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先生于2023年2月27日夜永远离开了我们。在书房中再次抚读先生著作，不禁大恸。恩师已去，先生在北大课堂上纵横捭阖的风采，他对晚辈学生言传身教的恩德，他对中国经济学和中国改革的卓越贡献，却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先生50年代初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他对经济系的一批学问渊博的老师保持着终生的敬意与感恩之情。2012年北大经济学院（系）百年庆典之时，我向先生约稿，他派人送来手写的厚厚一沓稿子，以充满感情的文笔记述了60年前陈岱孙、赵迺抟、陈振汉、罗志如等老先生对他的教诲。厉以宁先生不仅传承了老先生们的学问，而且把老先生们的风骨和精神也传承下来了。厉先生个性鲜明，在课堂上可以说“旁若无人”，臧否人物，极其自信，颇有阳明先生所说的“狂者胸次”。课间一支香烟，烟雾缭绕中与学生谈笑自如，悠然自得。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厉老师先在黑板中间画一根竖线，说：“今天讲某某理论。左边是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下面主要讲厉以宁的观点”。厉老师讲课从来没有一句废话和客套话，即使在北大为厉老师庆祝80大寿而举行的盛大庆典中，厉老师也是没有一句废话和客套话，而是直奔主题：“今天我主要讲以下五个问题”，那种气场与风范，全场震撼。那种典型的锐利斩截、直率坦诚、毫无乡愿的“厉以宁风格”在别处是很难看到的。今天，我们在北大恐怕再也看不到厉老师所“创造”的那种授课和讲座的盛况：教室的讲台上、过道中都挤满了学生，厉老师踮着脚来到讲台（怕踩到学生），在围坐的学生中侃侃而谈，听者如痴如醉，即使老师偶尔的口吃也变得如此生动而富于感染力。
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学养深厚，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在1986年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厉以宁先生曾经详细总结自己的经济思想，认为自己的重要理论观点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和“三个理论”。“三个层次”是：体制和给定体制下的经济运行、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简称“体制、目标、人”。“三个理论”是：“第二次调节论”、“平衡非目标论”和“所有制改革论”。除了在经济学理论方面有很高造诣，厉以宁先生还是一位极为杰出的经济史学家，他在外国经济史学方面也成果丰硕，出版过《希腊古代经济史》、《罗马-拜占庭经济史》、《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工业化和制度调整》、《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与罗志如合著）、《厉以宁经济史论文选》等经济史著作，先生这方面的成就，大家注意的不多。厉以宁先生富有生活情趣，一生填词作诗千余首，诗歌风格清新隽永，富于哲理，深为学生所喜爱。师母画画，先生常常题诗于画上，诗情画意，相得益彰。我入北大三十多年来，几乎读遍先生之文章，先生在耄耋之年，仍常有大部头作品问世，其学术生命之蓬勃旺盛，令学生惊叹！从涉猎学术领域之广、著述之丰来说，当代经济学家中恐怕罕有与厉老师匹敌者。厉老师是一个勤奋的写作者，他写作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必在原稿下垫上两张复写纸，这样就一式三份，自己留原稿，其他两份用于给杂志报刊。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厉以宁先生认为，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一理论的提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解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禁区”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其他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
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杰出的经济学家为推动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做出了积极贡献，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
厉以宁先生一生治学极为勤奋，著述达两千多万字，涉猎广泛，学养丰赡，而且在学术上敢于言别人所不敢言，常常冒着巨大的风险、承受巨大的压力，遭受外界很难了解的很多磨难和挑战。厉先生从大量实地调研和理论研究入手，以自己对中国经济的深刻洞察和数十年精研深思而提出自己的理论命题，他对自己的理论很自信，从来不畏首畏尾，而总是直言敢言。在光华管理学院西侧有一巨石，上面镌刻着先生题写的两个大字“敢当”，他一生都在践履这两个字。他的很多思想在当时提出来，所遭受的压力难以想象，天晓得他是怎么顶住的！晚年先生对于中国农村的研究、关于减贫的研究、他的田野调查方法，对我影响很大，他的走遍天下、将理论植根于中国大地的方法论，深深影响了我的中国农村研究和中国经济研究。我关于农村和减贫的研究、中国农垦体系的研究、中国工业化和企业改革的研究等，实际上都在沿着厉老师开辟的道路上走，在方法论层面、在关注的问题层面，我受到厉老师无声的感召和影响。然而，最值得学习的，是先生高尚的人格和处世的智慧。先生为人坦荡，心宽，廓然大公，无所畏惧，从不乡愿，即使在遭受非议的低谷时期也能够处之泰然。1955年，厉以宁先生填了一首《鹧鸪天·大学毕业自勉》：“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这首词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先生一生治学精神的写照：百折不挠，兼收并蓄，虚怀若谷，只事耕耘而不计收获，终于成就一代大家。坚守学者的人格操守，以淡泊虔敬的心态处世做人，以谨严诚实的态度奉献于学术，这就是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百余年以来数代北大经济学人的品格。
2023年3月4日，在大讲堂以挽联一幅送别先生：
独立无畏，磨折无悔，忧患为民生，九十载沧桑苦索，人格伟岸终不朽；
直道以行，淡泊以宁，尽瘁在复兴，两千万雄文典册，学术崇隆乃永光。
2023年3月4日
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