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具有悠久历史的琉球王国遭日本吞并。台湾人应当再次审视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因台湾曾与这个近邻分享过“琉球”的名字，一起见证过明清构筑的中华世界秩序，更因为台湾与琉球同为近代日本征韩、征琉、征台系列扩张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琉球与台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的相似遭遇，让前者亡国，受殖民者严酷压榨；让后者与母国分离，成为被殖民者贬讽的“清国奴”。日本非但斩断中、琉的密切往来，更将琉球变成侵略钓鱼台和台湾的跳板。在日本的殖民地差序体系下，台人遭日人歧视之余，也受到较早成为殖民地臣民，同样受日人歧视的部份琉球人的再歧视。更有甚者，当台湾终结日本殖民，回归母国后，她的附属岛屿──钓鱼台仍受美、日掌控，且将其塞到琉球辖区内。对此，琉球人并无置喙余地。
日据之下台湾人受某些琉球人歧视，我们对琉球却难起记仇、报复之心，只是增加我们对琉球三度被殖民的不幸和三重后殖民经验的体会与同情。
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崩解
但从14世纪起，琉球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前现代东亚国际关系秩序——“天下”体系之中，与朝鲜、越南等“藩属”一起向明、清“朝贡”。在天下体系内，“天朝”不干涉藩属内部事务，不榨取其资源和经济利益；藩属政权在政治上寻求天朝对其合法性的背书，在经济利益上则更近乎单向受益。德川幕府建立后的日本，试图构筑与中国对峙的另一朝贡体系，但其目标却是控制朝贡国，反转朝贡国经济利益的流向。
17世纪初，日本萨摩藩成为琉球的第二朝贡中心，胁迫琉球将从中国获得的回赐和本国半数以上的财政收入交付给萨摩。萨摩长达270年的胁迫与压榨，留给琉球人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琉球两属，是明治之前日本企图打破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建立一种替代性国际关系结构的开端。
经由“维新”，明治政府主动接受迥异于传统东亚国际关系模式，却大有利于日本扩张的西方国际关系体系，包括附属于其下的帝国主义逻辑，于1872年废琉球国为琉球藩，并于两年后借口处理牡丹社事件攻打台湾；再过5年，索性吞并琉球。琉球人名义上变成日本冲绳县民，实际上却是日本帝国的二等公民。在日本帝国侵略亚洲和太平洋的战争中，琉球人的真实身分毕显无遗，他们先是成为砲灰，最终又在日本欺骗、胁迫之下集体自杀。试想当年美军如先攻台湾，日本给予台湾人的，将会是琉球人的待遇还是日本人的待遇？
日本战败，身为受害者的琉球未能获得美国支持，实现独立心愿，反而沦为美国军事占领地，开启第三次被殖民经验。美国占领琉球的目标，与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动机趋同：阻止东亚自主汲取其传统国际秩序中平等、互利、和平的精神遗产，维持由一个更强大的资本主义帝国主宰的亚洲秩序。
上述事实，有助我们理解具琉球特色的“后殖民”心灵现象：遭受萨摩压迫，却刻意向中国册封使隐瞒其处境的痛楚；在日本歧视下，只能再向下歧视台湾人的补偿；在美军占领下无法实现独立愿望，只能退而寻求“回归（战后具有和平宪法的）日本”的心境。与此同时，对抗殖民体制和殖民文化的呼声，仍存在于琉球社会深层：每逢夏历中秋，首里城都要复现琉球王国时代恭迎中国册封史的仪式。此举在曾有相似经历，但西式民族主义高涨的当代两韩与越南是难以想象的。韩、越一面利用西式民族主义反抗近代殖民主义，一面讳言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历史；琉球则在持续质疑日本统治合法性的同时，珍藏着一些东亚共同的历史遗产。
琉球历史映照中日不同价值
古代日本和琉球，都曾长期仰慕中国；在中国的价值体系与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式微后，两者的命运大不相同。
琉球以自身为中心观察近古和近代东亚国家间互动的历史，痛切体悟到中国的价值体系与中国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内在合理性，即：中国文化价值中具备自他谐和、扶持弱者、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普世和理性的成分；中华天下秩序在规范国与国关系时，形式上并不平等，但实质上是平等的；现代西方价值体系与国际关系体系在规范主权国家间与民族间的关系时，在形式上完全平等，实质上却不平等。
脱离“慕夏”阶段，迈向成熟的日本古代文化，则发展出崇服强者，轻视弱者的价值取向，并由社会层面引伸到国际关系层面。继拒绝向蒙元臣服后，14世纪后半期的日本再度拒绝向明朝朝贡，理由即在于轻视缺乏扩张意愿和征服能力的中国。但稍后，日本又与其他东亚古代国家一样，争相向明朝朝贡，原因也很现实，“朝贡”根本是中国单方面送钱送礼；平白获益的事，不做是傻瓜，但心中的鄙视却日渐增加。果然，17世纪后半期起，日本自命“中国”，德川家康在致明朝的国书中，标榜自己已是足以取代中华的“大日本”，欲将中国纳入日本的“华夷秩序”体系中，只不过这个体系的内在价值与中国的“华夷秩序”不同，其核心在于崇尚实力的“霸道”，而非崇尚道德的“王道”。
19世纪中后期，郡县制在中国已经实行了21个世纪，重整后的中华天下秩序也已稳定存在了6个世纪。这个体制的细节固然也依自身的逻辑而发生变化，但其主要面向，仍是稳定、和谐。与此同时，刚刚经历由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化，正在探寻转型初期方向的日本，遇到与其社会结构和演变方向类似的西欧以及延续西欧文化的北美，钦羡其国富兵强，乃彻底抛弃中国式“华夷秩序”的外壳，拥抱西方的主权─民族国家模式和附属在这个模式背后的帝国主义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西化的过程中，从未丧失民族自信，它对西方制度和文化的吸收，系建立于光大其民族传统的基础之上，包含霸道精神在内。反观中国，19世纪后期以来即开始丧失民族传统的自信，包括对王道精神感到自卑，曾试图以各种西方模式取代中国传统。将外来的价值普世化的结果，只能是将自我夷狄化。
