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关于《周易》文本形成及其学派归属等问题，学术界多有分歧，尤其是关于《易传》的学派属性，更是天水违行，颇有争议，或延续汉唐之说，将《易传》作为反映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重要史料，或强调《易传》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是道家，包括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应该说，这两种观点各有其合理性，但又各有所偏，各有所蔽，各有质疑和批评者。晚近又有学者指出，《易传》的思想基调是儒道互补，是儒家人文主义与道家自然主义的相互结合、相互补益。此论可以视为易学研究的一个突破和进展，但似乎还无法彻底解决相关问题。对于《周易》经传与儒、道乃至诸子各家思想之间的关系，还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经过长期的探索，我们认为，儒、道及诸子各家学派的形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易经》的启示和沾溉，而各学派又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反过来影响了《易传》诸篇的形成。也就是说，《周易》经传不仅与孔子和儒家、老庄与道家有密切关系，还与墨家、法家、阴阳家、兵家等诸子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易经》是诸子思想形成的重要源泉，《易传》则是儒道互补、以儒为主、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
《周易》经传文本的形成
众所周知，《周易》包括“经”“传”两大部分。《易经》由六十四个卦象和卦爻辞组成。《易传》是对《易经》经文的解释，共有十篇，又被称为“十翼”，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
《周易》经文形成的下限大约在殷末周初，带有浓厚的占筮色彩，是对殷商占卜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殷墟甲骨卜辞显示，商代占卜之风盛行，并且已产生官方筮法。传世文献如《尚书·周书·洪范》“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和《周礼·春官》中关于太卜、卜师、龟人、筮氏等职官的记载，虽属后人追述，但均有所本。与出土材料结合起来看，殷商时期主要通过卜、筮并用来推演吉凶，占知未来。另外，学者根据殷商甲骨和青铜器上的数字符号，即当代学术界关注的“数字卦”，推测商代已有根据筮法所得筮数进行占筮的实践，商代末期已有六画符号出现。
殷周鼎革，周人继承了此前的卜筮系统，并有所发展。《周易》八经卦和六十四别卦的符号及卦爻辞便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周礼·春官·太卜》载太卜掌“三《易》之法”，即《连山》《归藏》和《周易》。《周易》最初主要是作为官方筮书，供王室进行占卜之用。随着《周易》六十四卦卦象、卦爻辞逐渐定型，《周易》文本也开始走上经典化的道路。《左传》《国语》所载筮例显示，卦爻辞的道德内涵在春秋时期已经得到充分挖掘和展现，六十四卦卦象及卦爻辞的文本也开始突破卜筮之书的性质，发展出哲理之书的功用和价值。
此后，随着《周易》经典化进程不断加深，开始出现对于经文的解释性文字，《易传》即“十翼”应运而生。“十翼”非一时、一地、一人所作，其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大抵形成于战国中后期。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思想活跃，《易经》作为先王之旧典，诸子各家都对其有不同程度的吸纳、采撷和融会，并诠释、阐发自己的相关认识和理解，《易传》作者从中受到启发、沾溉和影响，从而撰成“十翼”诸篇。
儒道互补，以儒为主
易学的演变和发展与儒道两家都有着深刻而密切的渊源关系，从《易传》的思想来看，构成一种儒道互补、以儒为主的思想格局。
先来看《易传》与孔子、儒家的关系。在《论语·述而》中，孔子曾有感叹：“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精通《易经》是显而易见的。据马王堆汉墓帛书《要》篇等，孔子并不否认《周易》作为卜筮之书的原初功用，自己亦曾“吾百占而七十当”，只是他更关注卦爻辞的德性内涵，强调：“《易》，我后亓（其）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论语·子路》亦载孔子引《恒卦》“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以说明“德”较之“占”的价值。可以说，“观其德义”乃是孔子读《易》、研《易》的根本精神所在。孔子对于《易经》的认识和理解也深刻影响了儒家后学及《易传》的产生。郭店楚简的出土及其研究显示了思孟学派在儒学传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子思作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庸》中对于性、命问题的讨论能够与《易传》相辅翼，故曾有学者视《中庸》为解《易》之作，甚至称之为第“十一翼”。