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局”就其本质而言是结构的另一种表达。在基层治理研究中，结构分析无疑是一个热点。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揭示了基层治理结构的多样性，但关注基层治理空间布局的似乎很少。卢福营等的《中国基层治理新格局：一体三类多态》从空间格局切入，基于治理生态分析，构想中国基层治理新格局，取得了一些重要贡献。
在田野中发现特殊社会区和第三类型治理
自从城乡分工以来，整个社会分离为城市与乡村两个空间、两种样态。新中国成立后，依据城乡分殊的事实分别采取两种发展和治理方式，逐渐形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二元治理格局。相应地，学界也习惯于对中国城乡治理进行分类研究，或聚焦于城乡治理间的差异。笔者就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对中国城乡治理作较系统地比较分析，但重在揭示中国政治的城乡非均衡性。《中国基层治理新格局：一体三类多态》一书的作者长期从事中国基层治理研究，特别是运用田野方法考察乡村社会变迁与基层治理。早在20世纪初，就深入农村开展广泛的田野调查，较早地发现了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逐渐生成了一系列边缘群体和边缘社会。最先使用“城村”与“镇村”概念，分别指称处于小城镇的村庄和城市中的村庄，深入分析既与传统城市、乡村相联系，又与传统城市、乡村有区别的两类边缘社会现象。随后，专门对城镇化中的近郊村落边缘化问题做深入研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市化进程中近郊村落的边缘化问题研究》，揭示了城镇化进程中近郊村落介于城乡又超越城乡的边缘状态。在此基础上，在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发展理念引领的基层治理“一体三类多态”格局研究》的研究中，进一步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新兴的开发区、城中村、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的社会特性及其基层治理进行深入的田野工作，凝练出“特殊社会区”和“第三类治理”等概念。并在《中国基层治理新格局：一体三类多态》一书中做了系统论证，指出当前中国的特殊社会区形成了多样性的具体实现形式，呈现出介于城乡之间，又超越传统城乡社会的独特性，已经构成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和社会样态。新时代的特殊社会处于独特的治理生态，传统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日渐“失灵”，势必要求基层治理方式创新，建构新型的融合型治理模式。通过比较分析，明确提出特殊社会区的融合型治理有别于传统城镇、乡村治理，实质是传统城乡治理之外的“第三类治理”。
构想“一体三类多态”基层治理新格局
中国基层治理格局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历史演进不断调整的过程。城乡分治的二元格局在中国延续了数十年，虽然已经在改革与发展中日益暴露不适应性，但至今尚未根本性突破。学界时而有人揭示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弊端，并提出基层治理体制创新的诉求，但始终没有作出系统分析和全面建构。《中国基层治理新格局：一体三类多态》基于新时代中国基层治理生态的分析，大胆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基层治理“一体三类多态”格局的新构想。“一体”，指的是中国基层基本治理的统一化。主要包括基本治理原则一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基本公民权利平等。“三类”，指的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差异，将中国基层社会分为城镇、乡村、特殊社会区三类社会样态和三种社会空间，分别选择各具特色的三类治理模式，实行分类指导。“多态”，指的是从新时代中国基层治理单元的多样性、差异性出发，根据不同情况探索多样化的具体治理形态。并以这一构想为目标模式，对中国基层治理格局重构做了多方位的研究。这一构想基于新时代中国基层治理生态，有着较充分的依据。中国经济社会从二元到三元的结构性变迁和协调、共享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形成了价值导向，新时代基层治理政策提供了政策支撑，现代数字技术创造了技术条件。这些重要因素共同作用，重构了中国基层治理环境，决定了建构“一体三类多态”基层治理格局的必要性，而且创造了可能条件。
二元分立的平面型结构转变为多元融合的立体型格局
卢福营等构想的“一体三类多态”格局，实质是一种新型基层治理格局，具有独特性、创新性。突出的贡献在于实现了从二元分立的平面型结构到多元融合的立体型格局的根本性转变。
一是建构了多层级叠合的立体结构。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传统城乡二元治理体制背景下，形成了一种城乡二元分立的平面结构。城镇与乡村两个社会空间并列于一个平面，分别实行不同的基层治理体制，相互独立，彼此分离，在两条轨道上运行。“一体三类多态”格局则是一个由基本治理、类别治理、单元治理三个层面叠合的立体结构。在基本治理层面，强调基层治理的一般性和平等性。遵循相同原则、统一制度、均等服务、平等权利等，即坚持一体治理。在类别治理层面，强调基层治理的特殊性和互嵌性。城镇、乡村、特殊社会区分类指导，建构三类基层治理模式。三类治理各有特殊，又互相嵌套。尤其是特殊社会区的基层治理与城镇、乡村治理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在单元治理层面，强调基层治理的特色性和多样性。各个基层社会单元依据自身条件探索有效治理的实现形式，形成治理形态的多样性。基本治理原则和治理制度对所有基层治理都具有同等的指导和规制功能，类别治理原则和制度则对本类社会空间的基层治理具有指导和规制作用，单元治理形态则更多地体现基层治理的单元特色和个性。如此，基本治理的一般性、类别治理的特殊性和单元治理的个性相互联系、层级叠合，形成了一种立体型治理结构。
二是建构了多类型融合的三元结构。传统的基层治理之所以建构城乡分治的二元治理结构，主要是依据当时的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结构。在改革以来的中国发展中，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逐渐转变为三元经济社会结构，或者说二元社会空间转变为三元社会空间。相应地，需要根据三类社会结构、社会空间的不同治理生态分别选择三类基层治理模式，特别是从特殊社会区域的特定治理生态出发，创建新型的第三类基层治理模式。在基层治理“一体三类多态”格局的构想中，强调以基本治理统一化为前提，实行三种社会空间的基层治理分类指导，三类基层治理共生共荣。三类治理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融合，整合于中国基层治理体系，进而实现从二元治理到三元治理的结构转变 。
三是建构了多形态统一的包容结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多元性、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单元治理形态的多样性。当然，基层治理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并非新时代中国的特有现象。“一体三类多态”格局的不同之处，主要地表现在强调基层治理多样性统一的包容性。不同单元的治理置于基本治理一体化背景下共存包容，既多样、又统一，既竞争、又合作。
一体、三类、多态，形成了新时代中国基层治理多层级、多类型、多形态相统一的立体型格局。
可见，这一研究有创意有贡献，是一项有益的前沿性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