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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资源求得安心所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85 次 更新时间:2022-12-23 21:12

进入专题: 传统文化    

许倬云 (进入专栏)  


2022年12月19日,92岁的史学大家许倬云在2022网易未来大会思想之夜首日,与知名文化学者余世存探讨“如何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心安之处?”许倬云先生一生学贯中西,曾经荣获亚洲学会特别贡献奖、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等诸多荣誉,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修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许先生先天背负残缺身体,幼年历经战乱,面对人生浮沉,他的豁达、坚韧,鼓舞了一批又一批后辈。思想之夜现场,许倬云面对当下世界局势,以及大时代下变换的世道人心,他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史学观念,提出诸多穿透力观点与思索。以下为许倬云演讲节录:


各位朋友,我是许倬云。为什么多少年来我感觉最近最困扰呢?倒不完全是因为我自己生病跟瘫痪,更难过的是最近的势局。我们眼看着大的方向,世界上冲突正在越来越激烈。一个本来强大的美国造成了所谓pax americana,美国式的和平来代替了pax britannica(大英的和平)。现在这个和平维持不住了。这个国家本来秉持着民主自由的理想,到了今天沦落成一个钱币在管事,新起的一些官僚在办事这么个局面。美国的霸权,主要想完成的工作,不去想霸权后面的意义是和平,是共处,是交流,是世界共同福祉。这造成了世界今天混乱。美国拿与他们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一样的中国当作假想敌,甚至到今天摆明了说是它的敌人,这使世界不安,而且让我们中国无缘无故卷入一个漩涡之中,使我感觉困惑不堪。

但更困惑不堪的是,一方面美国内部在崩溃、解散,美国的过去文化传统要素在一个个流失,而中国近百年来,以模仿西方为主要的理想到了今天忽然发现走不通,搞了半天在中国合不下来,经过几次反复,我们逐渐找到几条路。台湾跟大陆分开之后,台湾与大陆,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各自走出一条路,这两条路可合,也不必分,更不必冲突。而中国在摸索这条道路,这70年来也走的很辛苦,颠颠簸簸。

最近,经过了一段繁荣,我们面临世界的局面也不会再有同样的繁荣机遇:我们跟着拖下水,还是自己不下水让人家拖住,还是帮助人家浮起来,这是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安顿内部,如何在找路中不迷路,更要紧是找路的时不要自相冲突,不要破裂。这条船太大,不能沉。

那么,中国过去有哪一个特点,传统文化里哪个特别的因素可以维持中国这么久?是不是同样的因素可以将它用来做我们的答案之一,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探讨的事情。

中国自唐宋以来,儒家思想本身起相当重要的转变。那个转变的关口,怎么样唐朝开始,宋朝完成,以及到最后明朝的心学,才结束了长期的儒学整理运动。也就是说儒学传统如何在中国历史后半段有了全面的整理,这跟汉代儒学很不一样。这是思想史题目,我一辈子工作是社会经济史,思想史不在我的学习范围之内,所以这个是侵犯了我的老朋友:余英时、张灏、林毓生他们三位的范围。我心里也很难过,这三个人是我的老朋友。过去有关思想的问题,我常常自己跟他们谈话,使得我厘清一些条目,他们也常常找我聊天,拿一些问题厘清一下。今天四个人里面剩我一个,去年是英时离开,今年是张灏和毓生离开,我对这三个老朋友在这里致无上的敬意,以寄托哀思。 我的动机怎么来的?最近看到中美两国的斗争,我就想起唐朝,大唐极盛的时代,东方有个唐帝国,欧亚相交处有个波斯帝国,这两大帝国对面在遥遥相对,中间并没有阻拦,而且两个兴盛的帝国在,所以亚洲的整个秩序其实相当安定的。有小冲突,大冲突没有。所以这条大的宽的通道经过中国的西北到了今天阿富汗,以及到了两河,到了阿拉伯半岛这条通路,非常畅通,畅通的结果是造成两边辉煌的时代。中国,我们叫做大唐的声威,大唐的风华,来来去去的商贩,运出去的不一定是我们的初产品,是我们的农产品出产的东西,丝帛和陶瓷,这两个项目替中国赚来了无数的外汇。当时没外汇的话,就换进来许多物资,也换进来许多人,进来人比出去人多。各种各样的胡人,不管是如花的胡姬,还是壮健的昆仑奴,还是善于作战,桀骜不驯的番将,都这么进来的,当然还有无数的马匹。这个大的交流造成这条通道,更重要的是西方的线,所以中国以西的一些宗教信仰带到中国,主要的显教,以及基督教的别流,景教,还有波斯教的后生,中亚一带出现的救赎信仰,我们没法叫它什么,叫救赎信仰,还有佛教。这几个大的宗教进入中国,对中国造成极大的刺激,他们进来各有各的,在中国留下了痕迹,我今天集中的是对儒家方面的冲击。

