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庙学作为儒学、经学（学统）与道统的物质载体，作为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祭孔讲经和礼乐教化之所，作为治统（政统）与道统、经学（学统）与从祀制度交汇之地，其历史意义重大。“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庙”是指孔庙，“学”则指官学，包括京师国学（太学、国子学）以及全国各地府州县学。故“庙学”实即古代孔庙和官学的一体化。唐代儒学制度化，孔庙由国子学、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县学，“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并为宋元明清沿袭。“儒学”之概念在近现代百年中经历了由古代学校“国学”（国子学、太学包括府、州、县学）到现代儒家学术思想义理的变化。在古代，我们今天所言的“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甚至“庙学”亦可称“儒学”，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二者关系密切。庙学与儒家道统亦紧密相关，因孔庙本身就是儒家道统谱系的实体承载。
庙学是古代传承至今依然存在的儒学物质载体。梁涛教授指出：“儒学的基本表达方式是经学，经学是儒学的学术载体，是儒学之学统。”[①]而庙学作为儒学与经学（学统）的物质载体，历史意义重大。“庙学合一”（孔庙和官学合一）是中国古代社会教育规制，自汉代发端，魏晋南北朝继承发展，唐代正式形成并制度化，孔庙祭孔与古代教育和科举制度融为一体，宋元明清因袭，是中国古代教育之实存、代表和象征。清末民初，新学兴起，庙学分离，这一古代教育制度解体。[②]
现今学界庙学方面研究著作，孔祥林《世界孔子庙研究》（2011）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各地学校孔庙有较为详尽的考察论述，为庙学研究积累了大量文献资料；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2010）、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2012）、董喜宁《孔庙祭祀研究》（2014）、朱鸿林《孔庙从祀与乡约》（2015）及其他相关论著，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孔庙、祭祀、道统与政统关系等，对于“庙学”偶有论及，或分而言之，整体关注较少。刘聪《孔庙与“庙学合一”》一文较早地对“庙学合一”予以关注和绍述[③]；舒大刚、任利荣《“庙学合一”：成都汉文翁石室“周公礼殿”考》一文亦对成都汉文翁石室“周公礼殿”“庙学合一”规制予以考察。[④]然需指出的是，古代“庙学合一”是于官学设孔庙，且是政府推动之国家行为，如卢国龙《唐代庙学与文化共相》一文所指出，庙学是历史上孔子庙与各级官学的合成体。作为儒家文化和信仰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跨越地域文化差异、推动中华文化共相建构方面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⑤]此外，赵国权、周洪宇《庙学及庙学学、庙学史的学科归属与建构》一文提出“庙学学”[⑥]，则是学界继“孔庙学”[⑦]“文庙学”[⑧]之后的最新提法。
庙学作为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祭孔讲经和礼乐教化之所，与现代儒学亦有诸多历史关联。本文将围绕何为“庙学”、“庙学”与“儒学”及其密切关系、庙学与儒家道统之关系几方面，对作为“庙学”存在的儒学进行较为细致的勾勒。
首先，笔者对“庙学”这一概念予以探讨。
一、何为“庙学”
“庙学”这一概念由何而来？“庙”是何庙？“学”是何学？“庙”和“学”又是如何成为一体的？笔者首先对此予以历史还原和解析。
“庙学”一词，最早出自韩愈的《处州孔子庙碑》：“惟此庙学，邺侯所作。”[⑨]当然，唐之前已有“庙学”之说法，例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二考证河南淮阳郡《汉相王君造四县邸碑》云“时人不复寻其碑证，云孔子庙学，非也。”[⑩]等。诚如学者所言：“韩愈笔下的‘庙’，确为主祀孔子的庙宇，在唐朝‘庙学合一’是普遍认同的客观存在。”[11]也即“庙学”一词虽其出处甚早，但必须确定“庙学”之“庙”为主祀孔子的庙宇，方可符合“庙学”一词之本义。若“庙”为其他寺庙或明堂等，则不属于此范畴。由此来看，“庙学”一语，最早确出自韩愈的《处州孔子庙碑》，且与唐代“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时间亦吻合。
