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谈及1979年以来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汪辜会谈”作为两岸之间交流与对话开启的关键第一步，在两岸关系中的重要历史地位是不容忽视的。2023年4月，时值“汪辜会谈”30周年之际，重新考察“汪辜会谈”历史背景、历史地位、历史作用与历史启示，对于推进两岸交流与对话，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向前，借鉴作用不小，启示意义巨大。
本文旨在通过回顾与探讨“汪辜会谈”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会谈得以开展的两岸与国际政治、经济因素以及海峡两岸各自因素，结合“汪辜会谈”的历史地位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出坚持两岸双方共同政治基础——“九二共识”的重要意义，“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发挥中国人政治智慧以解决两岸政治分歧等历史启示。
一、“汪辜会谈”历史背景的再考察
“汪辜会谈”是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政府“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影响下的必然产物。“汪辜会谈”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国际、两岸与大陆、台湾各自政治、经济发展的背景因素。
（一）大陆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得到包括台湾民众在内两岸民众的广泛支持。这是“汪辜会谈”得以举行的重要政策因素。“一国两制”是一种制度创新，和平统一既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也是两岸民众共同努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在海峡两岸和平统一问题上是怀有诚意的。①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政府就提出“和平统一”的主张，“一国两制”的雏形就在1960年5月由毛主席、周恩来所提出的“一纲四目”之中。②虽然没有得到台湾方面明确回应，但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友好态度和善意得到初步展现。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向台湾同胞致以亲切问候和祝贺，提出考虑现实情况，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各界人士意见。而台湾各界人士也纷纷抒发怀乡思旧之情，热烈盼望早日回归祖国怀抱。为尽快改变两岸民间往来断绝的情况，大陆方面建议海峡两岸尽快实现“三通四流”，即通航、通邮、通商以及进行经济、科学、文化、体育等方面交流。1987年11月，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经第三地赴大陆探亲，打破了两岸长达38年隔阂状态，为两岸经商、求学、交往提供契机，两岸民间接触由此出现转折。
事实证明，两岸的接触是必然的。虽然台当局大体上仍然推行蒋经国“三不”政策，但以老兵探亲为突破口、以“华航货机事件”为契机，“三不”政策开始松动。随着两岸交流增多，为处理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两岸成立代表公权力机构的民间组织开展交往成为必然。
（二）台湾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为台湾“出口导向经济”提供了大陆这个巨大市场。这是“汪辜会谈”得以实现的经济背景。在“农业培植工业”、“进口替代工业”等政策下，以“美援”作为外部因素，奠定了台湾“出口扩张”的经济基础。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倾向明显，贸易保护主义之风盛行，激烈的经济竞争使得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的台湾面临挑战和压力。寻找新的市场以实现稳定出口，保证台湾经济较少受到区域化和保护主义的影响成为台当局的重中之重。
与此同时，大陆改革开放后逐步加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庞大的市场吸引世界各国来华投资，开拓自己在中国大陆的商业版图。为了争取更多利益，借助两岸地缘和语言文化优势，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寻找更大市场，台资企业投资大陆，两岸经贸关系就此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与两岸政治关系发展不同，两岸经济贸易关系发展十分迅速。从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到1987年台湾同胞被允许到大陆探亲，经贸往来愈加频繁。正是这持续升温的经贸关系成为“汪辜会谈”得以实现的重要经济因素。
