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刊发了方勇先生的鸿论《六论“新子学”》，文章从孔老地位问题入手，指出应平置“孔老”，重视老子在子学时代的开端地位，并由此展开对中华文化格局的反思。方勇先生对老子和子学时代重要性的强调，准确精当且恰逢其时。但如果把平置“孔老”的问题置于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进程中观察却会发现，将老子的长期边缘化归因于独尊儒术传统下的文化惯性，以及“在先秦百家争鸣之初，诸子各派从未呈现出价值上的优劣和地位上的主次”的观点仍有值得推敲与商榷之处。
反观整个中华文化发展的进程可以发现，尽管孔子和老子均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二者在地位的形成时间、途径等层面实有巨大差别：孔子的地位之尊是从轴心时代到一统局面下历次文化选择的结果，而老子的地位之尊则更多有赖于文化记忆的后世重塑。
一
从春秋战国到独尊儒术之前，是中华文化发展变迁的关键时期。其间所取得的思想突破，不仅深刻影响了后世学术与思想的发端和发展，更在代代传习中逐渐内化于中华文化传统与国民气质。而孔子正是这一时代的开启者和重要参与者：“从孔子开始到秦完成统一的三四个世纪里，中国人的基本思想得以奠基。从那时起，支配着中国人心灵的观念以及周代的社会和政治元素，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今后中国的历史。”（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出于对孔子文化地位的认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言及“轴心时代”时特别把孔子置于首位：约公元前800—200年之间，特别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国的孔、墨、老、庄，印度的释迦牟尼，波斯的琐罗亚斯德，犹太的以赛亚，希腊的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等“贤哲”几乎同时出现。这一时代的思想空前活跃，并对各主要文明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作用。而柳诒徵更是直言孔子是五千年“中华文化之中点”，“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中国文化史》）。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以上学者对孔子的评价是切中肯綮的。
与其他诸子不同，对孔子的推崇从子学时代之初就已然开始了。例如《墨子》中就记载了公孟子和墨子之间关于“若使孔子当圣王”的探讨，并称“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孔子逝世的时候，鲁哀公诔文称他为“尼父”。此后，对孔子的尊崇也延绵不绝，在西汉孔子被奉为“素王”；北魏孝文帝称其为“文圣尼公”；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代称孔子为“至圣先师”。而这背后的原因，正是传统中国对孔子文化地位的一致认可。
以上的一切又与孔子作为子学时代开创者的身份密不可分。
其一，孔子是私学兴起的关键人物。春秋时期，周室东迁，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王官流散，庠序废坠，由“学在官府”变成了“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学术下移，私学渐兴。诗书礼乐向民间扩散，文化职官四处流散：“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论语·微子》）其中的有识之士开始以个人的身份授徒讲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初出现的私学。孔子并非私学的首创者，但以其规模最大而影响最为深远。孔子弟子徒属众多，“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史记·孔子世家》），其中“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史记·儒林列传》），这不仅为孔子思想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也为百家异说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其二，儒墨之争是百家争鸣的开端。在“道术为天下裂”的过程中，儒家与墨家率先展开争鸣：“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淮南子·俶真训》）。这一时期，思想空前活跃，文化盛极一时，各种观点并存，各类激辩层出，儒墨也由此成为子学时代百家争鸣中的两股重要力量：“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多数诸子论争也都是在儒家所提供的框架下进行的，孔子和儒家成为诸子难以绕过的话题，正如孟子所言：“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其三，孔子以“仁”与“礼”为核心，依托儒家思想完成了对三代文化的总结。从文化上而言，儒家思想与三代，尤其是西周文化存在密切关联。