“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庙”是指孔庙。“庙”，《说文》云：“尊先祖貌也。”“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12]汉代郑玄笺曰：“庙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见，但以生时之居立宫室、（像）貌为之耳”；“为立宫室，四时祭之，若见鬼神之容貌如此。”[13]孔庙亦是遵此规制的，其亦是孔子后代（如子思）及孔子弟子所建，为尊先祖及老师孔子之貌。而此亦是孔庙特殊之处，即不仅仅是尊先祖，亦是尊老师之所，故杨朝明先生认为孔子师徒是“拟血缘亲”关系，即非血缘而同于血缘。孔子弟子为孔子守丧三年，子贡甚至守丧六年，足见师徒情谊之深，情同父子，甚至笃于父子。今之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孔子师徒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在古代社会是极为特殊的存在。故孔庙在创建之初，便具有了祭祀先祖和老师的双重义涵，亦为汉代皇帝祭祀及孔庙走出曲阜走向全国学校，奠定了合法性基础。清代陆耀认为：“古者庙寝相连，神人互依。”[14]“宗庙之制，古者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宫则前制‘庙’以（像）朝，后制寝以（像）‘寝’。”[15]“庙是接神之处，其处尊，故在前”（《说文》），郑玄注云：“前曰庙，后曰寝。庙是接神之处，尊，故在前；寝，衣冠所藏之处，对庙为卑，故在后。”[16]曲阜阙里孔庙的确是保存这一前庙后寝之制的，距离阙里孔庙不远的颜庙，距曲阜百里之外的孟庙，以及嘉祥县的曾庙亦同遵此制。
“学”则指学校，这里的学校亦非泛指所有学校，而是国家创建的各级各类学校，即官学，主要包括京师国学（太学、国子学）以及全国各地府州县学。故“庙学”实即古代孔庙和学校的一体化，但“庙学合一”历经了很长的历史进程。
“庙学”在古代实是先有“学”，后有“庙”，起初是“庙”“学”分离的。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夏商周三代并没有孔庙，但都有国家大学，用以明人伦道德（故后世庙学皆有明伦堂或明德堂，北京孔庙国子监称彝伦堂，概由此出）。周代大学里要祭祀先圣先师，皆是开国之君及辅佐其创建功业之重要大臣。春秋时期，先师孔子去世始于曲阜阙里建孔庙，弟子以六代之乐祭祀。为表达对孔子于教育文化事业所做巨大贡献，汉代开始重视曲阜阙里孔庙祭孔，由汉高祖刘邦开其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策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学上升为国家经学，孔子地位日益尊荣。其后，汉明帝将祭孔推向全国学校，魏晋南北朝亦于国家最高学府太学辟雍释奠孔子（颜回配享）。东晋开始于太学设立祭祀先圣先师的庙宇（夫子堂），可称中国第一所建造在国家最高学府的孔庙，可谓“庙学合一”规制的雏形。南北朝时北齐于地方郡学立孔、颜庙，已经非常接近于“庙学合一”之规制。隋唐特别是唐代儒学制度化，孔庙由国子学、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县学。“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并为宋元明清沿袭。[17]
而且，“唐以后，历代王朝不时下令维修学校孔子庙，到清代时，中国有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厅学、乡学（撤县后，学校不撤，改称乡学）等各级学校孔子庙1740多所”。[18]清末废科举（1905年），兴新学，庙学分离，“庙学合一”制度解体，学渐废败，孔庙犹存，一至于今日。古代国子学、太学、府、州、县学大多皆废（保存最为完整的便是北京国子监孔庙，堪称“古代庙学合一制度的活化石”），而孔庙尚存不少。
在古代，庙学亦是皇帝及各地方行政长官、士人祭孔和讲经的场所，也即将祭祀和讲学合一之地。汉明帝开始于曲阜阙里孔庙祭孔并讲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沿袭之。宋代以来宫廷经筵讲学，亦可谓祭孔讲学之一种。近现代以来，尽管这一传统形式废疏，仍有不少士子、文人墨客在延续祭孔讲经形式。1913年国子监祭孔讲经，严复先生等名人与之。此种祭孔讲经形式一直持续到1928年左右，截至北洋政府落幕。即便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所颁布的《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1934年）中，仍规定祭孔之前，要讲述孔子生平思想事迹，并讲祭孔之历史意义等，亦包括主讲人对孔子儒家经义思想之阐发，广播电台面向全社会大众，予以直播报道。现在中国各大电视媒体，直播祭孔大典，亦邀请儒学专家作为特邀嘉宾解析点评，讲解国学儒学经典，例如山东卫视直播祭孔大典，曾经邀请王立群、王杰、梁涛等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予以解读点评。
