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到了安庆时已正午，文联的朋友请我们一起吃饭，席间不断介绍安庆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这地方历代人才辈出，远的不数，单从清代说，当时著名的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姚鼐、刘大魁都出在这里，还有现代小说家张恨水、美学家朱光潜以及科学家邓稼先等也皆是安庆人。正说着，一位秘书长忽然提起了陈独秀，说陈独秀也是生于此地又葬于此地的，并且他的墓地此刻正离我们不太远。这个不太远一下子就成为契机，使我们一行人在离开安徽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得以拜谒这位革命的先驱者。
之后，当我在不断的回想中就发现，这一次似乎是很偶然的拜谒其实是非常值得思味的。
陈独秀的墓地设置在独秀山附近。这独秀山位于安庆城西南方六十里处，被安庆人描绘是异峰拔地而起，“西望如卓笔，北望如覆釜”，一向被视为众山之祖，因为看上去无所依附，故称名“独秀”——陈独秀的名字也正因此而得。只是当来到近前真实地望那山时，觉得它并不怎么高大，并非“异峰”，旁边又建有工厂和烟囱，挺大的噪音夹着尘土，使近旁的一些柏树蒙着很多灰尘。山包正在被开采中，或许再过几年那山包将整个消失也说不定。然而墓地却是刚刚经过修葺的，状貌一新。
文联人说这是由以前的二百平米扩建了五六倍，墓冢高度也由原来的一米多升高为六米，原来的水泥圆顶以及基座都是刚被换掉的，现在它们整个是厚重的大理石，阳光下显得格外光亮透滑。听说，市委和市政府不久前又作出更大的决定，要将这墓地再次规划调整，要投资八千万，分三期建设，建起来纪念广场、纪念馆、纪念亭等一系列设施，目的是叫陈独秀墓园不仅自然景观优美，而且文化内涵丰富，变成一个集纪念、文化、旅游为一体的园林式圣地。
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圣地了，这个人，当他在世时曾经荣辱备尝、忧患始终，不论生前还是死后获得的称誉何其多——“深刻的民主思想家”“失败的书生政治家”（或“中国历史上最不搞权谋的政治家”）“终身的反对派”“不称职的领袖”“宁折不弯的草莽英雄”……种种评价用在他身上都有着足够理由（——资料说，自1980年以来，陈独秀研究开始突破了传统的“口径一致”，取得了新的进展。像“右倾投降主义者”“汉奸卖国贼”等帽子已经被摘除）。现今就是这么一个争议多多的人，他的墓地将要变成方圆数公顷的园林式圣地了。想想这样的前景，对于一个曾不断被批判又不断被改写的历史人物来说，似乎过于辉煌了，却也恰恰说明这个人对于后世的影响有着怎样难以估量的价值和历久弥新的光彩。
在参观陈独秀纪念馆时，一种世事苍茫的风木之悲令我慨叹。
那纪念馆设在墓地后面一个小而旧的庭院中，样子和周围的民居没有大区别。进去左右平房，中间小二楼，无一点声息，只有一个管理员在值班。黯淡光线里，他向我们介绍馆藏的文物，内容多少有些陈旧贫乏，并且种类有限的文物其陈列形式看着也粗陋。踏上楼去，见到一间屋里架着老式的木床，另一间屋里设着字台和笔墨纸砚。几件零星的遗物空寞地摆在那里，显得枯涩清寂。我想，这和它们的主人最后那段悲凉孤绝的岁月肯定很吻合。
沉陷在凭吊的心情里，举首仰望先贤遗像，看那张血气方刚的面孔上永久性地布着“新青年”的蓬勃勇猛，一双眼睛透着思想者锐利的探索与执着。
遗像旁边，框着一份黄旧刊物，上面印着陈独秀当年写下的文字：“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默念这段话，想到思想之神曾在这般暗寂的屋中奋厉起舞，竟觉得心潮涌动，觉得绕梁不绝，响出浑厚的声音来，并且，仿佛有一股精神气脉正夹着那声音盘旋在纪念馆四周……
回来细查，看到那段话出自陈独秀1919年发表在《每周评论》名为《研究室与监狱》的一篇随感录中。在当时，它如同檄文成为五四青年的座右铭，激励着他们在与反动政府的斗争中英勇无畏。而纵观陈独秀的一生，他自己也正是实践了这一铮言——他一生中屡遭通缉逮捕，先后四次坐牢，不屈不挠九死不悔，长期惯于狱中的苦读写作，甚至还自修了德文。为后人特别看重的《实庵自传》《老子考略》《金粉泪》（七言组诗）以及一些政论文章和文字学、音韵学方面的论著，就是出自他1930年代中长达数年的监狱岁月。
史料上记述了他在狱中嗜书如命的情景。他在狱中开销十分拮据，除了买药就是买书。每次给探视来的友人开的书单都是长长的。一回狱卒为他买了三个铜板的辣酱，他竟瞪起眼睛埋怨说：“买一个铜子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
