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作为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同时也是朱子所选编的《四书集注》中的第一篇，因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大学》又是对中国人精神世界影响最大的一部儒家经典。不过，自《大学》问世以来，人们至今仍然搞不清其具体的作者；而其所以被视为经典的思想宗旨，也几经变化。从这个角度看，应当说《大学》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这一点固然非常重要，但其作为经典之所以形成以及其原初的思想宗旨包括其地位之提升与演变是更值得澄清的。因为对这一问题的澄清，也许更能促使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史及其密切关注现实的优秀传统，当然也包括其所应当注意之所谓精神“短板”的问题。
既然《大学》首见于《礼记》，那么我们在这里便应当从《礼记》说起。
《礼记》是从先秦到两汉之诸儒著作的一种汇编，有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两种不同的版本。由于大戴《礼记》今已遗亡，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只有小戴《礼记》；而《大学》就属于小戴《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不过，在整部小戴《礼记》所汇编的49篇文献中，其中论到“学”的就有两篇，一篇为《学记》，一篇则为《大学》。所以，仅仅通过对这两篇论“学”文献的比较，大略也就可以看出其相互关系了。
《学记》是小戴《礼记》中的第十八篇，是一篇很短的论“学”文字。由于《论语》本身就以“学而”开篇，所以仅从《学记》这一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它显然是承接着《论语》而起的，因而也可以说是属于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的作品。所以，《学记》在其第一段就明确地提出了“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这无疑是对“为学”之根本目标的一个明确揭示。接着，在反复说明了“学”的重要性之后，《学记》又以为学次第的方式谈到了“大学之道”：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礼记·学记》）
显然，这里所谓的“大学之道”无疑还属于具体的从学与为学之道。仅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学记》包括其具体的为学之道，实际上就出自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之手。因为其所论内容还都没有脱离具体的“教”与“学”，而且也是从“教”的角度对于“学”所提出的各种规定、要求和说明。其“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以及“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一说，确实是对“教”与“学”及其关系的一种精当总结。如果没有长期任教督学的经历，是绝对总结不出这样的“教”与“学”及其关系的。
正因为《学记》的这一特点，所以在揭明“大学之道”的同时，它还系统地提出了“大学之教”“大学之法”“大学之礼”等种种说法，表明“大学”这个概念在当时已经成熟而且也已经进入大众的话语系统了。除此之外，《学记》还以所谓“先河而后海”之“能近取譬”（《论语·雍也》）的方式谈到为学之“源”与“委”，并明确提示说：“此之谓务本。”显然，这一说法正承接着《论语》所谓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一说，当然也是对“君子务本”在“教”与“学”关系中的具体运用。所以，仅从《学记》的这些特点来看，它不仅为七十子所作，而且可能还是七十子中集一生精力于教学活动的某位的总结与概括。
让我们再来看《大学》。《大学》虽然也以“学”命名，但其内容就已经远远不同甚或超越《学记》了。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虽然《大学》也以“大学之道”开篇（这一“大学之道”的说法显然源自或直接承自《学记》），但其内容又远远不同于《学记》：《学记》的“大学之道”主要是在“塾”“庠”“序”“学”之横向展开的基础上专门讨论为学之“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九年”的不同要求以及在此基础上不同的为学任务及其具体进境，所以也就有了“小成”“大成”以及“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之类的“大学之道”；而《大学》完全是以如下方式展开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与《学记》的“大学之道”相比，《大学》所谓的“大学之道”显然已经远远超越“教”与“学”之具体环节了，是与天子、诸侯的治国方略或治国之道连在一起的。当然，其所谓“大学之道”的说法又明显源于《学记》，但是在更高一个维度上与更大的范围内展开的，亦即所谓“大学之道”已经不再局限于“教”与“学”之具体环节上了，而是与如何明其“明德”、如何“亲民”及如何“止于至善”连在一起的。这说明《大学》的“大学之道”已经是在《学记》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明确地把治国方略与治国之道视为“大学之道”的基本内涵并有进一步的扩充与发展。如果说《学记》的“大学之道”所展现的仅仅在于“教”与“学”的具体关系，那么《大学》的“大学之道”就已经聚焦在如何明其“明德”、如何“亲民”以及如何“止于至善”的关系上了，这无疑属于天子、诸侯之治国理政中的基本关系。
也许正由于这一原因，它们讨论的问题也就有所不同。《学记》完全是从“学”之必要性出发，尽管其“学”的指向就是君子之“化民易俗”，但其具体的出发点则是还未成学的个体，而《大学》之“学”就已经明确地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之说了。虽然它们所谓的“学”都没有脱离“庶人”这个基础与出发点，但是当《大学》以“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大学之道”的基本内涵或为学之根本目标时，这样的“学”及其主体就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君子所追求之“化民易俗”的范围了。
所以，与《学记》所展现的为学次第——所谓“大学之教”“大学之法”不同，《大学》之“学”的内容也就不再是随着“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以及作为“大成”的“九年”而展现其不同的为学目标，而是在“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基础上的格、致、诚、正与修、齐、治、平了。——前者往往被称为《大学》的“三纲领”，而后者则被称为“八条目”。如果对应于《学记》所提出的“一年离经辨志”“三年敬业乐群”“五年博习亲师”“七年论学取友”“九年知类通达”，那么，《大学》从“三纲领”到“八条目”所展现的则是儒家关于整个族群以至于天下的修齐治平之道。前者展现的仅仅是儒家君子的一种个体人生之道，后者展现的则是儒学关于作为族群、国家乃至整个天下的人生理想及其内圣外王之道了。
不过，同样是“大学之道”，《大学》并没有脱离《学记》的基础，正像作为天子之治国理政的方略也并没有脱离其作为个体之自我修养的为学之道一样。这一点也是由《大学》所坚持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逻辑决定的，同时也可以说是其形成于不同时代之表现。因而，《大学》的“大学之道”就不仅建立在《学记》“大学之道”的基础上，而且也是对其“大学之道”在一种更大、更高层面上的扩充与拓展。仅从这个角度看，《大学》之晚于《学记》、继承《学记》，以及“大学之道”直接源于《学记》，也就非常清楚了。
丁为祥，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关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哲学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暨中华朱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孔子学会陆九渊学会、王阳明分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