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9月，尚在法国巴黎的蔡元培被民国政府教育部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2月蔡元培回国后，开始为北大物色人才，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引智举措便是说服《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一职。
1917年1月，蔡元培在提请教育部“派遣文科学长”的函件中附有陈独秀的一条简短“履历”，上面写着：“陈独秀，安徽怀宁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但其实，除了前清秀才算是个正式文凭以外，陈独秀并无足资证明其“日本大学毕业”的证书，亦未担任过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这就是曾经引起争议的蔡元培为陈独秀造“假履历”的本事。
1912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令》、1913年1月的《大学规程》以及1917年5月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9月重新颁布的《修正大学令》，对大学校的教员并无学历规定，真正出现学历要求的是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颁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但那已经是十年后的1927年6月了。既然如此，蔡元培为何又要提升陈独秀的学历和“丰富”陈之履历呢？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发端，可以从晚清算起。1904年1月晚清学部颁布《奏定任用教员章程》中便有对大学堂和高等学堂教员的学历要求。如针对大学堂正教员（正教授）的要求是：“以将来通儒院（类似今之研究生院——引者）研究毕业，及游学外洋大学院毕业得有毕业文凭者充选”。对高等学堂正教员的要求为：“以将来大学堂分科毕业，考列优等及中等，及游学外洋得有大学堂毕业文凭，暨大学堂选科毕业考列优等充选”。
从1904到1927年间，经历了晚清到民初的国体变更，大学在教员学历要求的制度上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奇怪。因为依照晚清学部的学历要求，当时中国的大学只能关门大吉了。拿最有实力的北京大学来说，1915年占北大文科重要地位的“太炎弟子”中大多没有正规大学毕业文凭。如果把后来的周作人、鲁迅算上，这个“非正常”的情况会更加突出。
但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大学院，领衔起草并颁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恰恰是首任大学院的院长蔡元培。可见蔡元培对大学教员的学历也是重视的。不过，蔡元培绝不是冬烘先生，他能非常智慧和有效地处理规范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他的教育家气质和非凡眼光在于，他能够准确地识别千里马，故不仅拔举无正规毕业文凭的陈独秀，而且拔举了未曾上过大学的梁漱溟入北大任教。而即便是通过了《大学教员资格条例》，1927年以后的中国大学仍不时有伯乐挑选千里马，破格聘任的佳话。
曾任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也深谙官场规则。在聘任陈独秀的事情上，他也是想给教育总长范源濂一个面子，故很可能是凭印象将陈独秀的履历写成了“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陈独秀曾五次留日（一说四次），先后入东京的亦乐书院、成武学校（军校）、正则英语学校、早稻田大学、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但即使是第四次居日的近两年时间，也主要与张继、章士钊、苏曼殊等中国朋友切磋砥砺，真正在每所日本学校系统学习的时间，均未超过一年。而日本当时并无“日本大学”，蔡元培凭印象写的陈之学历，既有应付差事的意思，故非常笼统；又因为笼统，所以很容易被理解成今之“打擦边球”。说陈独秀担任安徽公学教务长和安徽高等学校校长也一样。因为陈独秀确在两校任过职，只是职务上有差异。这一点在当时，求证一下未必方便。因为陈接受聘任后已经离京回沪着手北迁，蔡元培上报教育部时，没有条件打手机或写电子邮件问询。但考虑到陈曾在安徽公学任教、曾创办徽州公学并任监学，又曾创办安徽高等学校并担任教务主任（教务长），蔡元培的夸张还不算过分。
至于有研究者说，蔡元培伪造陈独秀履历是“欺骗教育部”，为了“骗取教育部的任命”，则是抽离语境的臆测。因为教育总长范源濂不仅是礼聘蔡元培出山的当事人，而且在蔡执掌临时政府教育部时一起共事，任职低一级的次长。两人的关系，按蔡元培的说法，是彼此互补的。
范源濂是湖南湘阴人，早年进长沙时务学堂追随梁启超，1899年留学东瀛，1901年秋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原有一说是日本法政大学，有误）学习。就是这一年10月，陈独秀进入亦乐书院学习日语。亦乐书院其实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为中国留学生所设的速成科。具体开设时间是1899年。而“速成教育”正是范源濂考虑到中国留学生人数的日渐增长，游说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后得以发展起来的，嘉纳后来还专为中国留日学生开设过弘文书院。除师范速成科外，范源濂另与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商量，增设法政速成科，主动充任法政速成科两门课的翻译。
其时，范担任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总会的副干事长，并且与陈独秀一样是留日中国学生团体“励志会”的成员。当然，因观点差异，中国留日学生中，有“激进派”与“稳健派”之分，“励志会”后来分裂，也与此有关。范源濂与曹汝霖等人无疑是“稳健派”，而陈独秀虽不能称“激进派”，但他的好友中如张继等人都是“激进派”。这样看来，范源濂在东京时，即使与陈独秀不熟，彼此也有交集。而以他留日先驱的经验，也不仅了解陈独秀这样的中国留日学生游学的状态，而且知晓东京并无“日本大学”存在。如果硬要说蔡元培是“欺骗”，那么，这个“欺骗”的对象也肯定不该是教育总长范源濂。因为在这个事情上，范与蔡充其量只能构成共谋的关系。
历史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经验之学。研究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个人经验来看待历史史实，评判历史的价值。此乃陈寅恪“了解之同情”不易做到的原因。将蔡元培为陈独秀造“假履历”一事无限放大，自然也是受今日大学盛行的僵化古板的“唯文凭”政策的现实经验制约，又辅之以个人联想的结果。
就在蔡元培致函教育部的两天后，范源濂以总长身份签署了“教育部令”：“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又过了两天，1917年1月15日，北京大学在校内张贴布告：“兹奉部令派陈独秀为本校文科学长”。未几，陈独秀正式履职。
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刊《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 2011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