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文:“多元一体”与“多源一体”辨析-米乐m6平台

叶小文:“多元一体”与“多源一体”辨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8 次 更新时间:2022-12-10 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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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文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社会形态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首先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这一历史与现实加以概括。这一原创性社会发展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笔者尝试提出一个问题:在进一步研究中,我们可否将“中华文明格局”的定义,由“多元一体”调整为“多源一体”?“元”和“源”一字之差,相去甚远,有必要认真辨析。

第一,从中华文明发展路向的考古实证来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前1500年期间的多处遗址及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在此基础上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仔细辨析,揭示的发展路向正是多种源流汇为一体。

距今4500年前,中华文明的各个区域文明之间形成了“早期中华文化圈”。这文化圈当然是多源涌流,但因其“一元”,方成“一圈”,虽系多源,终汇一体。而“多元”之喻,“终不免一盘散沙之诮者,则以无合群之德故也”(梁启超语)。通过与来自另外之“元”即域外其他文明之间交流互动,从西亚地区接受了小麦、黄牛、绵羊等先进的文化因素,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距今4300年至41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落,中原地区崛起,在汇聚吸收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政治、经济、文化持续发展,涓涓溪流汇于江河,“多源”文化汇于“一元”主体,为进入王朝文明奠定了基础。夏王朝建立后,经过约200年的发展,在河南二里头形成王朝气象,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种种礼器及其蕴含的观念向四方辐射,形成方位广大的中华文化影响圈。一元含多样,有如一月映万川。中华文明从距今5000年到4000年期间的各区域文明各自发展,交流共进,转变为用中原王朝引领的一体化新进程,展示的正是多源汇为一体的发展路向。

早期中国是“一元”还是“多元”,是否存在“一体”?“元”本意为人首,引申为肇始本原;“体”本意为人体,引申为一般事物之体。因此“一元”抑或“多元”,实际是早期中国有一个根本还是多个根本的问题。是否存在“一体”,是早期中国是否为一个文化实体的问题。如韩建业所论,早期中国大部分地区共有“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等核心思想观念和文化基因,有着“多支”文化系统和多种文明起源子模式,交融形成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这种“一元多支一体”格局,本质上趋向“一体”“一统”而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与此相适应的文明起源模式可称之为“天下文明”模式。

第二,从中华文明发展基本格局的历史脉络来看。人类文明起源的规律,是从血缘走向地缘,社会组织的萌芽出现;而社会组织萌芽及其复杂化,则为文明化之起始。当“个体是社会存在物”(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语)时,文明化进程就起步了。当然,国家出现是文明成形的标志。中华文明演进路向或形成格局和特质,也遵从这个规律。它始于一个特殊地缘——共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共同的农业文明,由此形成和养育了先称为“华夏”,后名为“中华”的民族共同体。费孝通说:“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中华民族不是例外。”这就是中华文明之不同于其他文明,特别是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始于“一元”而走向“一统”的物质基础。

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国”,意指新建的东都洛邑及其所在的地域。《逸周书·度邑》和《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说他要建的东都洛邑一带为“有夏之居”,所以最早的“中国”可以与夏王朝的国都所在地相挂钩。自夏朝到西周时期,“夏”就是一元的中国,“华夏”意即“大美之夏”。春秋时期将天下的邦国分为华夏与戎狄蛮夷,也并非“多元”之分,而是区分文化水平不同的类别。如钱穆说:“所谓诸夏与戎狄,其实只是文化生活上的一种界限。”也如顾颉刚、王树民言:“当所谓‘蛮夷’国家吸收‘诸夏’国家文化,具有了‘诸夏’国家的条件时,即可进入‘诸夏’的行列,正如‘诸夏’国家在丧失其条件时,即被视为‘夷狄’一样。”“华夏”乃光荣伟大的诸族之合称。其所以能够合、必然合,就因其本质上是“一元”而非“多元”。“华夏”在不断交流交往交融中进步与发展,为多民族的统一的秦汉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中华”一词实取“中国”“华夏”两词各一字组合而成,意即居于中国的光荣伟大的诸族,也可以说是居于中国的大美诸族。从“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从滥觞、朦胧到完备、准确的形成过程来看,昭示的正是一个多种源流汇为一体的发展历程。