那么，“庙学”与“儒学”又有什么关系？笔者接下来对此予以探讨。
二、“庙学”与“儒学”之密切关系
“儒学”之概念其实是经历了古今之内涵和外延变迁的。它在近现代百年中经历了由古代学校（国子学、太学、府、州、县学）到现代儒家学术思想义理的变化。当然，古代儒学也有儒家思想义理这一层面，包括儒家礼乐教化。故其涵义是多层面的。而在今天，它的内涵和外延其实皆变窄了。儒学的思想义理以及礼乐教化涵义，今仍延续。而“儒学”在古代体现为“国学”（国子学、太学）包括府、州、县学义涵，现在却少有人知。《中国教育通史》在谈及金元之际庙学时，认为广义的庙学“是各级各类的儒学”[19]。日本学者牧野修二等在探讨元朝庙学时认为“庙学即郡县学，它是以文庙为精神中枢，并依附于文庙而设置的儒学”。[20]韩星教授对“国学”一词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历史还原：“‘国学’这个词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原指国家学府，如古代的太学、国子监等。‘国学’作为国家级学校的称谓，历代有所变化。周代‘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一种‘贵族子弟学校’，汉代称太学，晋代称国子学，北齐称国子寺，隋代称国子监，唐宋时则以国子监总管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元代设国子学，明、清两代设国子监，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开始设学部，国子监的称呼于是废止。到了清末，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但不管怎么变，‘国学’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指的是学校。”[21]
韩教授的这一历史还原是比较准确到位的，他将“国学”这一概念的历史及现代变迁予以了充分考察。古代国学原指国家学府。当然，韩教授这里的国家学府主要是从最高国家学府如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等而言。乾隆皇帝亦曾言“京师乃首善之区，国学乃首善之地”，与此义同。实际上，古代国家学府随着历史发展，从汉代开始，逐渐有了国子学、太学、府、州、县学之各个层次的学校，而非仅限于国家最高层次学校，它有似现代国家公立各级各类学校。“国学”于是有了国家最高学府和国家公立学校两个层次的义涵，此是学界需要注意分疏的。但如其所言，不管如何变化，“国学”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指的是学校。古代“儒学”实际上很大程度包含此种义涵。
而今，国学却主要是指儒道释乃至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等，民国胡适、章太炎等学者称之为“国故”，其义涵较古代发生了很大变迁。亦如韩星教授所指出，现在我们经常用的“国学”概念是指学问、学术，产生于清末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相对于“西学”称“中学”（如冯桂芬、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改称“国学”，这样就完成了由“国家设立的学校”向“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意义的转变。它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20年代始盛；在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后思想学术自由逐步有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扩大，1980年代后‘国学’复起至今。[22]