韩愈写了一个《原道》。这篇文章引发了唐人要回归儒学,要开启中古时期儒学的大整理和大的修正运动,为什么韩愈要写这篇东西?因为当时进来的宗教,都是基本上有上帝,虽然不叫帝,叫天,但是这个天以人格化的神圣,还有那种宗教都几乎有一个正反合的过程,都有两元的对立而不是两元的融合。佛教也在唐朝开始了,不再用正反和,还有一个虚空的取向,这些问题就暂时不去谈了。就是这些宗教传入中国,也担任了对心灵的抚慰,也承诺了对生死之间问题的答案。可是对中国而言,中国当时儒家是衰微的时代。缘故很多,主要是由于南北朝时候,儒家存留在乌保后边的士族大家手里,北方胡人国家里面都没有学问了,而南方走的是道家的方向和佛教的方向,所以儒家等于摆空在那儿。等唐朝开始,重新捡起儒家来,在官方的地位上认为儒家是次一等的,因为道教老子姓李,那么皇室姓李,就是尊崇道教,道教摆的位阶高于儒家,所以儒家是一个寂寞的时候,是比较冷落的时候。而韩愈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正好是唐朝需要重新检点自己,在极盛之后一场大乱。于是安禄山反了渔阳,“渔阳鼙鼓动地来”,打断了“霓裳羽衣”的欢乐和喧哗。这个打断从极盛一下子衰弱,完全破碎。后面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此恨绵绵无绝期”。当中多少的喧哗,多少的热闹,多少的荒唐,多少的糊涂,但到后来一场空。这一个大的转变。开元、天宝,大起大落,不可能对中国人没有影响,影响刚刚讲的,白居易的《长恨歌》是总结了对一个时代的哀悼和悲叹。

韩文公就提出了,我们究竟,我们安身立命在哪里?他提出《原道》,天地之间有一个永恒的道,永恒的真理,永恒的可行,而不是浮于面上的彩色,塞耳的音响,也不是喧哗的热闹,更不是一切糊涂的乱打:安禄山打进来,整个唐朝打翻为止。这个事过去以后,韩愈当时文坛领袖,他方为悲叹。大家一致认为,重新整顿儒学的开头。我也有时喜欢读点诗词,柳宗元、刘禹锡,他们的诗词不亚于李杜,也不亚于元白,元白跟柳宗元、刘禹锡,这四个人是中唐以后的重要角色,而在他们这里面我特别注意到柳宗元和刘禹锡,与韩愈之间有一番对话。就是印证韩愈的《原道》。柳宗元跟韩愈对话了,柳宗元就拿楚辞里面的《天问》来回答了一番,许多天地之间奇怪的事情,重要的事情,传奇的人物,一个个提问,天为什么不掉下来,地为什么会崩掉,大水为什么会淹,这类事情,天上的地下的他都问,叫天问。柳宗元提出天问是一个理性来质问,一个大的问号,问号的对面就是,究竟周公、孔子定下的一套还有用没用?那套为什么不解释天地之间的大缘故,为什么只讲人生不讲天地?韩愈也就回答,韩愈先也在另外一个短的“天问”,就是天道是无常的,我们要找原来的永恒道理从哪里,他们俩对话里面可以看得见,他们要拿玄虚拉到真实,要拿天地之间神道的事情拉到人间,这个拉的选项非常重要。

世界宗教史上,欧洲的宗教史最完整的,起起浮浮几个来回。从人间拉到天上是耶稣上十字架,从天上拉到人间是落实了一个教会,这个人间又落到天上是变成教皇制度的教权,那个教权虚幻的现象拉回人间,是一个宗教改革。同样的,神圣的天主教的,神圣的基督教的承诺,面对着理性的时代必须要回归到科学的理性,而科学居然本身在牛顿时代的肯定和武断,到了近代变成否定和疑惑。这两边动荡,在欧洲动荡多少次,在亚洲没有动荡太多次,就只有儒家在南北朝时候被遗忘了。可唐朝捡起来只捡起来个名称,拿若干经书重新编了著,拿汉朝留下的董仲舒、司马迁的遗产,没有真正整合进去,所以唐朝基本上儒学在残缺的时候对抗西方来的这些宗教,甚至于不能对抗土生土长的道教,所以这个儒学在读书人身上,就中唐以后士族给学者才有一个冲突和对抗,也有融合和交替,这个关口正好就是我讲的韩刘柳三个人(讨论)的事情。最后柳宗元跟韩愈对答,刘禹锡就回了话叫《天论》,在《天伦》里面讲:天地之间不是没道理,天地不是只是一块,韩愈说土壤上面长东西,土壤本身没什么神圣。柳宗元这样说,但是柳宗元讲土壤上面长东西,但是东西长的好不好,要有没有人栽培,有没有人整理,有没有剪掉残枝败叶,加上肥料,去掉虫,松开泥土培植它。

