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价值观念崩塌与儒家思想的建立
这一章的前半段，从中国的思想体系开始讨论。当然，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体系的主轴，必须由此角度下手。在此以前，西周建构的分封体制与其配套的观念，其实已经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
第一，周天子承受天命治理天下。“天命无常，惟德是亲”，“天命”不是说特别偏爱哪一群人，“天命”是说只选择对人民有益的君主，委托这位君主治理世界。“天命”观念使君主的地位远远超脱了部落保护神或族群保护神的地位，君主是道德的裁判者，君主的行为就在道德的尺度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就由人民加以衡量。
第二，周代的封建制度是分封亲戚、以藩屏周。所有的封君，不仅权力来源于周王，而且他们必须经过大族长周天子这一媒介，才能“上达天听”，获得“天命”的眷顾。于是，政治权力的分配与亲属关系的网络，两者叠合为一，政统和宗族这两种体系相叠合。
在这个命题上，殷商史料显示，占卜须经过先公、先王的传达，亦即祖先崇拜。周代的封建制度在殷商的祖先崇拜上向前跨出了一步，将“天命”的道德意义和祖先的权威合在了一起。这一现象，在西周青铜器上面的铭辞中充分可见——通常包括两点：一是自夸功德；二是追溯祖先。周代封建制度和这一观念的转化齐驱并进，到了孔子时代才转化为具有普世性的思想体系。
《周易》是中国人继承的另一重要遗产。从这一解释占卜累积而成的记录，发展出了一套二元互补相成的辩证关系——一切事物，无不在变化之中，唯有“变化”是不变的。几千年来，这一套人生智慧不断引导着中国人的思维。
《左传》中有时会提起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譬如叔向、子产、史墨。这些人物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传达着类似的价值观念，他们乃是儒家思想的先行者。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重建完整的思想体系，然而，他们的思想脉络显然是与西周封建制度的价值观念相符合的。
孔子身处的时代，礼崩乐坏，西周的封建制度随着西周本土的沦陷，只剩下一个空名。实际上，东周的各个封建领主都在各自的封域自求发展，彼此较量，求取胜利，发展出的实力和掌握的资源已成为决胜的条件，西周封建制度原本依附的整个价值观念不在了。
在大崩溃的时候，孔子是一个没落的贵族，他致力于重建超越时空限制的普世价值观念，不是为了规范权力的分配，而是将依据理性道德建立的系统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也作为世界可以遵行的、他所盼望的行为准则。孔子的门下聚集了一批抱持着同样理想的人物，他们或是封建体系中的臣属，或是下沉的没落贵族，他们也有一样的危机感和急迫感，也在寻求自己的思想出路。
孔子教诲门下，并不像后世所谓的学校，而是与来自各方的同人和朋友们随机讨论问题，共同建立和发展一套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孔子注意的就不是个人“独善其身”的道德，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这相处之道又建立在道德之上。
“道”在孔子心目中是永恒而且普世的原则，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神明“天”，也不过是“道”的显现，“天”和“道”是一体两面。神的力量和永恒、普世的原则，虽然抽象，但“道”不只存在于人与人的相处之中，它还存在于万事之中。因此，儒家思想落实在人间事务上，是主导人间关系的大原则、确立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尺寸与尺度。孔子将中国后世几千年的思想脉络一锤定音，这是一门人间与社会的学问，而非今天学术界的认知学问。这个特点我们必须记得，它乃是中国和西方制度方向上最大的差异。
儒家思想中的“安人”与“安百姓”
孔子门下号称有三千人，其实并没有三千之多。其中真有成就，且在各自领域有所贡献的，也不过一二十位。他自己认为门下的弟子分别属于四个门类：德行、政事、语言、文学。这四科各有出色的代表人物。德行是修身，政事是为人服务，语言是处理社会事务和传达信息，文学是书写能力，与语言同为传达信息之用。
