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的角度看，1500年以后的人类历史是整个世界在西方的引领下进入现代化的历史，此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不论语言、文化、种族有什么差别，不管社会政治制度有什么不同，不论愿意与否，都无远弗届地被卷入了现代化的大潮。纵观五百多年以来的现代化历史，从英国的一枝独秀到西方的群体性领先，从北美的强势超越到日俄的迅速崛起，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到中国的独特模式，你追我赶，异彩纷呈，展现出人类数千年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宏大发展画卷。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迎着新挑战踔厉前行之际，认识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规律和特征便成为迫切的需要。
彻底的现代政治革命是决定一国现代化进程的前提条件
与“现代”相对的是“封建”时代，而现代政治革命的对立面则是封建革命。封建革命的目的是改朝换代，现代政治革命的目的则是推翻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构建一种大众的、平等的、自由的和理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因此，没有彻底的现代政治革命，就不会有现代化的成功，这是五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呈现的最重要的规律。
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现代政治革命之所以能够决定一国现代化的成败，是因为彻底的现代政治革命为现代化的发展解决了如下问题。
首先，彻底的现代政治革命用现代化的价值观代替了封建的价值观。从政治的角度看，现代化的价值观要求一国的政治制度基于多数人的利益而非少数人的利益，国家的决策出自多数人的意志而非封建独裁者的意志；从经济的角度看，现代政治革命要求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不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所有制还是封建教会的神权所有制），实现财产权的合法化；从文化的角度看，现代政治革命要求整个社会从封建社会的教权、神权、皇权和各种习俗的愚昧与桎梏中摆脱出来，形成一种理性的、世俗的、开放的、进取的文化价值体系。纵观世界现代化的全部历史，英国的议会战胜王权，法国的革命者推翻王朝统治，北美殖民地赶走英国的宗主统治获得独立等，都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中比较成功的现代政治革命。而反观普鲁士帝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等国的现代化所展现出的曲折和特征，无不与其现代政治革命的成色不足有关。1917年发生于沙皇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阶级的角度看是一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但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则是一场催生了一条全新的现代化道路的彻底的现代政治革命，而德意志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战战败后所进行的政治改造也不啻是对两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度调整。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正是因为一场又一场现代政治革命的推动，才有了英国现代化的成功、法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美国现代化的后来居上、苏联现代化的辉煌成就以及二战之后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经济腾飞。
其次，彻底的现代政治革命用独立的、先进的新阶级取代了落后的和腐朽的旧阶级。英国、法国等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发生的现代政治革命催生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资产阶级作为新的阶级经过和旧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多次较量，终于变成了本国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其所引领的现代化模式为后进国家争相模仿。反观与英法等国几乎同时登上国际舞台的西班牙、葡萄牙、俄罗斯、日本等国，由于现代政治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这些国家的新兴资产阶级在和旧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较量中长期处于劣势地位，从而给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造成巨大的曲折。在全球范围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拉丁美洲各国早在19世纪初就获得了国家独立，然而，同样由于缺乏彻底的现代政治革命的荡涤，这些国家无不被强大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控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成长举步维艰。时至今日，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还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苦苦挣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现代政治革命漫长而艰难，但这场革命却是20世纪下半叶全球范围内最为彻底的一场革命，它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
最后，彻底的现代政治革命带来的是彻底的国家独立，彻底的国家独立产生的是独立自主地选择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广泛权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路径就是对外实施殖民扩张和争夺殖民地，而与西方各国现代化的成功同时发生的是亚非拉各地区和国家的殖民地化。二战后，以英国、法国等国为代表的旧的殖民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然而，除了少数国家以外，获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各国却处在独而不立的尴尬状态：它们既和旧的宗主国有割不断的联系，又对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美国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性，结果是这些新的独立国家多半变成了西方影响的延伸部分，处在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带，内政外交的变化严重受制于西方大国，根本无法独立选择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一场彻底的现代政治革命，消除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干扰，切断了内部外国利益代理势力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实现了国家内政外交的完全自主。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才取得了选择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权。
工业革命是获得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唯一途径