“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这是他的好友朱蕴山最后给他的赠诗，将他的一生最终划归到书生上。更有不少人都如此认为陈独秀一生的悲剧在于人生错位，如瞿秋白一样，纯属书生造反、学者从政。因为从学术的角度说，陈独秀不仅国学深厚，学识渊博，还通晓几国外语，一生中，他在从事政治之余，做过大量的学术研究。当专家在编写《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陈独秀卷》时，认定《独秀文存》是二十世纪最好的文集之一。
他们发现，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主、科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妇女、婚姻、人口、法律等等广泛的领域中都有深刻的思考研究，很多至今还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像大陆和台湾都出版的《小学识字教本》（这里的“小学”是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专家皆予好评，认为陈独秀不愧是我国近代语言学史上杰出的语言学家。梁实秋说他是用科学方法将中国文字重新分类，对若干文字用新观点作了解说，简明易学，对中国文字有独到研究和新的诠释。所以，那时如胡适等人，都曾为陈独秀把过多精力投入于政治而大加惋惜。1934年学者王森然当得知他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曾发表评论说：“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更精通英文、拉丁文）。故其学，术无不精；当代名家，实无其匹。”
然而，一个人的精神怀抱及其个性特质，就像一个人的快乐，是任谁也夺不走的。尤其是像陈独秀这样一个人。读他的传记，似乎从小性情上就表现出极端化的趋势。幼年时他被强迫苦读书经，受尽毒打向来不哭，于是身为候补知县的祖父愤愤地骂他，说他将来不成龙便成蛇，或者就是凶恶强盗！这位祖父其实没有骂错，长大之后陈独秀果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他的精神怀抱从早年的一篇《扬子江形势论略》中就已经透视出来。当时这位年仅十八岁的第一名秀才，对长江水文及两岸地貌做细致考察，提出了建设江防的方案。之后，出于对科举的深恶痛绝，他对社会的一切制度都产生怀疑，决意反叛，一种激烈的匡世情怀使他毅然背弃幽冷的书斋，视功名与家产如敝屣，走南闯北投身革命。从此，“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章士钊语），他踏上了一条上下求索的理想主义者的道路。
革命是一种特殊的流浪，选择了革命就是选择了永远的“在路上”的状态，就是选择了终生的艰难。对此他是义无返顾，无比的坚执豪迈。曾先后五次东渡日本，或留学，或逃避追捕，先是信奉康梁的改良维新，随后立志推翻清王朝，参加过蔡元培、章士钊组织的暗杀团，武昌起义后反对袁世凯险遭枪决……
在辛亥前后的十几年中，他最热衷思想革命，以为生命的价值在于要扯去一切虚伪和愚昧，拂去一切蒙在理想上的尘埃，要毕其全力扫除所有阻碍社会进步的伪善与丑恶。于是不断办刊办报达十几种，以此物色同志，唤醒民众。这时他形如“寒士”，日日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并且编辑排版、校核邮寄，皆亲自动手。
以后他曾说：“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短短的话里，寓含着这位盗火者身心中多么大的快乐！
他一生中最大的快乐一定是凝铸在《新青年》上的。那场伟大的狂飙般的新文化运动，通过一本期刊和一所大学——《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在全国迅速形成一个山鸣谷应、风起云涌的翻覆局面。一群救世的梦想家，他们把一切都写到旗帜上去了，那就是：民主、科学、自由、人权。在民主科学的倡导下，《新青年》发动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全面批判旧文化和旧道德。于是《文学革命论》（陈独秀）《文学改良刍议》（胡适）《狂人日记》（鲁迅）以及《体育之研究》（毛泽东）等等一系列振聋发聩的经典之作连番问世，一大批以“新青年”自命的先进分子纷纷集结。他们以先觉者群体的激越与猛进，于呐喊中批判，于批判中冲毁，给黑暗压抑的古老中国开辟出一个生机勃发的黎明。
时隔现在已经八十多年过去，再来重读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新青年》发刊词），仍觉大气磅礴：“青年如初春，如朝阳，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守，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此时的陈独秀身为北大文科学长，却与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学者迥然不同，完全一副勇往直前奔走呼号的战车形象。