四门学科之中，有三门相当实用，都是为了处理世间事务、服务公职、安顿人民而努力。儒家思想中的“安百姓”和“安人”是两种志业。“人”是自己四周的人，“百姓”是天下所有的人，因此，儒家所关怀的对象不仅是国家的公民及其福祉，也有人类全体的福祉，这是普世和永恒的价值观念。在他们心目中，有志者必须“修己”，即整顿自己，才可以进而“安百姓”，这是最高的境界，甚至古代的“圣王”也未必能完全做到。从这个角度看，自己和群体是不能切割的连续体，所以，“忠恕”和“仁”可以并且必须一以贯之。
孟子将孔子的比较实用的儒家思想扩大为相当抽象的哲学。孟子思想的根本，是将人性和天道结合为相呼应的两种永恒的关怀，所以人心必须是善，天心是垂爱人间，也必须是善。天道与人性，个人与天下，都是连续而不能分割的关怀。
孔子、孟子或是孔门其他人，不是单单为了思想而思想，更是为了给人间带来一个理想的世界。孔门弟子忙忙碌碌地奔走各处游说，希望国君能够采纳他们的建议，利用国家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将世界带向更高的境界，创造更自在的安乐。他们当然也必须坚持哲学上的主张：所作所为，不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而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带来人间的太平。后儒遂归纳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步提升自己的修养，才能参与增加各个群体福祉的志业。人必须自己努力，砥砺修养，坚持以此为基础，才能安人、安百姓。先安顿自己的亲人，使其能彼此和睦相处，然后才可以安顿族群，才能治理好国家，最后的目标，则是天下太平。
这一套理想，在当时也不是儒家独有的，和儒家平行发展的其他思想家，如墨子和杨朱，虽各有不同的陈述，却也有类似的关怀。墨子高举至高无上的“天”，认为人对天意要有绝对的服从，天不偏爱，一视同仁。墨家的子弟摩顶放踵，都是为了要将这个世界带向绝对的太平。墨家可能是从孔门分出去的，他们特别强调天的绝对善以及人对天的“尚同”。这本来是出自好意，最后却成为阶层性的服从权威。最高权威是天，天子“尚同”于天，贤者“尚同”于最高的贤者，于是，墨家为了趋同于善，不免抹杀了个人的自主和个性。
至于杨朱这一派，他们选取了个人和人性的自主，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尊严和价值——为了这个“仁”字，我们可以牺牲一切，没有任何代价可以收买或糟蹋“仁”，不拔一毛以利天下，也不为一己而损伤别人。杨、墨实际上是儒家的左右两翼，各自发挥了儒家思想关心的一个方面。
儒家出现分歧并受到道家冲击
孟子的时代是战国时期。孔门主旨：不论是独善其身，还是兼善天下，都着重“善”。四科之中，最主要的“德行”和“政事”，无非是为了个人或群体能够趋于善。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也可能会因为欲望而丧失本性所具有的善。在他所处的时代，杨、墨理论遍行天下，孟子必须努力坚持儒家本色，主张持守本性的善，排除可能的恶。
于是，儒家开始有了二元的分野。
荀子时代已是战国晚期。他在善、恶二元的对立中，特别注意到“善是天生的，还是人为的修养”这个问题，他主张“性善是伪”。其实，他所谓的“伪”并不是假装，而是意指“人为的努力”。人性可为善，但是如果不加注意，受到种种诱惑就可能会沦落为恶。人必须努力让自己培养出向善的方向，才能做到善。
在政事方面，治理国家乃是走向太平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荀子的不少陈述都在讨论一个好的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境界以及如何走向这一境界。孟、荀二家都从善恶二分的二元下手，可是二人也都指陈，这二元可以彼此转换，在二极之间演变。
荀子门下，衍生了所谓“法家”的理论家。一个是韩非，他结合了许多从政人员的实际经验，将之综合为管理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另外一个学生李斯成为秦始皇的助手，为秦朝规划制度。儒家四科的“政事”一科，终于发展出一个政治学理论及实践，使得儒家在此后的几千年中，在皇帝制度的旁边，发展成为文官体系主要的理论基础。关于这一部分我们下面还会再讨论。
儒家真正的对手乃是道家，老子和庄子两家都在末世楚国的疆域内发展。楚国地处淮汉地区，这里多丘陵、湖泊、溪流、森林，呈现出与北方黄土平原完全不同的景观。楚文化的南方传说系统，也呈现出与北方系统不同的风貌。南方诸神都在山间水涯活动，俊美的男神、绰约的女神和许多灵活的小精灵，是传说世界的角色。北方生活艰难，人人必须约束、节制，必须尊重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界限；南方容易维持生计，也因此有抒发自我的空间。南方人活泼而自由，个人有更多的自我，也获得更多的尊重，人兼容于自然之中，而不是与自然对抗。于是，在这个环境下发展出来的思想，着重点都在于尊重个性，甚至离弃集体，不愿有强大的集体妨碍个人自由，他们也主张“自然”之道不能绝对。