通过历史考察可知，在古代，我们今天所言的“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甚至“庙学”亦可称“儒学”，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庙学”与“儒学”之密切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庙学兴衰系于儒学兴衰。庙学制度之形成与发展，与儒学和孔子地位不断升级，并教育与孔庙祭孔合一，密不可分。其中，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学上升为经学，直接促成了孔子地位不断升高。故儒学经学化、制度化，祭孔亦逐步常态化，终致唐代庙学合一制度化，宋元明清因之。儒学教育、孔庙祭孔与科举制度遂合一，庙学发展长盛不衰。儒家的思想义理教育（五经、四书、十三经等）、礼乐教化皆在庙学中进行，庙学乃儒学的物质载体和教化场所。
清朝末年（1905年）科举废止，新学兴起，儒学式微，庙学分离，即孔庙和国家各级学校分离。国子监划归学部，古代学校大都废弃，建立了新式的各大、中、小学校。随着帝制结束，国体变更，古代政治制度和经学制度解体，儒学教育式微，庙学亦逐渐丧失其儒家思想义理教育和礼乐教化之文政教、文教职能。
其次，庙学是儒学倡导尊师重教之重要场所。古代学校中建立孔庙是为了尊孔，其实质是尊师。古代国学是国家各级官学，其实质是重教，重视社会教育教化。尊师必尊孔，孔子是先师，是教师这一职业的祖师，司马迁称之为“至圣”，魏文帝曹丕称之为“亿载之师表”，明代嘉靖皇帝称之“至圣先师”，清代康熙帝称之为“万世师表”并御笔亲书，命令颁发京师孔庙、曲阜阙里孔庙及各地府州县学孔庙，悬挂于孔庙大成殿。重教亦要先尊师，不忘先圣先师之恩泽。所以天子临雍讲学，一定先去孔庙跪拜释奠先师，再去国子监辟雍给文武百官和国子监师生讲学。
汉代至唐代之最终选择孔子（起初还有周公，与孔子地位互有消长，迭称先圣，唐高宗时周公正式被移至武成庙以后，其地位式微）为道统代表人物，便是国家教育以孔子为祖师，孔子先圣地位最终稳固。如此，才有了重教必尊师，尊师必尊孔，尊孔必祭孔的历史局面。宋元明清因之。
第三，庙学体现了儒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是一个重要历史现象，它与科举制度一起，在中国古代延续长达1300年之久，可以解释今日中国教育、历史文化研究中诸多理论疑难。在台湾学者高明士看来，一部中国教育史就是由“学”到“庙学”发展的历史。[23]诚如学者所言：“庙学作为儒学及教育文化的物质载体，如同书院、贡院一样，不仅在中国文化及教育发展史上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对东亚及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发生过重要影响，业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日益关注的一种文化现象和研究课题。”[24]
在近现代社会庙学分离即孔庙和学校分离之大背景下，学校之教育部分保存了儒学理论研究职能，而孔庙则相当程度上承担了儒家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利用职能。两者皆部分担负起古代礼乐文化在现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及社会教育教化职能，例如彭林教授主持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研究”，而包括曲阜孔庙、衢州孔庙、北京孔庙等全国各地孔庙、学校、书院等举办的祭孔大典及礼乐文化展演等，皆为此做出了很大时代贡献。
在对“庙学”与“儒学”及其密切关系予以解析之后，笔者尝试进一步探讨探讨庙学与儒家道统之关系。
三、庙学与儒家道统之关系
庙学与现在学界所重视的儒家道统紧密相关，因孔庙本身就是儒家道统谱系的承载。牟宗三[25]、刘述先[26]、金春峰[27]、韩星[28]、丁四新[29]等诸先生（包括黄进兴、朱鸿林、干春松等学者）皆非常重视儒家道统思想学说，并有相关精要论述。
历史上，孔庙从祀制（包括四配、十二哲及两庑先贤先儒172名）与儒家道统意识关系密切。如宋末元初熊鉌所言“尊道有祠，为道统设也”（《熊勿轩先生文集》），明代王世贞认为孔庙之有从祀者“佐其师（孔子），衍斯世之道统”（《弇州山人四部稿》）。[30]“道统”之说由唐代韩愈首倡，为应对三教并立以来佛老对儒家正统地位之挑战，他建构了一个儒家道统谱系，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韩昌黎先生集》卷十一，《原道》）宋代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对此颇为看重，认为韩愈所言道及道统，非抄录前人，亦非自己杜撰，必有所见闻。程朱为代表的宋儒亦以接续孟子、兴起斯文为己任。朱子《中庸章句序》之道统谱系为尧、舜、禹、成汤、文、武（包括大臣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31]）、程颢、程颐。此中增加了辅佐二帝三王（周代称先圣）成就大业的诸位贤哲大臣（周代称先师），并在孔孟之间加入颜回、曾子和子思，在孟子之后加入程颢、程颐二兄弟，这无疑是对韩愈道统说之进一步补充完善。而朱子弟子黄榦对其师朱子道统谱系进一步接续和完善，形成了北宋周敦颐、二程、张载、南宋朱熹的传道脉络。（《宋朱子年谱》卷四下）由此亦可看出，宋代之“传道之儒”已经超出了孔子弟子中“传道之儒”的范畴，而是将其下贯到宋代诸儒。