刘禹锡回答他话了,你的《郭橐驼传》是养植物,我们怎么养人?养人就天地之间有个志道,这个志道可以拿来养人的,那人养的天地之间不是个寄生的东西成为人,而天地人之间,三元之一的人间,上和天道,下和人道,这何尝不好呢?这个就在儒家。所以这个三回合,基本上我发现陈寅恪先生写《隋唐制度略论》,讲南北朝,但是对于南北朝渊源,这些唐代政治史起伏的时候,他注意的是士族和学者之间的冲突,并没有注意到思想史课题,所以这三篇来回,很有趣。那么究竟怎么办?

我觉得这一段填进去才能引发周敦颐拿太极来做结合的一个企图。因为太极是宇宙,宇宙就是《天问》、《天论》这里面的天,人天之间重新的汇合,以儒家的道理来汇合它。所以周敦颐一方面设立儒家的天,另外一方面要用儒家的诚和敬,就是《中庸》里面诚和敬。诚和敬是什么?诚心诚意,全心全意。敬,当个事来办,来检讨自己,检讨自己和太极之间的规矩,出发点,太极不能看你的,要你来看太极的。太极是个动的东西,两元交互,阴阳互动,阴阳汇合,阴阳交替,阴阳配偶,都是动的,天地是动,天地不是静的,天地不是背景,天地是个力量,天地也是物,大的物。所有的其它的物都在天地之间,宇宙之间。所以这个太极和《中庸》之间的对话,就是天和人之间的对话,也就是人怎么回答天,“天造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在这个场合之下,必须要整理,在动态之中,人是不是动态,人有七情六欲。

天地之间的关系,如果是对立,由人间来望天这是不够的,假如说天人对立的话,天和人要互报,天养人,人无一物报天,这不对的。只是因为人就是天里面的一部分,而人的灵性,这个是万物之灵。这万物之灵怎么对这个天之间,是融合,因为天人之际,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空间。我们今天的话叫,种种不同的维度的空间,我们讲实现第四个空间,和一条线是第一空间,一面是第二空间,时间是第三空间,或者第四个维度,同样还有更大的维度。宇宙之间,星辰、日月,太阳系是一个空间,更大的纬度,太阳系之外,星河许多许多,成千上万的太阳系,这都是另外一个空间。往里面小,在物体里面有各种的粒子、分子、原子、核子等等粒子,人身体里面也有各种粒子,从种子一直下去到身体里面的细胞,细胞下面颗粒,颗粒里面这种力量。所有的这种粒子、颗粒,地球,星球等等,包括人,人也是既有存在,有质,也有能量可以动作,我们通常以为地球本身没有动作,地球本身有力量的,它有吸力,它有抗力,它有质量,质量包括我们住在这里,所以每一个部分,从其大无比的天,大宇宙,到你我之间,你我的内部,一直到小毛毛虫的内部,都无不是既有质又有量,我们质量之间一直都有。所以和天的对话,以小小的你我,从小的两个眼睛望天不是天问,是知道天的回答在那里,我们不能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怎么样让人在天地之间既不是主人,也不是一个废物,也不是一个莫名其妙在那儿无为打转的东西。所以这一“天人合一”,就应当是儒家在宋朝整合的主要的目标。但下面走到程朱,陈学、朱学,他们走的方向是整理规矩,拿天、太极到诚敬之间的关系,然后具体地列出来,君臣到父子的五伦,道理、事情合理不合理等等,理出许多条条格格,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一来就是我们看见儒学在宋朝道理之学。走到具体的方向,需要有条文的缘故是人的行为是有可遵守之处,但他们忘了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动机心态,心的后面是个天,他问源头的活水没有管他,朱夫子常常讲源头活水,但是似乎他们并没有管源头活水,他管的是条条格格。到了明朝终于心学出现,我认为心学的出现才能回答韩刘,刘禹锡《天问》所在,也就是整个儒家的体系发展,大的转折应当从那个唐朝盛极而衰,许多许多的承诺,许多许多可能性都一时抛空之后,我们找我们的存在,这个意识,呈现了中国的一套思考,这套思考是宋明以来,一直要面对的。前面一段面对着佛教的刺激,以及因为佛教刺激发展道教的刺激,佛教的刺激跟道教的刺激,都是回到虚空,回到无,从有到否定,否定才是永恒。那么这个跟儒家,从否定还是有,有还有永远,这走了两条路。

