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精华，也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解决中国问题的伟大创造，是中华优秀文化的时代精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文明，是“五位一体”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文明，是占领了真理和道义制高点的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创造充分彰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人民性，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理力量与道义力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 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旨归的文明形态，这一新文明形态根源于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厚植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实践，内嵌了中华文明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文化基因，氤氲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的博大情怀，是社会主义五大文明相济相生、有机统一的文明形态，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也是实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理想图景的人间正道。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遵循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与充分把握历史主动的辩证统一，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 所造就的“内在对抗”的资本文明。
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困境
文明与文化不同。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文明则是人类进步和开化状态的标志。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大致经历了三种形态：在“自然共同体”中以公社所有制为根基的原始文明形态，在阶级社会的“虚幻共同体”中形成的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螺旋上升的“对抗”和“分裂”的文明形态，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真正共同体中形成的文明形态。在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出现之前，“对抗”和“分裂”一直“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
以往人类文明的进步意义是毋庸讳言的。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这种“对抗”“分裂”和“奴役”的文明形态，特别是作为“内在对抗”的文明形态最高形式的资本主义文明“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开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广阔空间，使“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同时，“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概括地说，资本主义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解放问题，二是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就政治解放来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就生产力的发展来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要之，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进步性体现在“三个有利于”，即“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但是，既往的这一切以“对立”和“分裂”为特征的文明形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榨取剩余劳动。资本主义文明自然也不例外。
在上述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是有“原罪”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生活和组织方式在本质上是对立性的，其所造成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也必然是对抗性的。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是“资本增殖逻辑”战胜“人的发展逻辑”的进程，“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也是人不断异化为“单向度的人”的过程。因此，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无论现代化在何种程度上解放了个人，无论它给予了个体怎样的权利，它依然无法解决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问题，更遑论找到解决全人类发展问题的道路。
人类历史是曲折性和前进性的辩证统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联袂共生。“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 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可见，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注定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如何完成这一“未竟的事业”，终结人类社会的“史前史”，创造真正的“人类的社会”的历史，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因应这一历史使命，遵循这一历史规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古老的东方大国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秉承以人民至上超越资本至上、以共同富裕超越两极分化、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超越物质主义膨胀、以世界各国一律平等、共同进步超越霸权主义的发展逻辑，坚持中华文明的特殊性与人类文明的普遍性的有机统一，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全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在这一新形态文明的滋养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并深刻影响和塑造了“东升西降”的世界格局。
二、人类文明形态的应然之境与发展逻辑
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矛盾，“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由社会矛盾驱动的人类文明进程是应然与实然、逻辑与历史、真理与价值、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历史不可避免地转向世界历史，人类文明也必将循其内在规律不断发展。在遵循文明内在规律基础上迈向人类文明应然之境，在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中开创文明新形态，既是理论之需要，也是实践之必然。概括地讲，人类文明形态的应然之境与发展逻辑包含以下基本内容：
其一，在人类文明的价值追求和发展归宿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文明的崇高理想与目标，人类文明的应然之境必然是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前提，以实现全人类解放为价值旨归，与此相适应，文明演进的人间正道必然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其文明形态在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黑格尔曾将世界文明历史视为绝对精神的自我演化，“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 并将人类文明演化勾勒为亚洲是文明的发源地、欧洲是文明的中心、日耳曼文明是文明的最高目的的“正—反—合”的思辨图景。这种文明观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而不断翻新，同时也在思想上为海外殖民扩张的历史鸣锣开道。实际上，不以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为目标的文明，即便在短期内达到了某些目的，也只是片面的、局部的、短暂的文明，作为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对立统一的资本文明绝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类“文明的终结”，而“文明的冲突”也绝非人类文明的常态乃至规律性存在。纵观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 文明之间由尊重代替霸凌、对话代替对抗、互鉴代替自闭、融合代替冲突才是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因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规律和为人类求解放的崇高使命，人类文明的应然逻辑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社会主义文明不是与资本文明并驾齐驱、等量齐观的共时性“同质”文明，而是吸纳包括资本文明合理要素在内的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扬弃资本文明、迈向自由王国的文明新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和正确道路指引，凝聚亿万人民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时代表征。
其二，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解决的问题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社会的和解既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类文明由其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螺旋上升的过程中的不竭动力，人类文明的应然逻辑就在于促进和实现“两个和解”，与之相适应，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各文明主体应当积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大历史观的视角来看，“内在对抗”的文明形态必然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社会的紧张，尤其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同时，“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广大的拉美地区、亚洲以及非洲地区，不顾本国特点，片面沿袭和模仿西欧、北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都面临严重问题。因此，要破解人类文明困境，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就必须彻底解决和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社会的和解，“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因此，真正实现“两个和解”，积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必然选择。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积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消解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实现了对以往人类文明形态的辩证否定和积极扬弃，是一种遵循文明发展规律、把握历史主动的自觉自为的过程。