（三）“九二共识”的达成为“汪辜会谈”的实现奠定了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汪辜会谈”得以实现的政治条件。“没有九二共识，就没有汪辜会谈”。早在1990年，为解决两岸人员往来产生具体问题，台湾当局在各方压力下，成立海基会，接受台湾当局委托，与大陆方面协商处理涉及公权力的两岸事务。同时，大陆方面基于一个中国原则，在1991年成立相应机构——海峡两岸交流协会，以推动海峡两岸交往。相互对口的海协会与海基会，在经过数次工作性商谈后，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问题求同存异，达成一致意见，于1992年正式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③。正是“九二共识”的达成，顺利解决了海协会与海基会交流交往的共同政治基础，从而为两会最高领导人的会晤创造了条件，奠定了政治基础。
（四）台湾政治局势发生重要变化，台湾当局推动谋求“对等政治实体”的策略。这也是“汪辜会谈”能够实现的政策考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苏东剧变、两极格局瓦解，以美国为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愈演愈烈。为了压制和制裁中国，美国加强与台湾当局关系，向台湾出售战斗机等先进武器。西方国家也开始提升与台湾当局关系，让台湾当局误以为有欧美国家支持，自己可以在两岸关系中取得主动权。
从台湾内部政治局势发展看，80-90年代的台湾面临着严重的“法统”危机。国民党当局“法统”危机来自于固化的政权机构和党外势力的快速崛起，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全面改选“国会”、开展“宪政”改革等要求，既是全岛上下的民意表现，也是台湾当局为避免政局失控的唯一选择。“宪政”改革的前提是对两岸关系进行重新定位④。借助两岸对话、建立“对等政治实体”，实质上就是谋求“台湾独立”，并且想要获得大陆承认，在国际社会确立“两岸对等分治”的印象。为此，李登辉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们今后将视中共为控制大陆地区的政治实体”“称之为大陆当局或中国当局”⑤。正是基于岛内外形势，以谋求台湾“独立”、稳定台湾政局为隐性目的的策略，成为“汪辜会谈”中台湾当局配合对话的重要政策性考量。
二、“汪辜一小步，两岸关系一大步”
“汪辜会谈”在两岸关系中具有重要历史地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曾指出：“汪辜会谈是成功的，是有成果的，它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⑥
（一）“汪辜会谈”是两岸关系“破冰”的开始，打破1949年以来两岸“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汪辜会谈”是海峡两岸授权的民间团体最高负责人之间首次进行的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的会谈。⑦自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以来，两岸关系经历了蒋介石时期的“隔海对骂”、蒋经国时期大陆“单方喊话”，到李登辉上台时期的两岸“各说各话”。⑧从形势上看，两岸关系是在朝着缓和趋势发展，但正式的权威性的沟通和对话，还是始于“汪辜会谈”，藉此机会两岸实现“同席对话”，自此，两岸之间交流、对话、会晤日益频繁，并由民间拓展到官方、由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领域。因此，“汪辜会谈”让两岸关系真正开始“破冰”，开启两岸非官方和平对话的先河，堪称两岸政治交往第一个里程碑。1998年10月在上海举行“汪辜会晤”，这是台湾授权民间机构负责人第一次登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辜振甫一行。这是两岸政治交往第二个里程碑。2005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登陆，与胡锦涛“胡连会”，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自1945年重庆谈判以后第一次会晤，达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五点共同愿景。这是两岸政治交往第三个里程碑。2015年11月新加坡“习马会”，实现两岸最高领导人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会面。是为两岸政治交往第四个、也是迄今为止最高的里程碑。
（二）“汪辜会谈”打破了国民党当局的“三不”政策，推进两岸关系向交流与合作方向发展。一是蒋经国的“三不”政策被打破。1979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大陆方面推行的“和平统一”大政方针在台湾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图谋彻底破产。蒋经国为主的台湾当局提出“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但“三不”政策严重违背两岸人民意愿，台湾社会各界人士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正视时势变化，调整大陆政策。⑨1986年，台湾航空公司飞行员将一架货运飞机劫持至广州白云机场，迫使蒋经国派出专人赴香港同大陆协商谈判，这是双方官员首次接触。1993年的“汪辜会谈”，是由海协会和海基会事先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开展的，是制度化的、正式的两岸接触，真正意义上打破了“三不”政策，因为台湾当局开始认识到海峡两岸总是要谈的，不接触不行了。