现代化是对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脱胎换骨的改造进程，而支撑这一进程的核心力量则是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现代物质技术基础。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标志着人类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原因正是由于新的工业革命催生了新的现代物质技术基础。在世界范围内，近代工业化过程中只有西方的英美等国和日本等极少数国家完成了工业化，而随着工业化不断从低级阶段向更高级阶段的迈进，工业化进程的“极端性”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具体地讲，工业化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以后，一个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国家，若想走上工业化道路，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极端性”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极端性”的科学知识。从工业化的历史来看，“蒸汽时代”的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经验性知识个性化明显、缺乏系统性和可验证性，其传播主要靠的是掌握着技能的优秀工匠的传帮带。然而，“电气时代”到来之后，科学知识的产生需要完善先进的现代科学教育体系，而绝大多数国家缺乏构建现代科学教育体系的能力，这便注定了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大多数国家都将会面对被发达国家拉大距离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计算机时代”对最新科学知识的要求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工业革命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计算机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知识的生产速度、规模和高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当前正在展开的“智能化时代”虽然是“计算机时代”发展的自然结果，但其对最新知识的要求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类正快步迈入智能化生产知识的时代。因此，没有“极端性”的知识生产能力，就不可能赶上现代化的步伐。
第二个条件是“极端性”的工业技术。一次次的工业革命呈现的是越来越复杂的工业技术。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生产知识的能力越强，其发展工业技术的能力就越强。西方之外的大多数国家的独立不是通过彻底的现代政治革命的途径完成的，因此，在其构建现代工业基础的开始阶段就存在着各种各样无法克服的先天性价值观缺陷。这些缺陷导致这些国家在现代政治理念和制度的构建方面一直蹒跚于治乱相循的恶性循环之中，发展现代工业技术难以成为国家发展日程上的核心任务。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最新一波工业革命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技术被统称为“高技术”。所谓“高技术”，是指在雄厚的知识和技术积累的基础上绽放的最鲜艳的科学技术的花朵。环顾当今世界，具备高技术生产能力的国家不仅数量少，而且具有垄断性，这成为被前现代因素所累的众多落后国家难以逾越的障碍。
第三个条件是“极端性”的动员能力。国家的动员能力是一个国家在彻底的现代政治革命中产生的新的民族素质。因此，没有发生彻底的现代政治革命的国家的国家动员能力一般都比较弱。没有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一个国家就很难充分发挥本国人力物力资源的潜力。与国家动员能力紧密相关的是国家的组织能力。任何一个国家都具备一定的人力物力组织能力，但是，能把一个国家的组织能力发挥到极限状态的则一定是发生过彻底的现代政治革命的国家，因为彻底的现代政治革命一般都会锻造出有出色组织能力的、在政治上受到本国国民普遍支持的现代政党。“极端性”能力的第三种表现是民众对国家的“奉献精神”，这种“奉献精神”表达的是广大国民对执政者所提出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愿景的普遍认同和无条件支持。然而，需要再度强调的是，国民的“奉献精神”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在彻底的现代政治革命中孕育而成的。
第四个条件是“极端性”的投入。工业革命所催生的现代化经济从其开始就展现出了对资本投入的高强度需求的特征，随着更高的工业革命阶段的出现，这种特征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与进入20世纪新阶段的工业革命相比，19世纪的工业发展成本只是“小巫见大巫”了。可以说，与现代工业革命同时发展起来的现代金融业已经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工业化建设能否成功的决定性要素之一。然而，给后发国家造成的更大困难在于，没有发达雄厚的工业经济，就不可能有现代的金融业，而没有现代的金融业的输血支持，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就会被发达国家所控制。
第五个条件是“极端性”的速度。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极端性”的速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论从知识的生产还是从技术的积累更迭方面，都呈现出加速发展的特征，世界逐渐进入了“知识爆炸”的时代。19世纪后半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准的基本尺度。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越快，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越快的国家工业化能力也越强，两者已经构成良性循环。二战后的新科技革命所展现出的主要特征就是“高”和“快”，所谓“高”是指只有少数国家有能力发展的高科技，所谓“快”是指高科技的更迭换代速度。然而，知识和技术的加速度发展并没有产生均质性增长，反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这是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带来的严重后果。二是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呈现“梯次展开、逐渐加速”的特征。众所周知，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化完成于英国，耗时80多年，法国60多年，美国不到60年，1871年实现统一后的德国则仅用了大约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前述几国的工业化进程。如果说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耗时以数十年计的话，那么经过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场彻底的现代政治革命后诞生的新的现代化模式则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在两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完成了基本的工业化。科学技术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度发展特征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演变、经济增长、文化演变等因素正向综合作用的良性结果，然而，同样也是由于以上各种因素的反向作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都在艰难前行。