其三，在人类文明的构成要素和发展方式上，“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文明是由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各要素联系而成的有机系统，蕴含其中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文明要素，只有彼此协调、有序并存、优化结构，才能实现系统大于各要素之和，从而不断推动文明发展进步。以文明的核心要素来分类，世界上现存国家可以大致划分为以单一或多个民族为国民主体的民族国家，以共同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国家和以追求价值无限增殖的“公司型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可见，我们不能以“民族国家”或“想象的共同体”等西方理论范式来裁剪中国，实际上，具有超大人口规模、超大国土面积、超长历史纵深、超长文化血脉、历经千年而不衰、久经磨难而弥坚的中国堪称文明型国家——一种“文明向心力”和“政治向心力”同频共振、同向聚合的共同体。“文明型国家”既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又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切实维护，它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是真理与道义联袂共生的结果。迄今为止的中华文明历史表明，中国的政治管辖范围与文明辐射范围高度重合，是一个多元一体、向心力强、包容度高的文明。“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始终注重文化认同、文脉赓续和文明传承，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文明要素协调发展，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中迸发出了强大生命力，彰显了上下一条心、全国一盘棋的显著优势，克服了西方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和两极分化的弊端，是人类文明发展方式的重大革新，表征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前进方向。
其四，在人类文明的评判标准和递嬗原则上，人类文明进程是逻辑与历史、价值与真理、曲折与前进的辩证统一，文明的应然之境必然以现实的人为价值基点，既要顺应文明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又要促进为人类求解放的崇高事业。“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时，以资本为本、本国利益优先、资本增殖为主导逻辑的资本文明，炮制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变种和“无头脑的意识形态浅见”，为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在全球扩张辩护。实际上，“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构筑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基础，实现了文明理论的范式革命和文明形态的伟大创造，推动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伟大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解决人类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缔造了既遵循人类文明客观规律又担当为人类求解放崇高使命的人类新文明。
遵循人类文明形态的应然之境和发展逻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是真理与道义的联袂共生。概括地说，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人类文明形态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文明
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第一个特征。人类文明的终极价值在于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如何理解全面发展，恩格斯有一个很好的表述，这就是在未来社会，“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摆脱自然的、社会的和思想的束缚与压迫，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自身的主人，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抽象统治、虚假民主和形式自由等旧文明缺陷，开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全新文明形态。
第一，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首先要求人们必须掌握自然界的规律，利用自然界的规律，从自然界中获取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料，做自然界的主人。认识自然规律，超越资本占有劳动和控制社会的逻辑，实现每个人经济解放，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但是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克服资本占有劳动和控制社会的状况，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由生产关系转化为资本权力再转化为超经济权力”。资本文明“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平等恰恰意味着不平等，自由恰恰表明不自由，博爱恰恰表明仇恨”。因此，资本主义文明只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必须予以积极的扬弃，“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而“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自我异化与扬弃异化的矛盾运动的时代表征和必由之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对私有财产的简单否定，而是积极扬弃资本，发挥其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文明作用，同时又有效地驾驭资本逻辑，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为资本设置“红绿灯”。这从根本上克服了“粗陋的共产主义”那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人的全面解放创造更高水平的物质文明，扎实推进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平衡了经济社会发展与增进人民福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改写了文明的世界版图，深刻影响和塑造了“东升西降”的世界格局，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明新发展、社会主义文明新境界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二，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要求人们必须把握社会规律，实现政治解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和当家作主，做社会的主人。政治文明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表征国家制度体系、治理体系及其内蕴的价值体系等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的进步状态。“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人类政治文明是伴随着国家而产生的，并形成了长期的“国家—社会”结构形态。近代以来，政党作为平衡国家与社会日益尖锐矛盾的新要素应运而生，成为政治文明的主体力量，由此形成了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国家—政党—社会”的结构形式。政党作为阶级斗争的产物，必然是一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资产阶级政党在本质上“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与之不同，无产阶级政党是追求人类解放、形塑政治新文明的积极力量，“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文明”。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无愧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伟大探索者与光荣缔造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伟大梦想，实现了以政党为主导力量统摄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突破了“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非此即彼的政治整合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超越了其他任何政党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的弊端，超越了资本主义否决型政治的困境，推动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高度。
第三，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还要求人们必须掌握人自身的规律，锻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批判的武器”，实现人的精神解放，做人自身的主人。要正确认识人类整体和个体的“自我”，摆脱人自己对自己的奴役和压迫，就必须认识和把握人类自身的本质和规律。从观念上说，资本主义文明深受西方哲学传统的影响，在根底上都体现为一种主客二分、心物二分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这一倾向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造成了物质与精神、知识与智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导致了人与自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同时，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由于货币成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资本取代上帝成为价值虚无世界里新的护身符。
历史深刻昭示，唯有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才能促进思想解放和文明发展。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意识形态都是某种特权阶级利益的言说，“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 实际上，“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和“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 以“为人类求解放”为终极价值，实现了真理性与价值性、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中国共产党通过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书写了中国的崛起这个“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大事”——“中国故事”，而且在百年团结带领人民的伟大斗争实践中锻造和熔铸了伟大的“中国精神”。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促进了人类思想解放，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文明发展，“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是我们掌握历史主动、凝聚奋进伟力的强大思想武器。