二是“汪辜会谈”促进两岸交流交往向前发展。“汪辜会谈”后，“台独”分裂势力活动导致两岸关系一度遇冷，但“汪辜会谈”的成果仍然保留了下来。1994年到1995年期间，大陆方面仍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等合作，以促进两岸关系发展。人员往来上，两岸民众组团交流频繁，互相参观考察，交流访问；经济交往上，合作领域范围扩大，初步形成互补互利的两岸产业合作格局；⑩文教交流上，文化、教育、历史、科技、音乐、影视美术及体育等领域的合作遍地开花。总体看，两岸的交流与合作因为“汪辜会谈”的成功而突破重重阻碍，向前发展。
（三）“汪辜会谈”开启两岸对话与协商的时代。一是“汪辜会谈”达成的四项协议有助于两会机制性交往。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海皇大厦里举行。早在1993年4月23日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提前飞至新加坡同台湾方面海基会代表邱进益进行会谈，磋商具体事宜，详细至会谈地点、时间、内容等细节。经过三天密集协商，4月29日，双方签署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四项协议，预备就两岸人员遣返、打击走私犯罪、海上渔事纠纷以及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事务性协商；就台商投资、能源开发、青少年交流等问题进行民间性、经济性磋商；以协议的形式规定公证书和往来函件使用，为两岸交往扫除障碍，以实现互补互利。
二是两会协商取得阶段性进展。“汪辜会谈”标志着两岸的“谈判时代已经来临”。[11]“汪辜会谈”后，大陆方面曾试图全面落实各项协议，积极推动两岸经贸合作；但台湾方面仅就三项事务性问题与大陆重点合作，再加上李登辉“访美”引起中美关系动荡不安，及李登辉提出“两国论”等分裂言论，导致两会事务性商谈过程出现曲折反复。在陈水扁当政八年间，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往，局部认同“九二共识”，致使两岸商谈继续中断，陷入政治僵局。为此，大陆方面提出搁置争议，进行民间对民间、行业对行业、公司对公司的协商[12]，以“澳门模式”代替两会原有模式，以个案解决并创造整体协商的机会。2008年5月马英九与国民党再度上台后，是年6月至2015年8月，两岸两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的协商谈判取得丰硕成果，先后举行11次领导人会谈，最终签署了包括两岸包机、食品安全、医药、服贸、气象地震、打击犯罪等涉及两岸同胞切身利益的23项协议，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两岸其他领域的交流合作提供动力，两岸协商的制度架构基本上被确定下来。
三、“汪辜会谈”的重要历史作用
“汪辜会谈”虽然是以民间性、事务性商谈为主，但对两岸关系的推动作用却是极其巨大的，不仅为解决两岸交往中产生的具体问题建立机制，而且促进两岸关系良性发展。曾任海协会常务副会长的唐树备在回答关于“汪辜会谈”进展与成果时说，“‘汪辜会谈’所制定的一个目标，就是两岸经济，要加强经济交流，互补互利，要促进两岸民间的交往”。[13]
（一）“汪辜会谈”为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奠定了基础。“汪辜会谈”双方代表均是在大陆政府和台湾行政部门各自授权下进行，签署协议的执行有赖双方公权力部门去落实，实际上代表着彼此公权力的授予和下放，因而具有半官方性质。所签署协议的执行和落实，不仅解决了两岸交往中一系列具体问题，而且标志着公权力部门之间互动与信任的累积，因此，协商看似只是事务性谈判，实际上散发着两岸政治关系缓和的信号。
（二）“汪辜会谈”妥善处理两岸之间具体事务，解决两岸往来中的现实问题。“汪辜会谈”具有事务性协商的特点。两岸开放探亲带来的一系列实际问题需要双方相关单位去接触、讨论、解决，这是“汪辜会谈”的由来之一，也是“汪辜会谈”的实际功能。1987年11月台湾方面宣布开放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除现役军人和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等亲以内的亲属者得登记，赴大陆探亲”。[14]要探亲，需要开具证明，双方“视情采证”。台湾方面成立海基会后，两岸来往证件就由海基会盖章承认。由探亲开始交往所衍生的各种问题也需要解决，这就是《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中所确定的年度协商议题，就人员遣返问题、打击海上走私、抢劫犯罪活动问题、协商渔事纠纷、两岸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两岸有关法院之间的联系与协助等议题进行事务性协商，以解决两岸事务性问题，保障两岸同胞利益，为两岸交往扫除障碍。
（三）“汪辜会谈”搭建两岸机制性对话、交流和协商管道，使两岸沟通机制更加稳定。“汪辜会谈”的功能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两岸之间首次实现机制性对话、交流与协商。在“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时期，海协会与海基会就会谈的时间、地点、与会人员等问题达成一致。在正式会谈期间，双方签署《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规定两会在今后会谈中有关事务协商、出入境往来等制度；签署《汪辜会谈共同协议》，解决双方关于协议命名上分歧，帮助建立制度化会谈机制，同时也为两岸的合作走向制度化奠定基础。特别是从2008年开始，到2015年期间，双方一共签署23项协议，所涉及领域囊括两岸往来的各个方面，建立两岸友好发展的基本制度框架。