一幕应该出现在电影中的惊险场面真实地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这天陈独秀怀揣一筒油墨未干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迎着风沙匆匆赶往北京城南的新世界游乐场，先是在茶房中散发，然后趁着骚乱，独自穿过人群直奔新世界顶部露天平台。随后他立刻被侦缉队逮住，强行押往警察署，再被关入狱中数月。
这位绰号“火山”的民主斗士，那时说过，“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还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此时他虽人近中年，却是一名标准的“新青年”。他提出五四特有的精神有二：一是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精神。他自己正是彻头彻尾的身先士卒，以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底色、自由不羁的性格气质和闪电雷霆般的行事作风，给人们树立起专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典范最灿烂的时代形象。
他的形象逐渐暗淡下来，最终化为悲剧是从建党开始，在连续被选为五届中共总书记之后——1921年到1927年。七年时间里，革命家陈独秀身为政党领袖，并不具备政治家的理论头脑及其配套的韬略，作为幼年党在全无经验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危险错误，他无法预知，更无法避免，并且常常陷入权力的重重困厄中。
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暴露出陈独秀这个总书记当时难当得很。从1923年到1927年五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一百二十二次会，作过七百三十八个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大事如孙中山在世时为实现国共合作，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小事如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后，如何派人去找蒋谈话，都有指示。陈独秀是如此的火暴脾气，苏共中央以无数的会议决议把他捆住，并且派驻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督促他执行，他哪里受得了，曾发火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但是，他是党员，有铁的纪律管着，有不同看法，也得服从莫斯科……新版党史，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成“右倾机会主义”。为何换掉了“投降”两个关键字呢？研究界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陈独秀犯的是没有识别和抵制住来自莫斯科制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其性质是执行者的错误，错误的根子在莫斯科……
然而，作为主要的领导者，他向中央临时政府提出辞职。在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中，万方有罪在其一身，他既是众矢之的，自己也在痛苦反省。在惨烈的日子里，他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相继牺牲，更使他陷入锥心刺骨的悲痛中。
读这段历史，我想到，人是有限的，这一种有限性对任何人来说都无可避免，即使曾光焰万丈的伟人。而如果人的有限性一定要表现在思想上，那么，人的深刻性及其精神品格则必定要表现在痛苦中。
