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加快发展和深度融合都是培育竞争力的过程，有利于提高数字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
以产业集群方式提升竞争力
数字经济发展正在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在千帆竞发的数字经济海洋，提升竞争力必须打造“航母式”的数字产业集群。
第一，量变、质变、激变。量变是在物质、能量和信息三要素并存和比例变化中占比最多的一项，反映社会发展的某种趋势，孕育着新社会生成的因素。农业经济“物质”占比大、工业经济“能量”占比大、数字经济“信息”占比大。以往的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都是量变的积累和促成。质变由新科技革命引发，其中的信息通信科技多点爆发、迭代、融合、升级，形成综合的数字科技。数字科技由过去对经济的工具、技巧、方法的作用，升级到资源、要素、内容的性质，数字技术和数据成为价值的主体和核心。由此，各国纷纷迈向数字技术产业化征程。但科技产业化和普遍应用一般需要几十年时间，至少也需要十年。激变发生在新冠疫情全球流行之时，疫情使人们生活、生产、交往受到限制，促进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产品、技术和平台应用的便利刺激了数字产业规模，促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第二，发展态势和优劣分析。《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 年）》显示，从规模看，2021年，美国数字经济蝉联世界第一，规模达15.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6.79万亿元），中国位居第二，规模为7.1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6万亿元）。从占比看，德国、英国、美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均超过65%。从增速看，全球主要国家数字经济高速增长，挪威数字经济同比增长34.4%，位居全球第一。《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指出，2017年到2021年，我国数据产量从2.3zb增长至6.6zb，这一数据产量在2021年全球占比9.9%，位居世界第二。我国数字经济具有领先的基础设施、规模化的产业生态、丰富的数字化转型经济等优势。但较之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大而不强以及“卡脖子”等难题，数字经济的结构和质量也需调整和提高。在数字经济激烈的竞争中，亟待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向数字产业集群要竞争力。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的强关联性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加强，集群内企业纵横竞合形成关联性网络，能有效降低企业成本，获得分工的好处，具有相对竞争优势。打造数字产业集群是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方式。集群竞争力不是简单的各企业竞争力的总和，而是发挥关联、配套和协同作用；不需要跟随、同质化的技术水平，而是需要差异性和原发性技术；不能满足于一般的规划、品牌、设计，踏入“比较优势陷阱”，而是要更为重视科技创新能力、品牌运作能力、国际营销网络，增强产业和企业竞争力。
全方位培植产业集群竞争力
数字产业集群需多方位打造，注重机制架构和优化，增强数字经济的发展韧性、创新能力、竞争优势。
第一，从区域范围集群到虚拟范围集群。一是区域范围集群。数字产业或关联性很强的企业根据纵向分工和横向竞合关系，集合于特定地区形成产业组织。集群内企业间的联系，以及企业与商会、协会、中介等机构的联系，使各种生产要素在一定地域大量集聚，区域内这些组织之间建立起长期合作的稳定关系，如美国的硅谷、北京中关村等都是如此。有的依托中心城市和数字经济发达区域组建成数字产业园，共建共享优质基础设施，具有适应市场需求的持续竞争力。二是虚拟范围集群。数字产业集群跨越传统产业集群的地理物理限制，依托信息网络、平台应用和数据资源，使原本不易集聚的相关企业上下链接贯通、左右协同，形成紧密配套的产业链共同体，辐射半径更广、带动能力更强。深圳新一代信息通信集群、无锡市物联网集群、合肥市智能语音集群、杭州市数字安防集群，兼有虚拟与区域集群的方式。小米集团通过工业设计平台、供应链平台等向生态链延伸，遍布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川渝、湖北等地的100多家生态链企业，在设计、研发、采购、制造、质量、销售等领域协同创新，创造了上百款受用户喜爱的产品。
第二，从产业集群到全球产业链。一是产业集群。众多从事数字产品制造、数字服务、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要素驱动的企业和机构通过数字科技与其他科技的融合，加之各要素联结，协同制造、物流、农业、金融、服务等传统行业的生产环节，并在供求关系中形成若干条产业链，打造出相对稳定的数字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反映集群内企业不同产品从原料、加工、生产到销售等各环节的关联，产业集群是产业链的空间载体。二是全球产业链。产业集群跨越国家和区域，把数字产业不同区域的产业集群整合起来，形成全球产业链。产业集群要沿着全球产业价值链从低附加值、非战略性环节向高附加值、战略性环节攀升，完成过程、产品、功能、链条的升级，推动数字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这是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一个方向。现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具有从“水平分工”转向“垂直一体化”的趋势，这就要发挥我国具有的全部工业门类的优势，将核心竞争力转移到区域或大国产业链的“垂直一体化”上来。例如，广州主动融入和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金砖国家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推动数字资源开放流动、数字创新平台共建、数字创新技术共研和数字创新成果共享，建设数字开放城市。