（四）“汪辜会谈”有助于两岸经济合作密切化，成为两岸关系中最富有活力的交流合作领域。“汪辜会谈”提出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下一步将协商的事务议题、台商投资权益保护、能源与资源开发与交流以及开展两岸新闻、文教、青年、科技等交流写进《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中，两岸经济关系成为未来两会商谈重中之重。因此，“汪辜会谈”不仅首次确立两岸制度化协商机制，而且规划了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等磋商议题，尽管海基会对于两岸经贸交流等采取排斥与回避态度，但两岸经贸合作的市场力量毕竟远大于人为的阻挡。
四、“汪辜会谈”的历史启示巨大
（一）“九二共识”作为两岸两会交往共同政治基础的重要性。“汪辜会谈”是在“九二共识”共同政治基础上得以开展与实现的。因为只有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根本性质之后，才有可能实现两岸高层人士的首次会谈，事关公权力部门之间的商谈也才能开展。1995年李登辉“访美”，公开鼓吹“中华民国在台湾”，严重破坏两岸两会协商的政治氛围，两会协商被迫中断。1999年李登辉又公然提出“两国论”，再度破坏了好不容易初步恢复的两会联系与接触的氛围。2000年5月陈水扁与民进党上台后，大肆宣扬“一边一国”论调，严重违背“九二共识”，不仅导致两会协商无法进行，而且两岸关系也陷入紧张与僵持。直到2008年5月，台湾再度实现政党轮替，马英九与国民党当局坚持“九二共识”，海协会与海基会才重启事务性商谈，两岸关系开启“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时代。正是因为2016年5月上台执政的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两会协商再度被迫停顿至今。从1993年到2023年这30年两会交往与接触的历史昭示着，只有两会共同坚持了“九二共识”，双方商谈就顺利；反之，商谈就会因失去政治基础而被迫中断。认同“九二共识”是两岸两会开展对话协商的必要条件，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15]
（二）对话与协商是解决两岸问题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汪辜会谈”的影响是深远且重大的。它以两个民间机构最高负责人会面作为起点，最终发展到两岸最高领导人的会晤。同时，两岸之间商讨议题也逐渐深入，都证明了积极的对话协商对两岸的交往有利无害。“汪辜会谈”的重要意义在于告诉人们，任何问题的解决，对话与协商方式才是最佳的途径。
随着1987年台湾对大陆政策的开放，两岸跨境犯罪开始出现并且逐渐恶化，需要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在两岸正式签署协议前，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方式从国际刑警组织作为信息传递渠道，进一步发展为签署“金门协议”，由两岸红十字会直接对接人员遣返问题。海协会与海基会成立以后，以半官方的身份协助司法机关处理两岸犯罪问题。《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中，“双方确定今年内就‘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人员之遣返及相关问题’的议题进行事务性协商”，两岸关于打击犯罪问题的合作以《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的方式得到正式确定。2009年4月26日，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与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经过协商在南京签署《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划定合作范围、司法互助以及请求程序，保障海峡两岸人民权益。
（三）两岸协商需要体现“求同存异”精神，也需要不断“聚同化异”。“求同存异”方针被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提出后，成为中国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一贯方针。同样也适用于海峡两岸之间，“九二共识”事实上就是体现了双方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智慧。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16]一个中国的立场就是主权领土完整的一个中国原则。1992年海基会方面表示台湾方面“谋求国家统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与海协会共同搁置对一个中国政治内涵的不同看法，这就是求同存异的精神。两岸达成共识后开展商谈合作，建立制度化协商管道，确立两岸商谈政治基础，体现出对待两岸间政治问题的务实态度，实质上也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在“汪辜会谈”中，双方在某些问题上也存在严重分歧，会谈能够取得成果的关键就在于双方选择了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处理方式。[17]当海基会在协商过程中掺入政治问题、谋求“对等政治实体”时，海协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且提出合理意见，求同存异，妥善处理邮件问题以及大陆劫机犯遣返等问题。[18]