综上所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是经济解放、政治解放和精神解放的有机统一的文明形态，是实现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和精神上全面当家作主的文明形态。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
人与自然的和解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拓展和深化，而且是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开拓和创新，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崭新的发展方式、文明观念和价值理念。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恩格斯也强调，实现人类解放必须以“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为条件。可见，人与自然的彻底和解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明的基础。“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 本来就是自然的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根据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同水平，人类文明依次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也有敬畏与崇拜、顺从与改造、征服与掠夺的不同形态。回顾人类文明走过的历史轨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蔓延，正是资本逻辑无限价值扩张所带来的恶果。尤其是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掠夺。这种生态帝国主义的做法使人类陷入了生存的困境，于是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应时顺势，站在人类文明形态更替的历史高度，主动顺应文明转型的时代要求，准确把握新型社会文明形态的本质特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转型新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地位更加突出，生态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绿水青山铺就的金山银山，书写着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篇章，促进和推动了生态文明的范式转型，并且创造出引领未来人类发展的崭新文明理念。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文明
社会文明是对人类社会公共生活的进步状态及其发展进程的总体描述，是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的标识，也是衡量国家软实力和社会先进性的标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与交往方式的矛盾运动，“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两个和解”理论的历史赓续与实践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语境下，社会文明扬弃了资本文明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两极分化的根本弊端，寻找到一条切中中国实践、具有中国特色、蕴含中国智慧的现代社会文明形态的发展之路，开创了“中国之治”的新境界。
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以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走出了两极分化的文明困境，是有灵魂、有方向、有深度的文明形态。中国共产党以百姓心为心，以追求“国之大者”、实现人民至上为政治属性，以立足基本国情、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治理逻辑，以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为政治品格，以践行人民中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治理目标，勾勒和诠释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
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明基因，有效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虚无主义病症，是“有根”“有魂”“有梦”的文明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关系中，由于“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 虚无主义自然成为资本主义的典型病症。与之迥异，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之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固本培元、立根铸魂、守正创新，“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缔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鲜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和中华民族底色，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五位一体”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文明
文明作为进步开化状态的标志究竟包括哪些指标，学界并未形成统一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面呈现和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具体内容：
第一，“五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文明坚持统筹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系统合力，创造出了既富有效率又兼顾公平的物质文明，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困境。政府与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是物质文明发展的两大“推手”。“从斯密‘守夜人’式小政府，到‘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的‘父爱主义’大政府，人类沿着这一谱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当今时代，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采用“自由市场 最小国家”模式，实际上，这种模式不但出现了“市场失灵”，还出现了“治理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上成功探索出了“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 的新道路，妥善处理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实现了与时俱进、因势利导与动态平衡。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在发展的基础上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成功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实现了“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 的创新发展，为进一步提高共同富裕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根基。因此，社会主义文明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社会主义“有效市场 有为政府”的新发展道路，为解决人类文明发展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五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文明缔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高度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了党争民主和否决型政治。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历史观来看，民主既是作为手段的国家制度，也是作为目的的价值理念。在西方社会，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具有进步性质的“民有、民治、民享”逐步异化为“脱离民众、收买选民、愚弄人民”,兼具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的“民主”稀释和异化为徒具形式意义的“选举”,“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多党竞争和政治极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撕裂，“多数民主模式是排他的、竞争性和对抗性的”，使国家陷入各种阶级、族群和党派冲突中无法自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实际国情有机结合，将人民民主发挥作用的程序和空间拓展至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过程，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避免了为邀宠选民而许诺无限福利导致的民粹主义，有效避免了“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进入休眠”“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表演型政治和装饰性民主，超越资本主义将民主局限于“投票”的“选举民主”，超越资本主义取消政治献金上限带来的“腐败合法化”，实现了人类政治文明从程序民主到实质民主的巨大变革。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多党合作的协商治理超越西方党争政治，有效避免了“否决型政治”。与“拳击赛”式的西方选举民主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接力赛”的方式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第三，“五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文明描绘出精神文明的最大同心圆，摒弃物质主义膨胀的单向度现代化旧道路，有效克服了身份政治逻辑导致的社会撕裂。价值观是精神文明的内核，是生产关系在价值领域的集中反映与外在投射，积淀着一个民族最深层次的价值追求，指引着社会共同体的前进方向。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核是个人主义，其当代变种是“身份政治”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不同，身份政治逻辑认为社会运动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在于“阶级结构”，而在于人们在种族、性别、性取向、公民身份、信仰等方面的身份。实际上，身份政治的本质是资本主义人为制造诸如男女对立、种族对立、宗教信仰对立、性取向对立等多个群体间的对立。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与“身份政治”价值逻辑迥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倡导和践行“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历史从来不偏爱哪个政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诞生之初时中国300多个政党中脱颖而生，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始终不渝坚持和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发展的初心和使命，不断凝聚全社会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重要法宝，是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极大推动了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进步。