老子、庄子议论的出发点和北方自然环境中产生的观念很不一样，对于“真实”的本体，老子以为“有”出于“无”，一切都在流动中；庄子则以为衡量和判断的角度和尺度不同，观察的结果也会不同。老子的“虚无论”和庄子的“相对论”，都在绝对真理之外提出另一些选择，也否定了思想的武断。
“感应论”与儒、道、佛的兼容并蓄
秦帝国建立后，很快就崩溃了，但秦朝的遗产却在汉朝继续存在。汉代初期，儒家并没有和皇权体制结合。进入汉代后，帝国体制已不能回到封建制，必须有一个政府，必须有一批能干的公职人员，儒家和皇权才能结合为一。儒家提供了治国的理论，而皇帝制承接了周代的“天命”观念，作为国家权力的合法依据。这个结合最重要的枢纽乃是汉代的察举制度，这一部分下文会有更多的叙述。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董仲舒的学说。儒家关心的项目，譬如天命、道、人间的关系，自然界各种事物的关系，人性和人体的关系等，都被董仲舒编织到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形而上学体系之内。董仲舒的“感应论”是一个多层次的庞大系统，这个系统最大的一层涵盖全宇宙，第二层次在人间，其中，国家是一个层次，社群、小区又是一个层次，甚至连一个人身体之内的五脏六腑以及其他器官都是一个层次。个人在上面所说的每个层次中都有一定的地位。从人体之内的层次到宇宙，每个层次都贯穿上、下层次，每个层次中的各个部门都互相影响与制衡，任何层次中的部门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只有每个部门之间的力量互相呼应，才能得到最好的平衡。同样，层次与层次之间也是互动的关系。于是，在整个庞大的系统之内，人固然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只是宇宙之间小小的点，但这个渺小的点，却也可能影响整个宇宙的运作。
董氏这种形而上的“系统论”，与今天科学的宇宙结构、物理化学的结构、生物学的细胞结构、社会中人与人的分析以及现代科学的宇宙论，竟有些许相似之处。当然，董仲舒的宇宙论只是形而上的建构，并没有经过科学的验证。董仲舒建构的儒家思想系统渗透在中国文化之中，影响了两千年来中国人的思考。他的学说也使得儒家出身的文官可以持有道德的勇气，也有自觉的使命感，投身“治国”，向往“平天下”。不过倒过来看，两千年来，有多少儒家的文官真正符合上述的理想，又有多少文官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而甘心为专制君王服务的呢？
汉代的儒家思想，实际上已经吸纳了春秋战国各国的精神，而又落实在法家实务的范畴之内。汉朝所谓的“外儒内法”，即外部以儒家为装饰，内部则以法家为其专制的内容。在社会层面，经过察举制度，文官系统也产生了自我滋生、自我更新的机制。这种自我完善又能够不断地平衡社会精英群，整体而言，才有足够的力量抗衡皇权。两者既互相依存，也互相制衡。儒家如此的存在，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儒家的学者不是教士，却有教士一样的功能，他们是权威思想体系的代言人，也是这个权威体系的延续者。
经过这些儒生，儒家体系不断地更新，也不断地吸收更多的思想。东汉以后，佛教进入中国。佛教的思想体系和道家的思想体系确有相当的类似性和兼容性。这两种出世的思想和儒家入世的思想，也构成了辩证的关系，彼此兼容，它们也在中国人人生的不同阶段彼此交替。有见识的人，当有为之年，对应为之事，应当积极进取；在无力的老年，或面对不应为之事，则应宁静淡泊。
儒、道、佛三家思想合一，使得中国文化中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三家思想的影响：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中国的王朝起起伏伏，不断改朝换代，中国社会的结构也时时发生很大的变化，然而，儒家和与它相应的佛家、道家却长期主宰了中国人的思想。宋、明两朝，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先后兴起，修改了儒学的内容，它们各自的影响将在别处讨论。儒家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延续长久，一直到最近两百年来，这一主导力量才慢慢衰退，而目前几乎已经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