就两岸关系来说，两岸之间政治分歧在短时间之内无法化解，为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以“求同存异”作为两会会谈的精神，才有商谈可能。可见，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采取求同存异的方式才是最优选项。从2008年马英九上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开始，到2016年，两岸之间一直保持和平稳定的交流交往，2015年“习马会”就是两岸求同存异，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基础，实现两岸领导人首次会晤，政治意义深远。
两岸两会30年的接触与协商、谈判的曲折历程表明，当“求同存异”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聚同化异”。如国、共两党对“九二共识”的理解，一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在早期会谈时，为缓和两岸关系，大陆提出两岸应当“求同存异”，共同改善两岸关系。但当朱立伦任党主席时期，国民党的两岸立场转变为“求同尊异”。在两岸关系逐渐进入到新发展阶段时，再强调“求同存异”和“求同尊异”，只会导致两岸关系原地踏步。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要着眼大局，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不仅要求同存异，更应该努力聚同化异，不断增进政治互信”。[19]“聚同化异”的提出，含蓄回应朱立伦在两岸关系中的主张与立场，同时强调两党需要共同努力，一起负责。“聚同化异”表明双方要积极主动改变现状，而不是停留在尊重差异、保留差异的阶段。两岸的和平统一是双方共同追求的目标，积极主动化解政治分歧和在关键政治立场上的差异，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放任问题存在，才能真正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四）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政治智慧处理两岸之间问题。首先，“汪辜会谈”的政治智慧体现在“务实协商”。两岸同胞同根同族，文化同源。在隔绝状态结束后，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开展经济、学术交流。为处理两岸交流中的突出问题，海协会与海基会在官方授权下成立，先就两岸谈判对话、文书查验、民众探亲方面达成一致协议，再就公证书使用、挂号函件遗失等问题进行协商解决。其次，“汪辜会谈”的政治智慧体现在双方搁置争议。“搁置争议”实际上就是“求同存异”。短期内，两岸之间政治分歧无法得到完全解决，但因应国际经济政治局势、大陆对于和平统一的期望以及台湾本身经济发展状态等因素影响，两岸开展合作交流是大势所趋。在协商过程中，双方就两岸间原则性问题达成“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是两岸关系的底线，守住底线，允许双方对一个中国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底线明确之后，双方的商谈就逐渐步入正轨。第三，“汪辜会谈”的政治智慧体现在以互惠互赢为交往原则。中国人在交往中讲究“与子同德，与子共赢”。“一方得，一方失”的合作关系得不到长久的发展。很显然，“汪辜会谈”是互利共赢的。就大陆方面来说，台湾始终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双方隔绝时间长达几十年，大陆人民渴望实现祖国统一。“汪辜会谈”虽是民间性、经济性、功能性会谈，但也是两岸关系突破隔绝转向对话的起点。对话意味着机遇，可以商谈就意味着存在协调的余地。就台湾方面来说，在面对欧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冲击时，与大陆开展经济合作，为出口导向经济寻找到广大的市场，无疑是当时摆脱发展困境的最优选择。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双方是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平等协商。从两岸民众角度看，两岸关系发展对两岸同胞来说也是有利无害的。两岸同胞本就是命运相连的一家人，建立“互惠互赢”交往原则，而不是“你得我失”的“零和博弈”，才能得到两岸同胞的支持。第四，“汪辜会谈”的政治智慧体现在“行稳致远”。纵观“汪辜会谈”后30年，两岸关系从僵持到缓和，经历跌宕起伏后再升温，离不开“行稳致远”的政治智慧。由于当时两岸之间直接政治对话时机尚未成熟，经济、文化、科技等作为民间交流，既为两岸关系奠定稳固基础，同时也逐渐降低双方的政治敏感性。以民间交往、民间团体交流推动公权力机构的交往，从开放民间交往、经济文化交流上升到政治互信，两岸关系实现绝处逢生，这也证明了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政治智慧处理两岸之间的问题。