第三，从集群生态到竞合环境。一是集群生态。数字产业集群生态围绕数字化技术服务商、软件开发者、产业服务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等进行生态共建，加强多方协同，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产业集群内部研发、制造、流通、销售等内部资源的整合和外部专业资源的链接，形成一个由众多米乐m6平台的合作伙伴组成的生态系统，使各主体和竞争者之间都有机会共享资源和设施，打造安全可靠、系统完备的产业发展生态。集群外围是更加宏观的数字中国与网络强国生态，围绕发展与安全，将发展作为产业集群安全的基础，让安全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护航。二是竞合环境。产业集群的生态有利于适应竞合环境。数字产业集群的培育发展，需要政府维护秩序，创新制度，完善政策，促进产学研合作，发挥行业协会在沟通政府与企业关系、协调行业纠纷、保证行业公正等方面的作用，创造有利于产业集群发展的环境。国家间的战略合作和竞争构成发展的宏观环境。美国政府对经济干预加大，去年接连出台《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和科学法案》，试图以产业政策主导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构，影响全球价值链乃至数字产业集群的稳定性。目前被美国政府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已经超过千家，多数都是民营企业。为此，产业集群同国际社会在共同维护市场原则和秩序的基础上，要讲究策略，将扬长避短、取长补短改为扬长补短、自主创新。
在加快发展和深度融合中打造产业集群
加快发展和深度融合将赋能产业集群，增强竞争力。
第一，加快发展，有针对性地增强、优化、补短。一是在技术创新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5g、量子信息等技术优势，加强操作系统、工业软件、高端芯片、传感器等领域技术攻关；在通用性的数字技术与制造技术、能源技术、生物技术广泛融合的同时，尽快将这些综合、集成的技术变成产品，增强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价值。二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优化布局、结构、功能和集成的原则下，推动5g网络规模化部署和融合应用，统筹布局绿色智能的数据与算力基础设施；在城市和大企业新基础设施的优化和智能升级中，注重农业物联网、农业大数据、精准农业和智慧农业等设施的建设，让中小企业共享政府投资或大企业建设的新基础设施。三是在龙头企业带动方面，要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延伸中打造具有核心技术产品、生态构建力强的行业龙头企业；在支持数字经济链主企业和领军企业发展壮大中，提高大企业的引领作用，构建头部企业协同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蓬勃发展的格局。根据美国市场调研公司cb insights的统计，截至2022年9月底，全球共有1199家“独角兽”企业，这意味着有1199家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其中美国公司占比54.1%，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公司占比14.4%，位居全球第二。因此，要加快创新型龙头企业发展，改善企业发展结构。四是在数字经济治理方面，探索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和监管方式，构建数字化条件下的监管秩序，完善包容审慎的行业监管体制，健全既能激发活力又能保障安全的平台经济治理体系，创新监管治理模式，强化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方式，提高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治理能力。通过发展重点环节，带动产业集群的生产过程升级、产品服务升级和价值链升级等，为产业集群升级提供驱动力。
第二，深度融合，贯穿于方向、过程和作用中。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要由表及里，深入实体经济核心，从而夯实集群中产业链的价值基础。一是在方向上，坚持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协调和融合。数字化达到一定程度，网络化才能取得实质进展；资源和能力网络化连接到足够的复杂度，智能决策的技术和产业投入回报的价值才会突显，智能化才能步入“快车道”。二是在过程中，做到全方位、全链条、全要素的融合和改造。包括数智维度、资源维度、实体维度等各维度，供应、制造、销售、服务等各链条，资本、数据、技术、人员等各要素，这样才能将智能化贯穿到价值创造、数字化管理和高效运营当中，增强集群内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三是在作用上，要实现放大、叠加、倍增的效应。平台配置资源可以扩大范围、节省成本，提高效率；融合相关技术促成许多功能叠加、集成并产出更多小微型产品；智能促进人机和环境系统融合，贯穿态势理解、决策、指挥，将会在各环节中起到倍增、超越、能动的作用。
集群效应和发展优势体现竞争力
数字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明显效应，能够发挥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这些效应和优势在过程中产生、在结果中体现。
第一，数字产业集群自身的效应。一是倍增效应。集群使数字产业界横向合作、纵向成链，形成规模效益、品牌效应，扩大影响力，提高区域内的竞争力。二是奖惩效应。集群形成数字产业同业竞争，优胜劣汰，促进创新。三是溢出效应。集群有利于解决企业的技术和人才短缺，促进技术和人才交流，产生技术和人才的溢出效应。四是带动效应。数字产业集群会积极地影响没有集群的数字产业企业，会辐射区域内的其他企业，这也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示范带动。
第二，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数字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会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展现出明显的优势。一是智能发展优势。以数据密集和科技密集，取代资本密集和资源密集，通过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智能系统的发展，生产出巨量和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这是“做大蛋糕”的趋势，是在处理发展中人与机器人的管控、协作、交互和人机分工的劳动关系，机器人更多担负体力劳动，人更多担负脑力劳动。如，在晋能控股集团的塔山煤矿地下500米的矿井内，掘进机滚轮旋转，块煤落在传送带，经过冲刷、筛选，精准落入集装箱内……这一套行云流水的井下作业，只需操作员在井上用电脑远程操控便可实现。二是平台发展优势。这是共享机会、资源和过程的发展方式，注重物品的使用而不必样样拥有，减少不必要的投资，这样全社会的重复、闲置和浪费现象也会减少。这将有利于“分好蛋糕”，有利于处理发展中对资源、机会和过程以及成果的分配关系。三是生态发展优势。数字化条件下，物质、能量和信息三要素并存中，信息占比越来越多、物质和能量占比相对减少，这是以轻资产为主的发展方式。农业社会“物质”占比大，工业社会“能量”占比大，到了数字社会“信息”占比大，从而减少对能源、自然的开发，减轻生态和地球的重负，有利于“做大和分好蛋糕”，有利于处理发展中人与自然持续和谐的共生共存关系。
总之，提升数字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是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将有力提升我国在数字领域的话语权，推动形成未来竞争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