“八七会议”上陈独秀受到缺席批判，被解除领导职务。他站到革命的岔路口上，怅惘迷茫，同时忽然有机会接触到俄国反对派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在这之前他从不知道苏共两派之间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真正分歧。这些文件给他展现了新的视角，许多的苦恼疑虑竟然得到消除，因而他决定接受俄国反对派的立场，给中共中央写了信，要求中国革命问题应当在党内，也在共产国际内进行彻底讨论。然而中共中央没有接受他的要求，只是简单地开除了他的党籍。作为抗议，他又发出《公开信》，并提出一个集体文件，叫《我们的政治意见》，由八十一位老党员签名。结果是所有这些签名者都被开除出党，从此他便和他亲手创立的党断绝了一切关系。
1932年，由于叛徒出卖，他第四次被捕（这时身份已为中国托派领袖）。被解往南京后，当时的军政部长（曾与陈独秀共同参加北伐）何应钦同他进行了半谈话半审问式的见面，随即报载，何走之后，青年军人围着索要墨宝，陈欣然书写数纸。其中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见他的精神意志顽执如初。
当公开审判时需请辩护律师，他说：“我是一个穷措大，没钱。”消息传出，章士钊等自愿为他辩护，他自撰《辩护状》，法庭上观点鲜明、言辞锋利，表现出十足的革命领袖气概。他公开指责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军事独裁，围剿红军。被判十三年之后，再写《上诉状》，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全面的揭露与抨击。在监牢的隔绝中，他不能再以原有的激情投入政治，便投入于文字学研究，同时并未放下对民族前途的忧虑，不断地写文作诗针砭党国时政。
一天他的三子松年前来探监，说起两个哥哥就义的情形，不免伤心落泪，为父的陈独秀双眼一瞪，大声训斥他：“没出息！”又一天，老友刘海粟从欧洲回国前去探望，他命笔书赠友人一副对子：“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刘海粟再去探监，以最偏爱的《古松图》与他共赏，他触景生情，为画题诗：“黄山孤松，不孤而孤，孤而不孤。”
现在看，这样的一行题诗极像是他在为自己出狱后孤绝的晚景作下了预示。
那孤绝开始是分着来的，就是说是先绝后孤。当出狱后，先是美国一家图书公司邀请他去美国写自传（即续写他在监狱没有完成的《实庵自传》），遭他谢绝；接着，又坚拒蒋介石的各种诱惑，诸如再组织一个新共党，对抗现在的中共，可以参加国防参议会（经费十万、名额五个），或做劳动部长……陈独秀对包惠僧（时任国民党内政部参事）说：“我怎么能够答应？蒋介石双手沾满我们同志的鲜血，我的两个儿子也死在他手里，我和他不共戴天……”继而，是中国的托派希望他回上海统一内部分歧，或是想把他搞到美国去——托洛斯基如此建议，他不肯。
其后，中共中央向陈独秀提出了回党工作的条件，他不同意写检讨，对董必武说：“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于是关系再次闹僵。事隔不久，王明、康生等人突然在几种报刊上同期发表文章，捏造陈独秀是“托匪汉奸”“托洛斯基匪首”“日寇侦探”。陈独秀怒不可遏，撰文质问：“……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是这样的吗？”
紧接着，张国焘再来拉他，所谓“出山再起，发起一个第三党”，立刻遭到他冷言回拒，说，“没有信心，也没有这个能耐”。这期间陈独秀郑重地向世人表明自己彻底独立的立场，他说：“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自责”……
看梁衡写瞿秋白，说他“觅渡，觅渡，觅何处”，读陈独秀到这里，我很想套用梁先生的句法来给陈独秀，那就是：拒绝，拒绝，宁孤独。
与陈独秀有着同样底色的、本该属于书斋、或者说最易从书斋中实现自己最大人生价值的瞿秋白，也是那样一个自觉自愿的革命理想主义者，一个“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当“八七会议”后，他接继犯下严重错误的陈独秀，受命于白色恐怖中，“以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随即便被王明等人打倒，永不重用。其后他遭敌人逮捕，以柔弱的书生之躯演出了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惊亦不动的英雄戏。
牺牲之前，瞿秋白闭锁斗室，反观人生，觉得自己愧对党的领袖这一称号，于是用灵魂的解剖刀无情地剖析自己——梁衡说，瞿秋白“一生都在觅渡，可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可是，悲剧的瞿秋白因为英勇就义的壮举，在后人心目中是永垂不朽的英雄，这早是历史的定论，任谁也别想改变。
而陈独秀呢？当他在世时，就已经连番不断地被人（尤其是“自己人”）污蔑糟践，浑身上下尽玷污水，死后，这些污水凝结为冷硬的石头，装满史籍的箩筐……