第六个条件是“极端性”的规模。对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工业革命无疑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首要物质性力量。和仅仅为维持生产者自我生存为目的的小农经济不同，工业化生产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这样的生产不仅需要的是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更需要大规模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大规模而稳定的原料供应。正因为对规模扩张的迫切需求，最初开始工业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后起的日本都争先恐后地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英国从偏居欧洲一隅的小岛国变成了一个殖民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法国则是紧居其后第二大殖民帝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在羽翼未丰之际就祭出了对外扩张的国策。进入现代以来，西方世界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战争，其背后的原因无不和争夺殖民地有关。然而，二战后，旧的殖民帝国一个接一个瓦解，殖民地纷纷独立，希望实现工业化的后来者国家再也无法通过对外扩张完成工业化的规模性需求。因此，在20世纪后半期所诞生的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中，真正具备独立进行工业革命能力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一般都有相当大的领土和人口规模，如中国、巴西、印度等，其中只有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工业强国。
现代市场经济既是现代化的动力，又是现代化的结果，同时也是现代化的衡量标准
商品交换活动在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前就早已有之，但这类活动在生产力低下的前工业时代仅仅是小农经济的补充，只有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伴随着生产力的巨大进步，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才成为与物质生产活动并驾齐驱甚至是凌驾其上的强大的现代化力量。纵观现代市场经济的演变历史，可以将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阐述如下。
首先，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化过程的“加速器”。需要指出的是，在工业化革命到来之前，现代市场经济在欧洲的意大利、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市场经济加速了各种经济要素的流动与整合，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不断开辟出新的市场和创造出新的需求，而新的市场需求又反过来对商品生产提出更高的要求。正是在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工业革命才在现代市场经济最发达的英国发生了。自此以后，人类的现代化就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工业革命的双轮驱动下加速前进。
其次，一个国家的政治统一是现代市场经济存在的基本要求。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所造成的政治军事割据状态严重阻碍了商业资本主义的扩张，这迫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各国国王结成同盟以反对封建领主，最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先后削平割据势力，形成专制国王领导下的国家政治统一。因此，历史地看，西欧的封建专制君主对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没有专制君主，就不会有这些国家的政治统一，没有政治统一就不能为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构建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没有统一的国内市场，现代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统一的国内市场极大地助力了西欧各国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反过来不断地完善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各项基本原则和制度。因此，从国家政治统一和实现现代化的关系来看，完全可以说，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完成统一的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是有限度的。按照这一标准衡量的话，二战后出现的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政治统一实际上还没有完成。这些国家内部政治统一的水平和其在独立时发生的现代政治革命的彻底性成正比，革命越彻底，政治统一的能力和水平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最后，强烈的扩张性是现代市场经济最明显的特征。中世纪后期西欧各国政治统一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还处在上升时期的现代市场经济在各国国内扩张的结果。市场的扩张带动工业的扩张，工业的扩张又进一步强化了市场扩张的欲望。市场扩张和工业扩张形成的合力很快就撑破了国家边界的限制，现代市场经济的全球性特点逐渐展现。然而，现代市场经济的扩张性不仅体现在地域范围的外延扩大方面，更体现在对实施市场经济的各个国家不断产生的内涵性整合方面：受力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强大驱动，先是各国内部的各种资源要素加速流向能够产生最好效益的经济中心地带，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百万级到数百万级人口的超大城市最先在工业化的先进国家出现。这些城市成为社会高度现代化的象征，也是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在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同时，各国内部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强度进一步提高，这就使现代市场经济在国内所面对的各种非经济藩篱逐步减弱甚至最终消除。最终，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各国内部形成了浑然一体的经济联系和相对统一和谐的政治文化生态。
现代市场经济的全球性表现的早期阶段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殖民扩张和掠夺。二战后的情况相对复杂，一方面是西方社会以美国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及安全的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是西方发达国家对新独立的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新殖民主义掠夺，与此同时存在的则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新的现代化模式的探索。后冷战时期所产生的全球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最高表现方式，其显著特点是现代市场经济成为世界所有国家在推动本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共同接受的经济发展体制。后冷战时期现代化成就最为亮眼的国家首推中国，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坚定不移地沿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创造性、将国家的宏观调控与社会经济的微观运行有机结合，既保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又维持了社会的稳定，既使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又避免了贫富差距过大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弊病。
西方的多党政治体制是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陷阱
