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政治学部部长，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是作者率领团队在近期调研基础上写成。
田野研究如同采矿，如果发现好样本，会欣喜若狂，从好样本中可以发现许多普遍性元素。社会治理首先要认识社会。近日去东风汽车制造厂所在地的湖北省十堰调查，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是如何生成和演变的。
东风汽车制造厂是20世纪60年代“大三线”建设的产物。以生产“解放牌”汽车而著名的长春汽车制造厂是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东风汽车制造厂因此称之为“二汽”，以生产“东风牌”汽车而著名。
“大三线”是国家基于战争准备需要，在中西部地区进行的工业和国防建设，建设项目均在偏远山区，十堰位于湖北、陕西、河南交汇的鄂北山区。出于战备需要，“二汽”的各个分厂建立在若干相邻的山沟里。因为设厂，偏僻的山沟里突然涌来大批职工，刚开始的生活条件特别艰苦。我们这次与第一批到“二汽”的老员工交谈，有的从接到通知的第三天便从“一汽”出发。有一位技术人员是从我校对面的测绘学院毕业直接分配到“二汽”，从此一直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大三线”设立在偏远的山区，当地没有相应的生活条件，这与“一汽”位于长春市有所不同。对于“二汽”来说，只能由企业自己满足员工的生活需要。首先是由企业发放各种生活物资，至今老员工对此还津津乐道；其次，企业兴办幼儿园、学校、医院等各种生活设施，调查时走在厂区，还可看到机关幼儿园的牌子，因为“二汽”，十堰成为南方少有的统一供暖的城市；再次，员工的后代就业渠道少，只能接父母的班，如今许多员工已是第三代了。就这样，围绕“二汽”，生成了作为“车城”的十堰市，生成了一个“单位社会”，单位便是员工的“大家”。当时的社会治理也容易，员工以厂为家，有什么事情由厂里解决。
“大三线”位于偏僻的山区，生活条件远不如城市。但对于农民来说，员工的待遇又让人羡慕。我下乡时，我的大姐已是“大三线”员工，她送了我一套工作服，我特别珍惜，衣服穿破了，补丁上面打补丁。不仅是因为这身衣服比农村的土布衣高级，更重要的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工农差别也使“单位社会”的治理更为容易，员工更加珍惜工作机会。
“大三线”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日子也非常好过，老员工们谈到当年的汽车销售“一车难求”时十分自豪。随着改革开放，“单位社会”开始发生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工人在社会地位方面有了“失落感”。当时流行的是“老九(指知识分子)上了天，老二(农民)分了田，不三不四(没有单位的人)赚了钱”。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更是推动着国有企业改革，企业很难再带着“社会”参与市场经济竞争了。“二汽”不仅与外资合资，更是将总部搬迁到大城市去了。一个新的东风汽车集团诞生了。
国企改革意味着“单位社会”的解体，必然面临着大量矛盾，带来社会“阵痛”。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便注意到这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武汉是近代产业工人集聚的地方，“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产业工人组成的“百万雄狮”威名远扬，我印象很深。我担任博士生导师后，专门指导一位博士生到武汉一家著名大型国有企业做田野调查，并以这家企业为样本写出学位论文。这位学生之后成为博士生导师，他指导的一位博士生以洛阳一家大型国企为案例写出博士论文。
尽管因为“二汽”的成功转型，“二汽”的员工遭遇了“阵痛”要少一些，但是仍然面临着诸多社会难题，这就是人们不能再像过往将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了，原有依附于企业的“社会”被剥离出来。尽管有当地干部作陪，老员工们还是对过往的“单位福利”回味无穷，对将养老金转出企业耿耿于怀。特别是老一代员工的子女纷纷离开，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而新企业已无力再包办“旧社会”了。对此，当地人也颇有微词，认为企业总部搬走了，社会“包袱”留下来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单位改革导致“单位社会”的解体。幸运的是，“二汽”所在地的十堰市张湾区与企业联合，推动着社会的“蝶变”，这就是由企业办社会向社会办社会转变。这里的社会是由政府、企业和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大社会”，大量的社会事务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处理。特别是2022年湖北省广泛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大大推动了共建共治。如由企业出地方，政府出资金，引入社会工作机制，建造养老中心，让“留守老人”安心“留守”，以社区为平台组织各种文化活动，老有所乐。我们调查时，文化表演有声有色，难能可贵的是政府出资设立大型口述史项目，让那些老员工不仅没有成为“包袱”感，更是体验到成为社会的富贵财富。我发起和推动了大型农民口述史调查，仅仅是土改口述史便已出版上千万字。我知道，口述史对于个人生命和文明传承的价值。
“二汽”所在地的张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样本，这就是社会因企业而生，因企业而变。在这一变革中，实现了由“单位社会”向“共建共治社会”的“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