儒家之道统谱系，亦可由孔庙大成殿中所悬挂的乾隆御题楹联“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得知。也即在孔子之前，还有尧、舜、禹、成汤、周文王、周武王，这是整个儒家道统谱系的起点[32]，故《礼记·中庸》言“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此亦说明，先秦儒家虽未明确提出“道统”一词，但实有此“道统”传续意识的。《论语》相关篇章所言“道”，即有此道统意识，如有子所言的“先王之道”（《学而》），子贡则称之为“文武之道”（《子张》），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在《论语》中，孔子还用“文”“斯文”来代指先王之道或文武之道，并传续之。例如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孟子亦有此道统意识，如其言“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孟子·公孙丑下》），此是云其承继尧舜之道；又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公孙丑下》）又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孟子又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以上皆体现了其对包括孔子在内的儒家道统的论述，可见其具有强烈的道统承继意识。
朱熹在注解《孟子》末章时亦曰：“此言，虽若不敢自谓已得其传，而忧后世遂失其传，然乃所以自见其有不得辞者，而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指深哉！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淳卒。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颐正叔序之曰：‘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此正是程朱接续孔、孟道统之自述。
自北宋开始，理学逐渐兴起并兴盛，国家教育虽仍以儒家九经为主，但不再专用某一家之注疏，而是相继重新修订《五经正义》《九经义疏》作为教材及科举考试之依据。至南宋，新兴之理学逐渐确立官学地位。[33]据考察，早在宋代，人们不再满足于孔庙仅以孔门弟子和传经之儒附享，而将那些弘扬孔子思想之学者（不以传注六经为主，而尤重义理之阐发，并自觉传承孔子之道和儒家道统）亦作为附享人物，此即“传道之儒”。[34]南宋是传道之儒从祀之发展时期，朱熹便曾言“配享只当论传道”（《朱子语类》卷九十）。元代承宋末余绪，新增加之从祀只有两位——许衡和董仲舒。明代是传道之儒附享之发展时期。清中期乾嘉汉学兴起，有所反复，总体亦重视。至民国初期，传道之儒数量仅次于孔子弟子，是孔子庙附享的大宗[35]，足见宋、元、明、清时期国家对于传道之儒的高度重视。
而孔孟、韩愈、程朱一系之道统是具有一致性的，虽则对其中个别人物之是否为道统继承者有异议，仍不妨碍他们对此整体道统谱系之认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成汤、文、武（包括大臣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这一由孔孟发端、韩愈提出、朱子及其弟子完成的道统谱系，让中华文明道统谱系变得更为清晰、简洁和完整。儒家在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上升为经学思想，成为国家统治思想学说，具有官方性。故如果要在儒家乃至中华文明道统谱系上增加一人的话，愚以为应在孟子和周敦颐之间加上董仲舒，而且董仲舒学问人品亦为朱子所器重。而南宋理宗后包括元明清，更以朱子理学为官方统治思想，以其《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教材，而其道统观念亦为朝野首肯，影响千年。