在当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构建的政治话语体系中，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一个问题有关，那就是所谓“人权”和所谓“自由民主”。在政治制度和体制方面，所谓“人权”和所谓“自由民主”的最高体现就是多党制及其与之相配套的自由选举制度。在西方国家看来，只有坚持和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才是“自由民主”的正确选择，否则就是独裁专制和侵犯“人权”。对于这类国家，西方国家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压，手段从制裁、孤立、暗杀、封锁、扶植代理人直到武装颠覆，不一而足。然而，二战后第三世界各国的曲折反复的现代化历史表明，西方的多党制给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设下的是重重陷阱。
第一，多党制是二战后的后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国家在第三世界实施新殖民主义的有力工具。在旧的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列强对殖民地实施的是赤裸裸的剥削和掠夺，新殖民主义则增添了更加隐晦的招数，如政治渗透、文化交流、经济援助等，其中尤以政治渗透为主，在此过程中向第三世界国家宣扬多党制便成为发挥影响的主要手段。只有建立了多党制，才能给西方国家影响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可操作的工具，西方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才能得到巩固。正因为如此，对于接受并实施了多党制的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国家百般吹捧，无论这类国家内部的问题多么严重。反之，对于拒绝接受多党制的第三世界国家，无论这类国家的治理水平多好，西方国家的反应都是指责抹黑，并采取各种手段扶植其内部的反对派力量，结果往往使这些国家陷入难以摆脱的内部冲突，根本无法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
第二，多党制使西方世界掌握了评判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状态的裁判权。由于西方世界构成了最发达的国家群体，它们便很自然地将自己的发展模式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普世标准”，而第三世界国家由于长期以来深受其影响而不自觉地成为西方模式的接受者。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以西方世界为中心的“人权教师爷”群体和非西方世界的接受者群体，前一个群体不断地以不容置疑的态度向后一个群体灌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后一个群体则一直处在被动的接受者地位。因此对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其国家的发展方向的设定，各项政策的出台，都要受到西方世界从政府到媒体的检视，他们的一言一行甚至可以决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在国内的支持率。因此，接受了多党制的第三世界国家很难独立自主地寻求本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第三，多党制必然使第三世界国家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从前两点不难看出，多党制可以使西方国家更容易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施加影响，从而维护自己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多党制会使第三世界国家在不顾本国国情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塑造自己，而这种做法多半会在本国引发难以解决的政治动荡。于是，随政治动荡而来的是西方的干预，随干预而发生的是更多的动荡。如此陈陈相因，恶性循环，成为西方国家套在第三世界国家脖子上的无法摆脱的枷锁。
对后发国家而言，照搬照抄外来经验不可能获得现代化的成功
在18世纪通过工业革命成为当时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后，英国就被世界各国竞相追赶，先是西方的法国、德国、美国通过模仿和学习英国成为现代化的世界强国，随后则是更为落后的日本、沙俄等国也展现了不俗的工业化进展。然而，通过观察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历史不难发现，18—19世纪走上工业化的国家虽然都以英国为圭臬，但无一例外地都将外来的经验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而创造了本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这些最先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群体无疑为后来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现代化经验，但不能不承认的是，除了上述国家外，亚非拉广大落后国家鲜有取得现代化的成功者。尤为重要的是，二战后的新独立国家都将现代化视为本国摆脱落后和外来干涉的最优选项，而成功者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这些国家无论是在走向独立的现代政治革命中还是在后来的现代化建设中，都没能正确地处理外来经验和本国国情之间的关系，无法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致使本国陷入外来的影响和内部的各种张力之间的泥潭无法自拔。
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现代政治革命不但成为正在设法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亚非拉各国人民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场革命的成功也给第三世界的革命提供了新的重要的路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政治革命的成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而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盲目照搬外来经验，走出了一条与苏俄的革命道路截然相反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各代中央领导集体又坚持不懈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虽然经历了波折，但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通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总结道：“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现代化在数百年的发展历史中所展现的规律和特点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语境中都有很大的差异，从而也导致人们在探讨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时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因此，除了本文所列举的各点之外，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的选择方面，人们还可以把大众性参与视为世界各国现代化的重要规律；在社会价值观的演变方面，也可以将政教分离看作区分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重要标准；在具体制度的建设方面，还可以将是否具有强有力的反腐败制度视作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能否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的重要衡量标准；在现代化的推动力方面，许多人会将军事力量的现代化视为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首要推动力量，等等。总之，由于国情有别，目标各异，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的多元性不可避免。
作者：王鸣野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