基督教在近代以来传进来,气势磅礴,因为他们是骑着军舰上的大炮而来,骑着飞机炸弹而来,骑着金元美钞、英镑的力量而来。基督教今天气势磅礴,无可抵御。可是基督教本身在西方出源地,正在大起疑问,他们那个专断的独神信仰,排他的趋向,它是割裂、分散、散开,而中国儒家,刚刚我讲说太极到诚敬之间,是整合、融汇、贯通。

除非我们人类演化,演化到逐渐分散,分散到许多个体一个个消失,剩下的将来一千万年以后,别人挖出你我的骨头和牙齿,说有个动物叫做这个牙齿,除非我们愿意这么做,我们有一天在的话,我们大概不会想是做恐龙,我们与其做虚无,不如做实在。儒学里面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认人是群体之一,承认群体是个体总和,群体对个人是包含,个人对群体是参与,大的颗粒跟小的颗粒也是如此,大的系统,大的网络跟小的系统网络也如此,一层层套叠,一层层纠缠,旁言拉出去,上下连贯,这个全宇宙无数的网络,无数的系统,这样套合在一起,成为有意义的,能够互相呼应的大宇宙。假如我们今天在21世纪,我们在基督教本身“左支右绌”之际,在我们在姓资、姓社,在讨论着争夺之际,我们儒家这一套是可以做中间融合地方的。

对独断的一个宗教,我们可以对它补充,容许同时存在许多不同的东西,不是冲突,或是牵制,或是补充,互相牵扯,这个不是更好吗?我觉得我们以集体为目标来想,比以单独得到上帝的一个许可,让人回到伊甸园更为有意义。伊甸园外面更多的土地需要我们耕耘,更多的天然的物质需要我们跟它发生关系,这个是儒学是一个极其的学问,可以预知未来的。但儒学并不是以群体压倒个体。今天姓社、姓资的冲突,实际上都由于18世纪的专断的想法留下来的一个痕迹,21世纪姓资的也可以修改资,姓社的也可修改社,中国不是叫中国式社会主义吗。中国式社会主义,中国这一套人群己之间,宇宙与个人,宇宙与粒子之间的大融合作为一个模式,这不是更好吗。所以这一点是我多少年来一直持有的信心,我觉得中国这一个是真正被冷落了400年、500年。假如回到明清以前,宋朝议论未完,到明清才开始,心学才真正开始议论,清朝打断了。清朝的考据之学打断了学问制,我们的姓名制学重新捡起来,不拿它当成医学,也不拿它当成心理学,当作人生的学问,治国的道理,处世立家,在这个世界上站在顶天立地的一个人群,做这一套的学问,这个不是因为我是从小长大,在儒家的传统中长大,我对这个我确实有充分地信念,我觉得这个是该走之路,而这个该走之路还包括实践,付诸实践。那么刚才我讲的三位老朋友,英时,他在付诸实践,所以他的为人,里面是个儒家的谨严,外面是很温和的绅士,他里面的谨严约束他,他本身就是个儒家,本身就是一个书本,所以他自己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这句话讲得简化了,(我以为)他的意思是:我在哪里,这就是中国文化出来的一个产品的样本。这个就读懂了。

张灏一辈子在讨论“幽暗意识”,“幽暗意识”是一个否定的部分。我就跟他讲,幽暗的对面就是光明。他说:对,我就是要觉得,因为要看见什么是幽暗,才晓得光明在哪里。这个恰好也就是程朱学问里面说的:人不欺暗室。找到了幽暗,将幽暗排解掉,将幽暗照明。所以他这个话也就是他要走出幽暗,不是说将幽暗找出来,他把幽暗找出来是衬托光明。

毓生自从跟随殷海光以后,他对“自由”两个字的信念是非常真诚的,他对“逻辑思考”这四个字也非常坚持的。他跟了哈耶克以后,做的是非常严谨的法律学背景的规律和阐释,所以他一辈子持守这两个(观念)。信守“自由”,他从没放弃。这是三位老朋友,他们各自(坚持)的取向。

我(的研究)不在思想范畴里面,实际上社会经济文化史范畴里面。人天关系,人跟未来的关系,人跟精神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始终是我们所关心的主流之一。所以我不算越过我的本行,我拿我的角度来向各位报告,希望大家一起讨论。我们坐在这边听,希望听到各家的想法,我们可以再打乒乓球一样回复讨论,希望这种讨论不是在一次的空气里面,网络上面见面,而是各人埋在心里,跟别人去做不同的讨论,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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