今本《孟子》中虽不见直接称《易》引《易》，但不难发现，其中关于性与天道的论述多合于《易传》诸篇之义理。这一点早在宋代已为学者所留意。邵雍曾说：“孟子著书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二程亦言：“知《易》者莫如孟子矣。”朱熹则指出孟子性善的思想“盖探其本而言之，与《易》之旨未始有毫发之异”。至清代，既长于易学又精研《孟子》的焦循也说：“孟子不明言《易》，而实深于《易》。”所以有学者认为《彖》《象》二传以及《系辞传》的有关章节曾为思孟学派所整理或润色。我们看，《易传》中确实蕴涵着丰富的儒家思想，如《系辞上传》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又说：“成性存存，道义之门。”这些有关宗法等级和道德教化的内容，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可见，孔子及先秦儒家源源不断地从《易经》中汲取思想资源，而他们的理论学说又成为《易传》诸篇得以哲理化、体系化的源头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易传》中关于宇宙生化和天道运行等方面的诸多命题，明显与道家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而为儒家所罕言。自汉代以来，《老子》与《周易》之间的渊源已为学者所注意。扬雄《太玄赋》有言：“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总述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主旨时指出：“《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在他们看来，《易》《老》旨多相通、相同之处。宋代邵雍强调“老子得《易》之体”，而清代王昶则指出：“余少诵《阴符》《道德》，意以为清净所宗，已而深究《易》旨，乃知皆原本于《易》。”可以说，老子从《易经》即卦爻辞中得到颇多启示和沾溉，而其思想又深刻影响了《易传》诸篇的形成。
庄子在继承并超越老子之“道”论的同时，进一步延续了因《易》以立言的思路。正如钟泰《庄子发微》所说：“庄子之言，多取象于《易》，取义于老。”庄子对《易经》的语言文字、思想内容都不陌生，而其思想又深刻影响到了《易传》，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易传》“阴阳”“太极”等范畴的运用。正惟如此，自魏晋《易》《老》《庄》并立为“三玄”，以《老》《庄》以解《易》，或是援《易》入《老》《庄》的思想成果层出不穷，王弼、韩康伯《周易注》，向秀、郭象《庄子注》便是其中的典型。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庄子》又多被视为“阳挤而阴助”儒家的著作，被韩愈、苏轼、王雱、吕惠卿等著名学者引入《易》之注解当中，以至于《庄》解《易》成为一时之风尚，甚至旁及佛理。明清时期有更多学者致力于此，较有代表性的有杨慎、陆西星、方以智、王夫之、胡文蔚等人。不难看出，《易传》中确有与《老》《庄》存在相通之处，这也成为历代会通儒道的重要思想根基，晚近还有学者将《易传》视为较之儒家来说更接近老庄之学的作品。此论虽不中，亦不远矣。另外，发端于战国中期齐国稷下的黄老之学，继承老子以“道”为最高范畴的理论，重视“精气”的观念，而《系辞上传》中“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云云，明显与此有所关涉和联系。
综上，《易传》论人事多本于儒家，但其中自然主义的天道观，由天道推衍人事的整体思维模式等，均与道家老庄和黄老学派的思想学说相一致。蒙文通在《经史抉原》中总结道：“《易传》多论天道，言性命，言感寂，言道器，颇近道家。《易》家显然是有取于道家的。”从总体上来看，《易传》的思想呈现出一种儒道互补、以儒为主的思想倾向。
综合百家，超越百家
战国中后期，与政治渐趋统一的形势相适应，在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的浸润下，诸子各家之间出现了互相吸收、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易传》诸篇问世，博纳一时貌离神合之百家学术，使得诸子各派的思想观念浑然一体，它不仅与儒、道两家有着紧密的关联，还体现出与墨家、阴阳家、法家、兵家等学派的交流和融会。