距今三、四千年前的三星堆文明,也并非中华文明之另一“元”。其青铜神像之“纵目”乃表示“极目通天”,并非“外星人”,恰是“夏商时期中华文明的古蜀文明”。秦汉以后魏晋南北朝持续三百年的大分裂,为什么必然走向隋唐大统一,从文明演进的路向和格局看,也是深厚文化根基的“一元”作用。五胡十六国各少数民族由逐鹿中原形成一个漩涡,各部落都卷进来,漩涡越卷越大,因为它是作为“一元”的同一个向心力主导的。以后因“豪族社会”的特殊历史阶段而出现阶段性的“多样”“多体”的分裂状况,但“一元”的向心力生生不息,久久为功,也必回归大一统之格局。李唐一族所以崛兴,诚如陈寅恪先生言:“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作为塞外少数民族,则是“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金朝完颜亮语)。自元而清,五族共和直到当代中国,更显示了“始于一元、多必归一”的巨大磁感应强度和不可抗拒的向心力,以及“基于一元、中华一统”的坚韧不拔的历史逻辑。

第三,从“元”之本义看。现在讲文化、文明,广泛使用“多元”这个概念,把“多样”“多源”皆说成“多元”,但“元”之本义何也?这一问题不仅涉及中华文明的起源,而且也涉及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何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从中华文明起源而言,所谓“满天星斗”说其实是“多源”,“多源”比“多元”更为恰当,而就思想史而言,则讲“一元”更精准。西周前期成书的《易经》第一卦乾卦卦辞的第一个字就是“元”,《彖传》解释:“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元”的本义是人头,引申为首要、第一、开端。虽然《易经》还没有明确说出“元”的含义,但到《易传》已有明确论述。《易传》中的“元”作为万物资始、资生的根本,是“大一统”思想的反映。

《周易·彖传·大有》曰:“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时而行,是以元亨。”“元亨”者也,“元”为大,“亨”乃通。“应天则大,时行无违,是以元亨。”如总以“多元”讲文明,则“其德”不能“刚健”,难成其“大”;其行有违“天时”,难以“亨通”。讲“多元一体”,“多元”孰大?有违“元亨”。“多元”可以共生、共存、互鉴而“多元通和”。但如果要“多元一体”,就不成其为“多元”,就只能取消“多元”。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变一为元”,“元犹原也”,将理解的重心置换为“原”,“元”就具有了“万物之本”的本体论意义,“其义以随天地终始”。

如果说主流支流,百川汇集,都是源,哪里算“元”?“元”与“源”如何区别?韩愈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其他文明要素融入了中国文明,算是一元还是多元?“多元”这个概念似应严格界定,避免滥用。

第四,从费孝通“多元一体”的特指含义看。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把各民族定义为“多元”(多个单元),把中华民族定义为“一体”。他提出“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仅此而已。王震中认为,费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就民族结构关系而说是具有辩证思维的理论创新,但当阐述“一体”的形成过程时,则可将“元”置换为“源流”之“源”,即“多源一体”,这样的表述既可更接近历史发展的本真,亦可避免一些歧义。

“多元一体”本是用于讲中华民族格局的特指概念。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来说,如放大到界定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格局,是可以的。人类文明的确是“多元”的,但毕竟还是要向着“一体”——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前进。但若用这一概念来讲中华文明的演进格局及其特质,则未必确切。

第五,从“大一统”的“一元”文化传承来看。“大一统”是贯穿中国历史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的一条主线,是维系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文化基因,是造就中国这个超大规模文明型国家的内在动力,也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大一统”之相延,以“一元”文化传承为基。我国各民族交错杂居,显现为“多源”,但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血缘上互相融合,不断从“多源”融为“一体”。始自“一元”,趋于“一元”,成就“一元”,巩固“一元”,铸造了、维系了、巩固着中华民族“一元多样(或多支)一体”的基本格局。本是同元同根,虽有多族之别,别无异元之心,无论如何交错杂居,颠沛流离,多源涌流,神采各异,终会融合而成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种特质,在四大古文明中,唯中华文明独具,故唯我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而永续。

总之,“多元一体”这个概念,“多元”是个性,“一体”是共性,共性必寓于个性之中。“多元”作为矛盾的特殊性存在,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如总以“多元”去铸成“一体”,“元”者自各异,则“体”必有分合,而以“多源一体”定义中华文明格局,展开讲就是始于一元多样,归于多样一体。把“一元”的圆心固守住,把包容的多样性(多线性)半径拉长,就能画出最大同心圆。


叶小文,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原载:《文史哲》2022年第6期,第18-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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