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1909—1995年），字离中，山东栖霞人，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新儒学八大家”之一。牟宗三治学，目的在于“点醒人的真实生命，开启人的真实理想”。
治学需潜心于“固执”
一个人纵有天才，倘无潜心于“固执”的治学态度，也难有大成。《中庸》有言，择善而固执之。对此，牟宗三深以为然。他说，“假定你有逻辑天才，你固执下去，你可以成为逻辑专家，有贡献；假定你有哲学天才，你固执下去，你对中西哲学的最高境界也可以有贡献”。何谓“固执”？就是治学必须用功，要拿出足够的时间来积累学问，没有长久的默默耕耘，没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任何聪明都没有用。
牟宗三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曾因去图书馆的次数破了纪录，学校还给他颁了一个奖。那时他几乎天天去图书馆，早上带一个馒头进去，到晚上才出来。他采用的读书方式则是最“笨”的方法：地毯式地读，并且随手做抄录；外文书采用边读边译的方法，翻译也是整篇地翻。通过这种方式，牟宗三把图书馆有关《周易》的书全部一一读过，也翻读怀特海、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的书，在大三的时候就综合会通写出30余万字的《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函义》，此书被赞誉为“化腐朽为神奇”，为《周易》的研究开出一条新路。
一直到晚年，牟宗三仍然每天保持着长时间的阅读习惯。据牟宗三的学生王财贵回忆，牟宗三80多岁的时候，每天固定5点左右起床，看书或者写书，直到8点，早餐后略微休息，从10点再工作到下午1点。而且在他70岁之前，下午还要再坐上3个小时。牟宗三谈道，年轻人如能这样在清晨、上午、下午各工作3小时，每天读书9个小时也就够了。这种凭借长远的积累开展研究的为学方法，被牟宗三称为“文献的进路”。正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固执”于哲学，牟宗三开出现代新儒家之崭新境界。
用平静清澈的头脑，学问才能达致“客观”
治学除了要在读书积累方面下苦功，还需培养缜密的思辨能力。牟宗三认为做学问要有系统性的构建，力求到达一种“定则定矣，不可推移”之感。只有用平静清澈的头脑，学问才能达致“客观”。他常说，“我之所论纵使不敢说全对，但如有错，亦是清楚的错，而可以供诸客观的讨论的”。做学问，如果思辨能力不足，要么难以理清原委，条理模糊、不知所云；要么人云亦云，随意漫衍、毫无规范。讲课的逻辑也是如此。牟宗三说，每一堂课，只要抓住一个主题，将它内外讲清楚，便是有价值的，能够给人以启迪；而主题杂乱，概而论之，则讲不出精彩，也不可能解决问题。
在牟宗三看来，面对近代中国纷繁复杂的时局，很多知识分子之所以彷徨失据，大体都是因为失去思辨能力的缘故。思辨是一种“定力”，思不能定，心神必起摇惑。中国古人既非无学问，又非不能思辨，但其学问之成就及其思辨方法未能达到理性自我的客观化。因此，每当时局混乱，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光芒就会显得折散黯淡，而这种缺憾给中国文化带来极大危机。所以，面对西方学术的冲击，现代中国治学之人应自我警醒而注重思辨的精确，并能够将其系统地表达于语言文字，从而建立明确的学术规范。他指出，西方文化以逻辑思考见长，它偏向于满足人外在的知识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足中国文化存在的短板和不足。但是如果由此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一切学问唯西方为标准，则是大错特错。中国文化以知性尽性见长，它对人作为价值主体的理解最为深刻，而价值主体是一切文化的源泉。
牟宗三主张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不要单看中国文化没有什么，而是要看西方文化有什么，以及中国文化特有什么。然后由西方文化所有的东西，正见其所缺，由中国文化没有的东西，正见其所需。只有如此，才可以一面运用缜密的思辨和逻辑架构重新梳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以承续往圣先贤，一面正对西方文化而不盲目趋从，正确解决时代之问。
将做学问与自己的真实生命打通
治学必先了解本心，方可成就真学问。在牟宗三看来，做学问可以分为纯粹的“为学问而学问”和真学问两种。纯粹“为学问而学问”不可取，徒有文献功夫，不足以成就好的学问，即便有了缜密的思辨能力，学问仍然还是停留在外在的形式。而唯有再进深一层，将学问与内心，与全部的生命结合，才可谓真学问。即一门学问只有让人愿意将自己全部的精力奉献出来，能够真正吸收到自身的生命中来，与生命同频共振，所开出的或者所吸收的才是真实的学问。
他指出，做真学问同做人一样，其实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因为认清自己生命中最核心的地方、最本质的东西往往是最难的。熊十力常言，“为人不易，为学实难”，作为其弟子的牟宗三非常认同。所谓做人，就是能够直面真实的世界，面对一切艰难困苦，始终坚守本心和自身的责任，拒绝虚伪和虚假。牟宗三说，朱熹活了70岁，奋斗了一辈子，临死之前还要对学生讲“艰苦”二字，就是教人正视自己生命中最核心、最本质的地方。而做学问一旦与自己的真实生命打通，那么生命的光辉就会从真学问中透显出来，并带给人最为真切的触动和启迪。
孔子为学施教，到老都没有厌倦之心，所以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之说。而为学和施教正是应和了孔子智慧与仁德的真实生命，所以才有“不厌”和“不倦”之外在呈现。一个人的兴趣可以有很多，但并非每个兴趣都会让人达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牟宗三坦言，他也曾在北京大学研究罗素、杜威等西方名家的哲学著作，然而总是觉得与生命不相应，后幸遇熊十力先生，重返中国哲学，最终将自身的根底与儒学系在一起，其真性情、真生命、真学问才得以透发出来。做学问如果能够将自己生命最核心的东西表现出来，并通过吸收前人成果有所建树，既可以为人类文化的恒久累积作出一点成绩，又可以让自己的生命和价值得到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