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同样或相似的环境中，各人的成就和贡献有大有小甚至有成有败？为什么陈云能够创造这么多常人难以企及的光辉业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他极端重视学哲学，要求人们把学哲学放在生活和工作中异常突出的地位。他的女儿回忆道：“爸爸在江西工厂‘蹲点’的时候跟我讲：毛主席之所以能够领导我们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也是毛主席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用哲学思想培养了一代人。”“每当他讲到毛主席在延安要他学哲学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两眼放光，非常激动。”
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滋养
陈云重视学哲学，从来不是把它当成书斋中那种脱离实际的空谈，而是出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力求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作为引导行动的指针。
他多次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学习理论，“首先要学习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的问题：“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我们党的身上，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不能搞坏，搞坏了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得失。”
陈云谈学哲学重要性谈得最多的有两个时期，一个是延安时期特别是延安整风中，另一个是改革开放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面对重大历史性变化的时期。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并且在变化中跨出重大的新步子，首先需要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处在这种时期，更需要把学哲学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
延安整风的基本问题是整顿三风，其中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也就是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来总结党以往犯“左”倾错误的根源。陈云几年后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报告中讲道：“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后来，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东西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的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他后来和邓小平说过这段经历，邓小平十分赞同，说：“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
改革开放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大量出现的陌生问题，更要求主观认识能符合迅速变化的客观实际，这是很不容易的。陈云和许多老同志又正要退下来，对缺乏足够经验的年轻领导干部抱着很殷切的期望。于是，他再次着重强调学哲学的极端重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统一全党的思想。陈云向邓小平“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两天后，邓小平向《决议》起草组谈了陈云的意见，并且说：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陈云也对起草组负责人说：“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
把主要精力用在把握实事求是这个精髓上
陈云提倡学哲学，最看重的是什么？是实事求是，是要使主观认识符合十分复杂的、并且在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地去对待它，那样不可能真正懂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前面所说陈云学习哲学时付出的那种艰苦努力，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必须把最主要的精力用在把握它的精髓上，那就是实事求是，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陈云常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就是这个意思。
他回忆道：“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只唯实”。在作决策、采取行动时，必须先进行切实而周密的调查研究，把各方面的事实真正弄清楚，经过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能做到对症下药。陈云把它看作做好工作的先决条件。他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这是他在工作中取得成功的秘诀所在。
为什么陈云领导经济工作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功？为什么其他人视为畏途的许多“老大难”问题，在他手中常能得到成功解决？为什么他说的话和做的事总是那样实在并且切中要害？原因就在于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正确的，他的决策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作出的。而那些习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最后拍屁股走人的干部，同他的做法截然不同。对此，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有的同志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
掌握交换、比较、反复这个辩证法
从实际出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客观事物是复杂的，常常包含相互矛盾的多个侧面，并且不断发生变化，不是一眼都能看清楚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通常需要经过一个在实践中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决不能把走马观花时获得的一点粗枝大叶的印象、甚至一些道听途说的话当作客观实际的全部，而且还自以为是，那样没有不跌跤的。
人们常说陈云处事“稳”和“细”，这确是他的特点。他曾说过：“我们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为了减少和避免认识客观事物的片面性，陈云提出了“交换、比较、反复”三种方法。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交换一下意见，就会得到全面的符合实际的认识。比较，是对各种不同意见进行多方面的比较，不仅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到反面；不仅要听正面的意见，也要听反面的意见，这样才能使判断更正确。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对关系重大的问题尤其应当这样。他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唯物论，“交换、比较、反复”是辩证法，合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陈云对重要问题的判断和决策，从不简单地照抄套用那些现成的方案，而是敢于进行创造性的探索。这种探索总是慎之又慎，力求做到最切合实际状况。他在拿定主意以前，会请别人补充情况或提出各种分析看法，然后他把方方面面的情况综合起来再思索，把思索出来的东西讲给别人听，征求意见，直到修改满意为止。一旦把事情弄清了、看准了，就下最大的决心，顶住各种压力，坚持贯彻到底，做出结果来。
可以看一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3年，陈云如何处理异常棘手的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作为例子。那时候，粮食供销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紧张，不法私商的投机活动又十分猖獗，粮价上涨，全国刮起一股抢购粮食之风，人心开始浮动。负责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怎么办？他广泛听取意见后，考虑了八种处理办法，如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统购统销等，慎重地比较每一种办法有什么利、有什么弊，最后得出结论：根据现有情况，处理办法只能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合称为“统购统销”。为了照顾农民的利益，在征购数量和牌价等方面都作了恰当的规定。事实证明，在物资十分缺乏、经常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居民能得到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正是根据自己一生成功和遭受挫折的切身经验，这位老人在晚年一再叮嘱后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1989年9月，他又写信给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说：“我最近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应该组织中顾委常委和在京委员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目的有二：一是我们这些老同志有丰富经验，但需要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二是带动新干部乃至全党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地嘱咐后来者（包括“新干部乃至全党同志”）都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这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这些嘱咐对于今天的党员干部来说，无疑是要牢牢记住的。
（摘自《人民日报》2015年6月15日，原题为《为党和人民事业学哲学用哲学——陈云学用哲学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