胡适先生的《说儒》曾认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孔子虽为殷商贵族后裔，却无比向往和推崇“郁郁乎文哉”的西周社会，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中庸》中孔子对鲁哀公也曾提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正如杨向奎先生所指出：“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二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五千年“中华文化之中点”（《中国文化史》），孔子又是链接起三代智慧、轴心文明与一统背景要求下的学术文化的重要一环，成为秦汉一统局面下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力量。
汤因比在讲到世界文明时，非常看重“大一统”问题，认为其中既应包含国家的一统，也应包括宗教的一统（《历史研究》）。具体到中国，随着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秦汉帝王面临着文化统一的重要任务，客观上要求改变春秋战国以来“道术为天下裂”的局面。在这一文化转型与重建的关键时期，秦火之后的汉代社会迫切需要从幸存的三代文化与百家智慧中寻找长治久安的经验与依据。通过对历经百家争鸣、辩难吸收、秦火之祸而流传至秦汉时期的三代遗存及“轴心时代”智慧的搜集、选择与承继，汉代最终确立起适用于统一局面的文化价值体系：儒学以“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形式脱颖而出，成为汉代主流学术思想。其中所承载的“支配着中国人心灵的观念以及周代的社会和政治元素”（《中国思想之渊源》）也成为统一文化体系与士人精神世界建构的重要来源，以及千百年来延绵不绝的优秀“文化基因”所在，此后两千年中国文化发展格局也由此奠定。
从《荀子·解蔽》中，我们或可窥见儒学最终脱颖而出的部分原因：“昔宾孟之蔽者，乱家是也。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埶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荀子认为与诸家学术相较，唯独孔子所得“周道”是治理天下的最佳学说。荀子之后，前贤时修探讨独尊儒术的原因时，也多把目光集中在儒家学术自身特点上。例如，钱穆先生称，武帝时渐臻太平，“惟经术儒生，高谈唐虞三代；礼乐教化,独为盛世之憧憬。”（《秦汉史》）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文化记忆》通过对古埃及历史研究发现：一种文化形态的建立,需要经过“回忆文化”“记忆文化”“文化认同和政治想象”三个过程（《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有汉一代的“文化认同与政治想象”中，首先包含了对“周道”即西周社会文化的向往与想象。秦世短祚，享国近八百年的周朝及与之相表里的“周道”成为渴望建立长治久安局面的汉朝认同与效法的主要对象。汉“伐秦继周”的说法大行于世，“汉家法周”（《史记》）的观念也被西汉社会普遍接受，“班固《汉书》中的‘登我汉道’与《诗经》里的‘周道倭迟’遥遥贯通”（陈君《汉帝国的历史书写与文本权力》）。在这一背景下，汉代统治阶层在其“文化认同与政治想象”的过程中，无疑会从效法周道，渴望一统的儒家学说入手，寻找相应的文化内容与资料依据。
有别于其他诸子各家，孔子和他的学派以五经作为三代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从孔子的“述而不作”到孟子的“以意逆志”，通过经典的整理与阐释掌握了文化回忆重塑的主动权，建构起对周代的想象与叙述，为后世提供了系统的有关周朝的文化记忆，更为秦汉时期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孔子以五经教授弟子，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汉书·儒林传》），历经战国以迄秦汉数百年间的代代授传，在齐鲁之地形成了儒学丰厚的社会根柢和人才基础。“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天下》）的情况一直延续至汉初，汉初五经八师有七位（辕固、浮邱伯、伏生、田生、高堂生、胡毋生、申公）是齐鲁人士，几成垄断之势。而据《汉晋文化地理》统计，汉代经书的发现和授受主要集中在齐鲁地区，“齐鲁一带重经术，是儒家文化盛行之地。出书可考者68种，其中六经、《论语》、《孝经》与诸子儒家类有52种，占四分之三以上。”随着经学传承的延绵不绝，三代以来的社会理想与春秋以降的士人精神，也因其承继改造而得以在新的文化环境中落地生根、焕发生机，继而流传千载、泽溉百世。
三
方勇先生提到，传统文化中“忽视老子的现象其实是文化惯性使然，在独尊儒术的传统下，人们排列典籍已经习惯将儒家尤其是孔子放在优先位置”。然而查考早期典籍能发现，与孔子身后即获社会及文化认可的情况大不相同，老子地位之尊恰恰是伴随着儒家影响的广布而逐步提升、历代层累的结果。
与孔子不同，早期有关老子的记载存在诸多可疑。例如，多有前贤时修认为孔子见老子一事，乃至老子其人都是出于攀附儒家的虚构。早在唐代，韩愈便指出孔子师事老聃一事虚构荒诞；宋人叶适更是认为这出于道家后学的伪托；清代崔述对此也有疑问，认为《论语》中素来对贤能卿大夫记载详备，却偏偏对此事并无只言片语的记载。此外梁启超，孙次舟，钱穆等诸学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否认了老子的存在。而承认老子确有其人的学者，也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老子与孔子同时而略早，如胡适、徐复观等；而另一派学者则认为老子为战国时人，远在孔子之后，如冯友兰、顾颉刚等。以上诸多争讼足以证明，老子的早期形象是模糊不清的。此外，《史记》中的相关记载也是有力佐证：司马迁将孔子及其弟子列入世家，内容充分详尽；而在描述老子时，不仅将老庄申韩置于同一列传，有关老子的描述也寥寥数笔且颇多猜测。