墨家与儒家并为当世显学，相关记载屡见于以《韩非子·显学》为代表的典籍之中。今本《墨子》虽未见直接引《易》述《易》，但不能无视墨家与《周易》经传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忽略其理论体系中的易学因素。《淮南子·主术》载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可知墨子对于六经应不无了解。在《易传》中，兼爱、尚贤等均属墨子所推崇的观念和主张，也不难找到与两者类似的表述。《家人卦·象传》有“‘王假有家’，交相爱也”之语，与墨家所强调的“兼相爱，交相利”非常相似。《系辞上传》曰“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颐卦·彖传》言“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都体现出“尚贤”“养贤”已被《易传》吸纳和发展，成为一种规律性、根本性的思想。此外，在一些具体的政治主张方面，《易传》更直承墨家之说。像《节卦·彖传》“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云云，就源于墨家所倡导的“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等崇尚节俭的理论主张。
阴阳家的思想观念中也反映出《易经》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是《易经》理念的进一步发挥、发展。清华简《筮法》等资料显示，阴阳、五行观念与《周易》的全面结合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实现。《易传》则在建立和完善自身思想体系的过程中，不乏对阴阳家学说的吸纳和借鉴。阴阳家最典型的五德终始说，以五种“德”之间的生克制化为核心。《易传》更进一步用“生生”来概括这种规则，并以之为宇宙及万物存在的根本动力和依据。《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对五德终始说有详细的记录，其中提到事物根据“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的原则进行分类，后来的“天人感应”之说便是基于这一理念逐渐发展而完成的。《易传》亦重“感应”的思想，如《乾卦·文言传》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说法，《同人卦·象传》亦有“君子以类族辨物”之言，都体现了对阴阳家思想的采纳和融会。
除墨家、阴阳家外，法家、兵家的思想倾向在《易传》中亦有体现。例如《韩非子·心度》有“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的说法，力主“变法”，便与《易传》“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理论一脉相承。法家的“用狱尚刑”观念在《易传》中亦多有反映，《贲卦·象传》“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之语，《解卦·象传》所谓“君子以赦过宥罪”皆是明证。此外，《蒙》《噬嗑》《丰》《旅》诸卦也都蕴含着以儒家教化为主、兼及施以刑罚的倾向。兵家极重用兵之法，常用“道”这个范畴阐述其对于战争规律的认识与总结，如《孙子兵法·计篇》有言：“兵者，诡道也。”兵书中亦多有诸如“凡战之道”“凡兵之道”之类的表述。六十四卦中亦涉及军旅之事，如《师》《同人》《谦》《晋》等卦。《易传》在提炼、总结其中义理之时，则对兵家之“道”有所借鉴和吸纳，并使用“中”这个范畴来概括总体规律。如《师卦·象传》：“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同人卦·象传》：“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清代魏源在《孙子集注序》中曾感叹：“《易》其言兵之书乎！”又说《易传》所阐发的易道与兵家之道是相近、相通的，“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
可以看出，对先秦墨、阴阳、法、兵家等诸子各派而言，《易经》是它们开宗立派的重要思想来源，《易传》又在儒道互补的基础上，融摄、会通各家思想学说，凝聚成为系统的哲理性著述，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也将诸子各家的思想发扬光大，这是一种在认同、包容基础上的综合超越、创新发展。
也就是说，先秦诸子各家均从《易经》之中获取借鉴和养料，进而发展成各自独特的理论形态，后来在易学在向人文理性转化的过程中，诸子各家的思想学说又反过来影响着《易传》的问世。《易传》呈现出儒道互补、以儒为主、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思想倾向，这种“一致百虑”“殊途同归”的思想品格和文化特征，使得《周易》经传在秦汉以后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内在灵魂，成为儒释道三教思想文化融合的坚实平台和重要津梁，方以智甚至有“三教归《易》”的说法。可以讲，《易传》诸篇的产生历程和思想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兼容并蓄、融合百家之学、同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和魄力，至今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研读和深刻领会，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五洲传播出版社“四库全书·经部·易类”项目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