末期，曾对《孙子兵法》、《论语》等书有过影响。
总之，先秦诸子思想的发展，由于社会剧变，旧有的礼制主义或德治主义，历经数百年，积弊丛生。敏锐的老子，首先对旧有的或现行的制度进行有系统的批判。而立场较为保守的孔子，却采取了维护周制而作若干改良的态度，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立场的墨子，则不满于孔儒“亲亲”政治的主张，由是产生儒、墨之间鲜明的对立。战国时期，百家竞起，针对旧制或现行制度，以及由此扩延到的其他领域进行了各种讨论，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格局，这是学术发展的大势。
原载《哲学研究》1988年第9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