笔者认为，儒家道统在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及价值，它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和民族气质。其实，儒家自孔子之后，应该是有两条发展主线的，一是孟子，其衍流为二程、朱熹一脉，陆王心学亦颇受影响，其特点是注重仁，注重人之心性修养。另一条主线则是荀子，其衍流为叔孙通、陆贾、贾谊、董仲舒等，其特点是重礼，注重国家社会之礼乐教化。（故梁涛教授所提《新四书》[36]、统合孟荀实有将二者合二为一之意）而庙学则充分将二者吸收进来，融为一体。其所祀四配、十二哲、先贤先儒，包含了从先秦至汉唐、两宋、元明清之大德硕儒，主要分为明经之儒、传道之儒和行道之儒三部分。[37]其所行之释奠礼、释菜礼、释褐礼、告祭礼、献功礼等，则承继了夏商周特别是西周所奠定并由先师孔子所集大成、董仲舒等汉儒所发展的礼乐教化思想。[38]而此亦是值得学界特别予以关注的。
综上所述，庙学作为儒学、经学（学统）与道统的物质载体，作为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祭孔讲经和礼乐教化之所，作为治统（政统）与道统、经学（学统）与从祀制度交汇之地，其历史意义重大。“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庙”是指孔庙，“学”则主要是指古代国家创建的各级官学，包括京师国学（太学、国子学）以及全国各地府州县学。故“庙学”实即古代孔庙和学校的一体化。唐代儒学制度化，孔庙由国子学、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县学。“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并为宋元明清沿袭。“儒学”之概念在近现代百年中经历了由古代学校“国学”（国子学、太学包括府、州、县学）到现代儒家学术思想义理的变化。在古代，我们今天所言的“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甚至“庙学”亦可称“儒学”，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当然，古代儒学也有儒家思想义理这一层面，包括儒家礼乐教化。故其涵义是多层面的。庙学与儒家道统紧密相关，因孔庙本身就是儒家道统谱系的实体承载。
注释
[①]梁涛:《新四书与新儒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②]参见常会营《儒家“庙学合一”教育规制的形成及历史价值》，《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2期。
[③]参见刘聪《孔庙与“庙学合一”》，《文史杂志》1999年第2期。
[④]参见舒大刚、任利荣《“庙学合一”：成都汉文翁石室“周公礼殿”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⑤]参见卢国龙《唐代庙学与文化共相》，《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3期。
[⑥]参见赵国权、周洪宇《庙学及庙学学、庙学史的学科归属与建构》，《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⑦]参见刘振佳《孔庙学刍议》，《济宁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⑧]周洪宇、赵国权：《文庙学:一门值得深入探究的新兴“学问”》，《江汉论坛》2016年第5期。
[⑨]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91-492页。
[⑩]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35页。
[11]赵国权、周洪宇：《庙学及庙学学、庙学史的学科归属与建构》，《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1期。
[12][清]郝懿行撰：《尔雅义疏》，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494页。
[13][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第1132、1133页。
[14][清]陆耀撰：《切问斋集》，清乾隆五十七年晖吉堂刻本，第56页。
[15][汉]蔡邕撰：《独断》，《四部丛刊》，三编景明弘治本，第11页。
[16][清]郝懿行撰：《尔雅义疏》，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494页。
[17]参见常会营《儒家“庙学合一”教育规制的形成及历史价值》，《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2期。