琉球遭日本吞并，是中华世界秩序崩坏过程中倒下的第一张骨牌。但中国的传统价值，迄今仍受到琉球知识界的尊敬。那霸的冲绳县立博物馆，不仅呈现出琉球、朝鲜等国与明、清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忠实呈现了清朝先是阻止日本吞并图谋，后来苦心扶持琉球复国的史实。以中华王朝的天下体系对照美国主宰的主权国家体系，则前者在形式上不平等，而实质上平等，后者在形式上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的本像，就会凸显无遗。
琉球博物馆的展览内容，在当代中国、两韩与越南的博物馆中，都难觅踪迹。揆其原因，服膺西方主流价值下的历史论述与历史呈现，没有为东亚的价值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留下空间。一言以蔽之：自我夷狄化。
有必要认清，在中日、中美之间，价值观的差异迄今依然存在。中国、东亚的价值与西方的主流价值不同。我们不仅需要反省西方的主流价值，还应从东亚的传统中发展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的普世价值，即透过对传统的继承和重新阐释，使古老的价值再次展现其普遍性。孔子终生抱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理想，正是一个值得发展的、恒久的、普世的价值。
琉球地位与国际正义
古代中国王朝主导的“中华世界秩序”长期有效运作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内涵中包含更高的道德理想与价值。在这个体系中，见利忘义、违背伦理、恃强凌弱的行径受到鄙视和谴责，扶弱济贫、捍卫正义、维护秩序的举动受到推崇。“兴灭国，继绝世”的理想，诉求的正是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中的正义原则，即国家不分大小，凡曾拥有独特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的自治体，其历史和现实中的生存权力即应受到尊重；违背此一原则下的结果，必须更改，方合正义。这样的原则和价值，持续影响着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并在中国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以新的方式延续下来。
1879年，琉球遭日本吞并，琉球政界人士纷纷请求清朝介入，帮助琉球光复故国。清朝与日、美的折冲交涉，一度接受二分琉球方案，即琉球北部诸岛归日，南部诸岛划归清朝管辖。清朝的目标，不在于将琉球部分领土纳入自身的版图，而是借南部诸岛延续琉球王国的存在。
抗战前后，蒋介石不仅追求中国的民族独立，也将帮助亚洲各国脱离殖民统治，谋求独立、自由，视为中国的道德义务。一如支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越南革命者，支持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国民政府也长期支持主张琉球恢复独立的琉球革命同志会。日本败局底定之际，蒋拒绝考虑将朝鲜和越南作为战利品收归中国的建议，尽力扶持朝鲜、越南、缅甸、印度等被压迫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开罗会议期间，蒋两度拒绝罗斯福将琉球交给中国的建议，主张中美共管琉球，最终帮助琉球恢复独立。
蒋介石分别看待朝鲜、暹罗、安南、琉球与东北、台湾、西藏等地区的态度，即承继自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华世界秩序”中，朝贡关系、宗藩关系不同于直接或间接行政管辖。中国王朝在与琉球长达五百年的宗藩关系中，从未干预其内政；这与萨摩入侵，直接干涉琉球内政的情形迥然不同。蒋介石将中国历史上的国际正义理想与殖民地、次殖民地人民独立自由的价值结合，不承认明治以降日本对琉球的统治权，但不比照日本要求获得对琉球的统治权。在此，蒋的立场又与英国在战后极力维护其在亚洲殖民利益的态度迥然不同。
自开罗会议迄今，“中华/民国”政府坚持不承认日本对琉球拥有主权。1953年，美国有意将其占领下，琉球群岛北部的奄美群岛移交给日本，即受到将奄美视为琉球附属岛屿的台北方面强烈反对，《中央日报》在社论中宣示政府在琉球归属议题上所坚持的立场，即依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精神，盟国对于日本属领或托管岛屿，必须经过事前洽商，方能加以处分；同时强调保障琉球人民意志、捍卫国际条约精神的道德价值。延续此一立场，“中华/民国”政府也不承认1972年美国单方面进行“琉球归还（日本）”行动的合法性。
孔子终生抱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理想，映照出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中的正义原则，是一个值得发展的、恒久的、普世的价值；蒋介石致力维护遭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弱小民族和人民的独立自由权利，创造出在战后世界秩序中维护国际正义的新价值。琉球的地位和归属，应该在这样的原则和价值下接受审视。
远望琉球，欷嘘不断，思绪连翩。
本文曾以《琉球亡国135年启示录》、《琉球照见中日价值》、《琉球地位与国际正义》为题，分别刊载于2014年4月1日、17日、25日的《中国时报》时论广场。今重新整理并重刊其未删稿，以飨读者。转自《远望》2015年11月号（总3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