喟叹之中，我反复想，出狱后的陈独秀选择孤绝的原因是什么？怨怒、憎恶，还是惶惑、绝望，抑或无奈、厌倦？也许都有？都还不够？我想，假如还不够的话，或许悲哀是其中至为深刻的原因。
当身陷囹圄中时，陈独秀就曾如此写道：“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这便是五四的辉煌之后，政治的炼狱投给这位末路英雄的心灵印象：“消耗”，“失败”——这是一对何等凄楚黯淡的字眼！
但是，悲哀绝非是浅层次的纠结于个人荣辱得失的悲哀。当他承受着政治上灭顶的失败和失败带给他的切肤之痛时，理想与现实的极度错位、精神的焦困无路构筑了他内心中最大的苦楚。
以陈独秀深思的习惯，必须要穷根究底，解决意识中的深度困惑。史料载，南京监狱前后，陈独秀对民主问题“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在给友人的一百多封信中，他以很大的篇幅论及民主，认为“民主制是人类政治的极则，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鄙视它，厌弃它”，“应该把它当作战斗的目标”，并作为“大众政权”的根本所在。……这些信件，后来由胡适作序，以《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为名在香港出版。
有专家认为，主宰陈独秀思想脉络的主线——民主思想，在他晚年没有升华也没有原地踏步，而是发生了一种后退的酝酿，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从“斯大林现象”分析入手，总结出资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从而思想发生了后退，又回到五四时期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崇拜，思想转变的轨迹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我想如此看法，在今天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评价，似乎不能简单说是属于回归还是后退，或是园林式的踏步。历史地看问题，他的思想转变的轨迹也许已经呈出了螺旋形上升的趋势，很多宝贵的思想见解尚有待做深入的研究和评价——然而，在当时，沉陷于困境的陈独秀不能够给自己作出任何积极的推想，那种无法回避的可怕的“后退式”，对于一生锐意前行的他来说，只能构成精神上剧烈重创与折磨。
他就是因此而选择了对环境的拒斥，选择了孤绝的不合作的姿态。这孤绝是为了尊严和自救，也是他终其一生的战斗性和独立意志的最后体现。在他这里，哀莫等于心死，也并非证明着软弱。他很英雄气地咽下了心中创痛，然后依旧是“此身犹未藏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狱中诗）的硬汉。在出狱后贫病交加和数度迁徙中，他一次次回绝官僚贵人的馈赠，惯于寒怆凄寂的生活，甚至自己开地种菜——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独倚门户恪守住自己的位置，做个人的意志所认定的事情。
因为生命还在继续，他不能像瞿秋白那样超脱了一切，收起来用世的抱负，将最后的思考进入到个人。即使是最应该续写的《实庵自传》他也不打算去完成，而最想做的事情总是对现实的思考。
在最后的两年间，他写了《我的根本意见》，油印后寄给友人，然后又写《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后者是他去世前两个月的思考，此文《大公报》拒登）。尽管在最后的文章中，他无可掩饰自己的悲观情绪，但是思想者对于救世良方的积极探索依然执着，依然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之泯灭。他一再地告诫国人：“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之中心思想，……民主自由制度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
他不愧为盗火者——盗火者不是封号而是使命，即使天下无一人听他，即使是气尽途绝，他还是要苦苦地思索，于无说（写）处发出自己严肃的声音。
与此同时，他还想做学术上的强者。早年他提倡白话文，晚年又回到语言问题。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是《古阴阳入互用例表》。在一次选旧书的摊子上，他意外发现了一套有价值的古籍遗著，立刻设法寻访书主的后人，并且废寝忘食地投入整理。作为“老书生”，他没去走博学鸿儒的路，却也仍然希望着自己能够有所论著以晓后人，他对学问的热爱贯穿了一生，但是，这份热爱终究不能全部占有他。
