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胜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深刻认识到我们已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国内外大循环的动力和活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并且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而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内容，在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2022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要抓好“五统一”：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
我国当前的核心竞争优势已经不再是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而是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因此，发展的关键在于挖掘和发挥出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在需求。我国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以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首先，要处理好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相关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市场主体已突破1.6亿户，由此可见民营经济的地位与规模。
其次，要辩证统一对待“五统一”的关系。从全产业链的角度来看，生产需要有要素投入，因此首先要从源头上做到市场的统一，即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保证市场主体可以公正公平地获得各种市场资源，允许人才、资金、土地、数据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尤其是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中蕴含的价值潜力亟待释放。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2022年1月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进一步提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初步建立。要素投入后，最终目标是实现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统一，落实内贸市场和外贸市场的“三同”标准，降低贸易成本、废除贸易壁垒、推进地区贸易合作，禁止形成地区的小循环闭循环，努力形成国内的大循环。
第二，积极改善营商环境，有效推进投资的便利化。以稳预期为起点，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金融为方式和手段，实现稳就业的最终目标。稳预期方面，国内预期在于客观认识现在面临的“三期叠加”的态势，国际预期在于认识到现在面临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在政策预期上需要加强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
第三，通过宏观政策发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而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扩大消费。首先，中小微企业贡献了我国80%的就业，是创造就业岗位的市场主体。要提振消费、保障内需，就必须保证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帮助其度过艰难时期。而我国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主要目标之一也是为中小微企业纾困。其次，保障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的稳步提升也是挖掘内需潜力的重要前提。积极的财政政策坚持减税降费，适当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将资金合理运用于“三保”，即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并且要保障资金直达机制的畅通，进而合理促进国内大循环。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非要“闭关锁国”，内外循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外循环也同样重要。促进外循环，要“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格局。
40多年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在第一阶段，完成产品型的开放，积极融入全球经贸格局，成为跟跑者。在第二阶段，逐步开放要素市场，并且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提升、制造业规模逐步壮大、外汇储备规模位列全球第一，已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逐渐从跟跑者转向并跑者。在第三阶段，应该切实推进制度型开放，创新构建全球经贸活动的规则、制度、标准，积极参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
放眼未来，要进一步促进外循环，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
第一，促进开放的多元化。开放的多元化又可以拆分为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贸易形态的多层次化、出口主体的多元化。在出口目的地方面，积极开拓新兴国家市场，实现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有利于降低出口风险。在贸易形态方面，中国以往的贸易形态以线下实体外贸为主，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应积极推进数字商品贸易，如各种软件的进出口执行服务等。在出口主体方面，应积极发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重要作用，发挥各类出口主体的不同优势。例如，民企由于其机制灵活性、需求响应速度优势，在小商品和简单制造品制作上有比较优势，应出口与民生消费相关的产品。而国有企业制造能力、资金实力、规模优势领先，应更多着力于生产和出口机器设备、机械制造等大中型产品。
第二，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我国应该通过扩总量、调结构、树特色、减逆差的方式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挖掘各行业，特别是在运输、旅游、医疗等行业的比较优势，扩大我国各行各业的核心竞争力，利用数字手段进行产业赋能，实现数字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数字化，打造“数字中国”。
第三，扩大出口，通过降低进口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等手段持续主动地扩大出口，通过扩大出口来引入高质量中间品、引进技术，进而提升居民的消费者剩余，增加居民的获得感。
第四，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走进去是指提供更多社会服务，做到民心相通。走上去是指应该提高我国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的质量，带动我国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发展。
第五，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鼓励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进出口贸易。
第六，推进区域合作，短期内重点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协定谈判，加快推进辽宁乃至整个东北的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必经之路。我们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辽宁大学校长 余淼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