[18]参见孔祥林等《世界孔子庙研究（上）》，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孔祥林先生指出：“19世纪中期是孔子庙的全盛时期，中国有学校孔子庙1730多所，朝鲜有360多所，越南有160多所，日本有100多所，此外中国还有许多纪念孔子庙、书院孔子庙和孔氏家庙，朝鲜也有一些书院孔子庙和孔氏家庙，日本只有个别纪念孔子庙，而越南目前尚未发现学校文庙以外的孔子庙。”同上，第3页。同时，他考察指出：“截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全国大约建造了各级学校文庙1749所。现在遗存的文庙大约有509所，其中保存比较完整的约有60所，基本完整的约有109所，保存中心一组的约有53所，保存大成殿等零星建筑的约有287所。1949年以后，在大陆、广东三水、潮阳、广西柳州、山西汾阳各自新建了一座完整的孔子庙，江西南昌新建了大成殿等文庙建筑，南宁重新恢复了学校与孔庙，在台湾，新建了桃园、台中、高雄、旗山、屏东、澎湖7所文庙。目前，除了学校文庙外，还保存着曲阜孔子庙以及许多书院孔子庙、孔子纪念庙宇和孔氏家庙。”同上，第343页。
[19]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6页。
[20]牧野修二、赵刚：《论元代庙学书院的规模》，《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
[21]韩星：《国学话语体系建设》，载《首届新时代国学话语体系与学宫文化研讨会会议手册》，2018年2月6日。会议举办地点于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二楼。
[22]参见韩星《国学话语体系建设》，载《首届新时代国学话语体系与学宫文化研讨会会议手册》，2018年2月6日。
[23]参见高明士《中国教育制度史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版，第46页。
[24]赵国权、周洪宇：《庙学及庙学学、庙学史的学科归属与建构》，《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1期。
[25]牟宗三：《略论道统、学统、政统》，参见牟宗三所著《生命的学问》，三民文库1997年版，第60-71页。
[26]刘述先：《道统的建构与朱子在宋明理学中地位的衡定》，《朱子学刊》2010年总第19辑。
[27]金春峰：《朱熹“道统说”的建立与完成》，《九州学林》（香港城市大学主办、出版）2006年春季号。
[28]韩星：《重建道统，传承文统——道统、文统及其关系》，《中国文化论衡》2018年第1期。
[29]丁四新：《张力与融合——朱子道统说的形成与发展》，《中州学刊》2019年第2期。
[30]参见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6页。
[31]参见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七，《中庸章句序》中无周敦颐，此应为朱子后增。
[32]根据丁四先生考察，朱子后将伏羲、神农、黄帝列为道统之祖，则其历史更为久远。参见丁四新《张力与融合——朱子道统说的形成与发展》，《中州学刊》2019年第2期。
[33]参见孔喆《孔子庙附享的历史演变》，《孔子研究》2011年第4期。
[34]宋代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取唐代韩愈、李翱所重之《大学》《中庸》，再加之以《论语》《孟子》，建构了《四书》文本系统，并以理学思想为之注解阐发，蔚为风潮，从而最终实现了宋代《五经》向《四书》经典文本的转换。汉唐诸儒以注疏《五经》、疏通经文原义为主，受到朝野尊重；而理学家之注《四书》则以义理阐发、藉训诂注疏以求圣人之道，并有自觉接续道统之意，逐渐受到朝野推崇。此亦是孔庙从祀由之前重视传经之儒到更加重视传道之儒之重要历史背景及原因。
[35]参见孔喆《孔子庙附享的历史演变》，《孔子研究》2011年第4期。
[36]参见梁涛《新四书与新儒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37]参见孔喆《孔子庙附享的历史演变》，《孔子研究》2011年第4期。“行道之儒”主要在清代出现并日益受到重视，在中国孔庙从祀制度史上并不具有普遍性，此是我们所应注意的。
[38]以上诸礼之历史渊源、发展变迁及具体内容，参见常会营《北京孔庙祭孔礼仪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版。
常会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儒教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儒教、儒家哲学与礼乐文化，著有《<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比较研究》《北京孔庙祭孔礼仪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