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初，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炮声在市区内已能听到。
5月27日，国民党余留部队起义，苏州河以北的市区宣告解放。我和同学魏绍杰（后任北京市体委办公室主任、先农坛和什刹海体育学校校长）来到上海剧专，里面已有部分地下党的同志集合在一起，分配我们以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员的身份，去协助解放军接管。
复旦被国民党政府命令解散后，校园被国民党军队占用，此时已是一片狼藉。地下党总支先在寒冰馆召开了一次全体地下党员会师大会，这是地下党员第一次集体相见。
复旦的地下党员在1948年底有100人，经过解放前夜的一次大发展，已经增加至199人。听说，交通大学的地下党员有200人。两校地下党员人数，占上海市区地下党员的近1/20。
复旦的地下党员绝大多数是学生，教师党员只有张薰华、余开祥，工友中有戴德元、萧训林等两三人。教授中没有地下党员，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并且更便于发挥他们的作用。
这次会议由复旦党总支书记袁冬林主持，他是农学院的学生。党总支委员还有沈贵吾、江浓、王休娱、陈长洲、王其健。不久，袁冬林被调往区里工作，由沈贵吾接任书记，江浓为副书记。
接着，学校中的大事是大量同学和地下党员离校，参加革命工作。离校的方向有几个：一是调往市、区各级机关，也有先经过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后分配到各机关工作的；二是参加南下服务团，到福建去，这部分人很多；三是参加西南服务团，到四川去；四是因各种原因离开的。
这样，留下来的地下党员只有40多人。党的总支委员也全部离校，只能改为支部，由政治系三年级的郑兰荪担任支部书记，支部委员有汪鋆、黄千晖、汪巽人、张志泉、施宗仁。
中间有过一些变动，到1950年夏郑兰荪调离学校前，书记还是他，副书记是黄千晖、俞继泽、郑继永、施宗仁、周久钊、钟在璞、张薰华和我。
不久，上海教育部门将暨南、同济两校的文、法学院师生并入复旦，加强了这方面的力量。两校学生中的党员也调入了一些，如后来担任复旦新闻学院院长的徐震就是此时从暨南大学调入的。
1949年那样的大调动，我怎么会留下来呢？当时，许多进步青年的思想状态是：只要革命需要，是组织的决定，就毫不犹豫照做。党组织本来通知我参加西南服务团，到四川去。我还动员了史地系几名同学一起向西南服务团报了名。现在看来，大概是要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准备成立的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
从上海解放到1952年，中间还有许多事情，但同本文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就不多说了。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