全部占有他的，倒是那种“僵死到头终不变”的书生气。在他的悲剧命运中，书生从政，是他在政治上失败的重要原因，他的理论不成熟不完善，带着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色彩，但是作为学者，他为真理执着奋斗，为创造一种学说敢于质疑、不怕孤立的品格，是可贵的。他一生不知何为卑怯，为自己的思想和学说挽争到最大的极限。那种特立独行和不肯盲从的个性使他怀疑抵制共产国际的权威和“最高指示”，先后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裂，后来又与托派中央闹翻，抗战中严辞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误国卖国政策和专制独裁，成为一个终身的反对派（胡适语）。
他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但他又是一个有着光明磊落的君子风范的人，他与所有的人的交锋都摆在桌面上，从不玩手段耍诡计。他说过，他最“深恶痛绝”“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后来李维汉说他“是我们党早期领导人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邓小平在谈到党内路线斗争问题时，也说，“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鲁迅说得尤其形象——“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蔡元培的话干脆像是一句结语，他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者，莫如陈。”
我想，在陈独秀身上，何止是书生学者的君子风范可贵？我想他最可贵的，首先是那纯属于革命家的殉道者的意志和求索的勇气，它们，既是支持了他全部生命的精神底蕴，也是真正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那时，站在国民党法庭上，他意志难夺、桀骜不驯，慷慨陈辞说自己“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简述。
古人说，丈夫立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在他这里，何谓功名呢？是毁誉参半？还是永无定论？显然很难说清。但是，作为革命家，他的一生既是用于求索，也就可能用于失败。而他的失败的人生之所以仍然值得后人尊敬，就是因为，一个人生命中的精神底蕴连及他的人格品质，会比之功名更深刻更有力地给历史留下重重的印记。这正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最终的意义不是军事上政治上的，而是文化上的。
人生说到底，其最后的目的，是一个人的自我完成，从这一观点说，陈独秀和瞿秋白其实是十分相像的。作为先驱者，他们的灵魂完整，至死都未改变自己孤高的学者品质和理想主义的革命家形象。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永远都不会是一张端严无趣的脸，不会是一个单向度的人，他们对于人类社会的最大创造首先是创造了他们个人的丰富的自身。
然而，我将无缘见到那个真实的苍凉的孤坟——那个修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一丘黄土，外加了一块半截石碑的孤坟，它旁边，僻静地傍着松柏掩映的独秀山。当年，为安全计，陈独秀的三子松年不敢在碑上刻父亲的大名，而用了他科考时的名字“陈乾生”，遂后长期无人祭祀，几近荒废。
鲁迅说，“暗暗的死，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而一生奋厉如陈独秀，不仅是死得暗暗，其坟丘在几十年间更是喑哑的绝无人迹。现在，那番荒寂与惨苦骤然间一去不复返，取代它们的将是国家斥资千万修造的雕栏玉砌及其相应的庄严辉煌。这真是“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我想到，不管历史怎么说，不管墓地怎么修，在那静寂的土层下面，一些本属于孤坟自身的生物的质朴根须总会漫漫不息地生长。我还想，真正的先贤，他们高邈的灵魂其实早已进入灿烂星空，而不再同喧闹的地面发生任何瓜葛。只是，当我们沉浸于由衷的怀想时，他们作为一个人的不灭的美便会幻化为一种精神力量，使我们感动，使我们崇敬，这应是绝对不受时空限制的永远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