有关老子的早期文化记忆的阙如，使得我们无法对当时的孔老地位作出直接判断，而对子学时代孔子与老子地位的判定，或可以从彼时的儒道关系、孔老次序等记载中窥见一斑。通观整个子学时代，儒墨并提、儒先道后的情况最为普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又以《庄子·天下篇》与《论六家要旨》为最。《庄子·天下篇》以儒、墨、道的顺序，将道家置于儒墨之后；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则以“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的顺序，把儒家排在第二位，将道家置于最后。两者均对天下学术进行了评价。从中可见，从道家影响渐起的战国后期到独尊儒术之前，儒先道后的顺序是一直存在的。从儒墨“俱为显学”，到“天下不归杨则归墨”，再到儒先道后的排列顺序，从侧面为我们展示出了道家学者在提升老子身份与地位上的努力。早期孔老并称的问题，目前可见的最早且最直接的记载在枚乘《七发》中，有“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一句。其中明确把孔子置于老子之前，鉴于《七发》创作于独尊儒术之前，可见，当时孔先老后的地位已然形成。
老子的形象和事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丰富，正是文化记忆不断重塑的结果。与记载大量孔子见老子故事的《庄子》相比，同为道家著作的《列子》出现于《庄子》稍前，也较早记载了老聃事迹，但是其中不仅从未涉及孔子见老子一事，对孔子的称引也远多过对老子的称引，其中“仲尼”出现10次，“孔子”出现达40次之多，而“老聃”“老子”却各仅有4次。这也从另一侧面为我们展示了子学时代孔老地位的真实情况。
孔老并称、平置孔老的情况并未出现在子学时代，而恰恰是出现在了独尊儒术之后，人们对老子的认可又往往与儒学的发展相表里。汉唐之间，老子不断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孔老并列的情况也愈加频繁。东汉时期，孔子和老子形象相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神化，道教的初期形态五斗米道也在此时出现。此后魏晋玄学的出现，更是儒道碰撞融合的产物。
唐宋思想大变革时期，“道不同”的情况在唐宋思想界尚未扭转，儒家仍在有意识地将自身与道家进行区别，如韩愈《原道》开篇就是对儒家之“道”与老庄之“道”的明确区分：“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但是在宋代的政治领域，孔老的结合却日渐普遍，并出现了孔老并置的情形，老子在思想和政治层面的影响达到了新的高峰。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集中在北宋帝王与士大夫在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尊孔、崇道上。宋真宗追封其祖先赵玄朗为“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真宗”。他在曲阜祭孔、将孔子封为“至圣文宣王”的同时，又前往太清宫祭祀老子，将其奉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更有甚者，北宋后期宋徽宗信奉道教，自命为“道君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拥有政治领袖与宗教领袖双重身份的君主。此外，熙宁变法的主导者王安石也将统合儒道、援道入儒的尝试应用于思想与政治领域。王安石不仅撰《庄周上》《庄周下》两篇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其统合儒道的思路，更是直接将儒、道两家思想作为其熙宁变革的依据，如以《道德经》里“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来论证儒家礼乐刑政的重要性。王安石为阐明其政治治理模式而作《九变而赏罚可言》，而“九变”恰恰是《庄子·天道》中的内容。由此也可管窥道家对王安石熙宁变法的重要影响。以上种种，不仅是道家与儒家在外部形成分庭抗礼之关系和地位上升的缩影，更是道家思想在内部与儒家思想完成融通的表现。
将孔子与老子的地位判断问题放在两千年来中华文化发展变迁的大背景下予以历时性关注，可以发现，虽然孔子和老子的地位之尊均是文化重构和文化记忆重塑的结果，但孔老地位的逐渐平等却并非出现在子学时代，孔先老后才是子学时代孔老关系的真正面貌。此外，老子的地位升降往往与孔子地位的变迁如影随行，这也说明了孔老思想存在高度互补性。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方勇先生所呼吁的重审中华文化史中“孔老”的影响力，关注孔老在中华文化中的一体两面关系，是及时且必要的。
在现阶段的学术与文化发展进程中，平置“孔老”尤为重要。由于儒道两家始终与中国文化发展问题密不可分，因此摒除经学的遮掩、回归子学本真，重新审视至今仍然充满生命力的诸子思想并从中汲取智慧应用于当代，正是恰逢其时。
李华（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