第四，“五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文明充分践行社会文明主体的人民性，坚持和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享的共同富裕，超越资本主义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两极分化的发展模式。考问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就会发现资本主义的社会文明形态只是一种历史的、过渡性的阶段，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资本积累的内在规律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 从根源上讲，造成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资本逻辑视域下的工具理性把人当作工具，而人本逻辑缺位消解了价值理性，这些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决定着人类文明必然要向更高层次的社会文明形态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社会文明形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幸福而奋斗。心中装着百姓，手中握有真理，脚踏人间正道，我们信心十足、力量十足”。因此，坚持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根本价值立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西方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压迫受剥削的资本文明形态具有本质区别。
第五，“五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文明应建设生态文明共同体，真正超越资本逻辑与生态帝国主义。人与自然界本身就是统一的。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得好，就必须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因此，“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进行了中国式表达，创造性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超越了学界人类中心和自然中心的对立，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综上所述，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消解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开辟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的新路径。
（五）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占领了真理和道义制高点的文明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占领了真理和道义制高点的文明，首先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时代表征与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伟大创造。人类文明历史深刻昭示了时空上从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结构上从“物对人的抽象统治”单一物质文明演化为社会主义五大文明的和谐发展、形态上从“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的低级形态发展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高级形态的发展规律。“世界历史意义的呈现，意味着能够真正承担起世界历史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充分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守正创新，探索出了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样态、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并将继续把这种新文明带到更高水平——一种超过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新文明，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辩证否定的新文明形态。
其次，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是实现人们美好生活向往、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间正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中国人始终认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与西方依靠坚船利炮、战马长矛的掠夺式现代化不同，中国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激发主体性力量，开辟了自觉、自立、自强、自信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会更无意去伤害和牺牲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强国，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绝不是仅仅实现了自己国家发展而不尽国际义务的道路，因此也就没有什么“金德尔伯格陷阱”。人类文明历史深刻昭示，不同特色和风格的文明不仅不是“冲突”的，而且可以互相激荡，互相推动，从而为其他文明提供可资借鉴的“他者”或“他山之石”。“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缔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中华文明的特殊性与人类文明的普遍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积极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互学互鉴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开辟道路、积累条件。“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中国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广泛赞誉，展示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中国无愧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无愧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力量。
最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真理制高点和道义制高点的有机统一，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 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当前，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人类文明发展道路选择无非就是两条：一是复制移植欧美国家的文明发展道路，二是独立探索适合本国的文明发展道路。从实质上来讲，西方的文明发展道路就是西方国家压榨发展中国家，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支撑西方国家发展的不平等道路。这样的文明发展道路，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法复制，也不能复制。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全盘西化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以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为中心的理论框架，探索出了一条既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又符合中国国情的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容不可以复制，但是它的原则和启示却是可以借鉴的。从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特殊，人类文明形态是一般。任何特殊都是一般，所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且还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为世界谋大同。“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心骨和定盘星的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设想——“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沿着这条道路前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会变成现实。这也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所在。
结论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问题、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伟大创造。这一文明新形态坚持社会主义五大文明的有机统一，消解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超越了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对以往人类文明形态的辩证否定和积极扬弃，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因而，占据了人类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马克思曾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和实践充分彰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与发展开放性，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理力量与道义力量，是中华文明的历史昭示与革故鼎新，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创造和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孙熙国，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绍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北京10087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p26—p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