道路决定方向，方向决定前途！明确两岸之间的分歧所在，找寻到解决两岸分歧与问题之道，两岸关系才能行稳致远，国家统一与民族富强前途光明！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时代推进祖国完全统一的外部环境塑造研究”（22jjd810022）。
参考文献：
1、姜殿铭：《台湾一九九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
2、孙亚夫、李鹏：《两岸关系40年历程（1979-2019）》，九州出版社，2020年。
3、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台湾问题（干部读本）》，九州出版社，2014年。
4、李家泉：《海峡两岸关系的现实思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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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立宪,王景舜：《“对等政治实体论”剖析》，《台湾研究集刊》，1992年第2期。
7、蔡福金,李道湘：《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之基础与两岸关系回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8、季烨：《两岸协商谈判30年的回顾与展望》《现代台湾研究》，2018年第138卷第5期。
9、和平统一、一国两制_国家制度_中国政府网()。
10、《“汪辜会谈”是成功的有成果的》，《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5月7日，第1版。
11、《国民党中常会已通过有关方案同意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人民日报》，1987年10月15日，第1版。
12、《告台湾同胞书》，《人民日报》，1979年1月1日。
13、《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新华社北京2015年5月4日电。
14、《王兆国发表谈话认为“汪辜会谈”圆满成功意义重大》，新华社北京1993年5月2日电。
注释：
①蔡福金,李道湘：《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之基础与两岸关系回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第23-27页
②和平统一、一国两制_国家制度_中国政府网()
③孙亚夫、李鹏：《两岸关系40年历程（1979-2019）》，九州出版社，2020年，第205页
④杨立宪,王景舜：《“对等政治实体论”剖析》，《台湾研究集刊》1992年第2期，第9-15页
⑤《李登辉举行记者会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节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北京市台湾事务办公室、北京市台湾经济研究中心编：《台湾问题重要文献资料汇编》，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年，第959页
⑥《“汪辜会谈”是成功的有成果的》，《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5月7日，第1版
⑦《王兆国发表谈话认为“汪辜会谈”圆满成功意义重大》，新华社北京1993年5月2日电
⑧李家泉：《海峡两岸关系的现实思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第29-33页
⑨孙亚夫、李鹏：《两岸关系40年历程（1979-2019）》，九州出版社，2020年，第31页
⑩孙亚夫、李鹏：《两岸关系40年历程（1979-2019）》，九州出版社，2020年，第65页
11姜殿铭：《台湾一九九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第218页
12季烨：《两岸协商谈判30年的回顾与展望》《现代台湾研究》，2018年第138卷第5期，第21-29页
13唐树备谈“汪辜会谈”，2003年4月28日
14《国民党中常会已通过有关方案同意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人民日报》，1987年10月15日，第1版
15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编：《中国台湾问题（干部读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138页
16《告台湾同胞书》，《人民日报》，1979年1月1日
17孙亚夫、李鹏：《两岸关系40年历程（1979-2019）》，九州出版社，2020年，第191页
18孙亚夫、李鹏：《两岸关系40年历程（1979-2019）》，九州出版社，2020年，第228页
19《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新华社北京2015年5月4日电
严安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副院长暨上海市台湾研究会会长
樊雨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