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即有人文主义传统，但这一传统被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独断统治所中断。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启蒙思潮成为时代精神。19世纪中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冲破神创世界历史的神学樊篱，开启了用理性的态度、进化的观点研究历史文化包括宗教信仰的近代人文学术的传统。进化论催生了人类学（民族学在西方又称人类学），也催生了宗教学。所以人类学和宗教学都是进化论的产儿，两者既互动交错，又平行发展，成为关系最密切的相邻学科。1870年，麦克斯·缪勒(1823-1900)发表《宗教学导论》，标志着宗教学正式建立。缪勒同时是语言人类学家，他通过对若干民族语言的比较，建立起比较神话学，进而建立起比较宗教学，用语言学对宗教进行分类，在研究雅利安族系、闪米特族系和图兰族系宗教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宗教本质和起源的理论。泰勒(1832—1917)被学术界尊为人类学之父和宗教人类学之父，他于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既是人类学的奠基之作，也是宗教人类学的开创性之作，他在大量人类学调查资料基础上，提出“万物有灵论”，对宗教的起源作了深刻的说明，论证了灵魂不死观念是宗教最古老的观念，尔后发展出各种神灵崇拜和宗教。泰勒是文化进化论派的代表之一，他的“万物有灵论”是为了说明人类文化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发展，他的宗教人类学是他整个人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进化论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还有斯宾塞和弗雷泽。斯宾塞(1820—1903)在人类学上提出社会进化论，在宗教学上提出“祖灵论”，把祖先崇拜看作一切宗教的起源，对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弗雷泽(1854—1941)首先使用“社会人类学”这一名称，他在《金枝》一书中提出“巫术一宗教一科学”这一著名的人类学文化进化的程式，用以说明文明发展的规律。
在人类学文化传播学派中，施米特(1868—1954)和史密斯(1846—1894)是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提出“文化圈”理论，用以说明人类文化的传播是有民族区域划分的，由文明创发的中心地区向四周辐射，史密斯更是认为埃及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然后将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宗教学上，施米特提出“原始一神教”论，而多神教是后起的，被称为“宗教退化论”。史密斯则提出“图腾论”，认为图腾崇拜不仅是一切宗教的起源，而且是社会文化、道德和组织的起源。
在人类学文化社会学学派中，法国的杜尔凯姆和斯特劳斯颇具代表性。杜尔凯姆(1858—1917)主张用社会学来统摄民族学，认为社会结构功能决定社会文化，应由社会结构特征来划分社会类型，由简单到复杂，通过不断组合而形成“复杂多元社会”。在宗教学上，他提出原始宗教就是氏族宗教，图腾崇拜则是氏族宗教的主要形态，是氏族的“集体观念”，是氏族社会的旗帜。斯特劳斯(1908一)创建了“结构社会学”，认为社会需要秩序，秩序要用符号表达，而文化就是象征符号体系。他用结构社会学来说明神话的结构和层次，以此找到神话与社会制度、信仰、语言、经济等方面的联系。
在人类学历史批判学派中，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1858—1942)贡献突出。他打破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观点，提出“文化独立论”和“文化相对论”，主张民族平等，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和价值，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不应彼此取代。他的文化相对论弥补了进化论的缺陷，也给宗教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在人类学功能学派中，马林诺夫斯基具有代表性。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认为文化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因此，特别强调文化在人类活动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宗教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要进入他考察的视野。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宗教信仰可以使个人摆脱其精神的冲突，而使社会避免瓦解的状态”，“宗教的需要，是出于人类文化的绵续，而这种文化绵续的涵义是：人类努力及人类关系必须打破鬼门关而继续存在。在它的伦理方面，宗教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于是变为最强有力的一种社会控制。在它的信条方面，宗教与人以强大的团结力，使人能支配命运，并克服人生的苦恼”。他的结论是：“宗教最后却是深深地生根于人类的基本需要”。可以看出，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人类学功能学派对于宗教的文化功能极为重视，而且其探讨问题的眼光已经离开文化本身，深入到人类社会生存和延续需要的深层次。
在人类学心理学派中，弗洛伊德(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学说无疑最具影响力。他用揭示潜意识冲动的理论与方法，去分析社会文化和宗教现象。他写了《图腾与禁忌》，认为原始民族的乱伦、禁忌、万物有灵、巫术、图腾等崇拜与行为，是人类童年的精神病态，作为宗教起源的图腾崇拜是“奥狄浦斯情结”(弑父妻母)所致，认为宗教乃人类罪恶感加上懊悔心理所造成的。尽管弗氏的学说在后世褒贬不一，但他推动了宗教心理学的发展，使人们更加关注宗教这一复杂社会文化现象中的情感的心理的因素，而宗教情感和宗教体验具有神秘性与非实证性，既是宗教不可缺少的内在要素，也是宗教学最难把握的领域。
从以上有选择的介绍中，我们已经能够说明，西方有代表性的人类学家都十分关注宗教研究，并且在宗教学的开拓上做出各自重要的贡献。有时候宗教学作为人类学的组成部分，有时候人类学与宗教学互动互促、平行发展。这是一个良好的跨学科研究的学术传统。
从民族宗教学的角度来说，西方人类学家兼宗教学家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研究氏族部落的宗教，也可称为原始氏族的宗教，它是宗教最早的形态，与氏族的生存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从发生学上研究宗教与早期民族的关系，正是民族宗教学的起点。所以西方学者的研究极有借鉴意义。第二，人类学与宗教学从一开始就强调比较研究，他们最初的研究对象都是与生活在其中的西方社会相异的、距离遥远的、发展程度较低的族群及其文化，他们的研究都是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从比较中找普遍性，从差异中找共同点。缪勒的名言是：“只知其一，便一无所知”，所以比较宗教学必须研究不同民族的信仰。而民族宗教学也要进行多民族的信仰比较，如东西方民族宗教的异同，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宗教的异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宗教的异同等等。第三，强调研究要有参与观察与理性态度，不是神学的态度也不是傲慢的态度，要有同情的了解和客观的分析。缪勒在《宗教学导论》中批评两种偏激，一种是信仰主义的，认为“宗教这个题目似乎太神圣了，不能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另一种是反宗教的，把宗教看成与中世纪的炼金术和占星术一样，“只不过是谬误或幻觉构成的东西，不配受到科学界的注意”。由此可知，西方宗教学是在摆脱神学和超越以反宗教为目标的无神论之后出现的，它不把宗教作为崇拜对象，也不把宗教作为敌视对象，而是作为研究对象，作为人类文化现象去说明它。今天在说明宗教过程中我们可以综合其多学派理论方法而用之，如社会进化论、文化相对论、文化传播论、文化结构论与符号论、文化功能论与心理分析等，取其所长而补其所短。其中尤其要关注文化相对论，树立文化多样性理念和平等宽容精神，这对于民族宗教学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人类学和宗教学最大的局限性，在于以西方文化和宗教为其主要背景，虽然研究对象往往是异域文化，而研究资料则是经过西方的理论过滤的，因此，其人类学和宗教学明显带有西方文化的标记，却自以为具有全球意义。我们认为，它们确实给近代人文学科提供了不少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但缺少东方的理论和传统，尤其缺少中国宗教的素材和学术。而弥补这种不足主要应靠东方的学者、中国的学者。我们应当为宗教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