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资政是党史工作的根本任务之一。胡锦涛同志指出：“发展新的事业、开创新的局面，更需要总结、研究历史经验，做好以史鉴今、以史育人的工作。”习近平同志指出：“资政，就是要通过深入的研究成果，用党的丰富历史经验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我们要认真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从党史资政的内容和形式、从提高党史资政研究主体的素质和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对资政工作规律性的认识，真正做到“党有所需、‘史’有所为”(这里所说的“史”，是指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以丰富多彩、务实管用的资政成果，更好地发挥其对理论创新的借鉴作用、对党委和政府决策制定的参谋作用、对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实施决策的助手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关于党史资政的内容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用了五个“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来阐发党史资政的主要内容。对于地方党史部门来说，这五个“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最重要的又是：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为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坚持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
(一)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90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90多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取得了三大主要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世界舞台上扬眉吐气、充满信心，我们的祖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发挥党史的资政作用，就要坚持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从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奋斗历程中，深切感受90多年来党和人民的不懈奋斗、艰辛探索以及创造的伟大业绩，是怎样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怎样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面貌，从而获得继往开来的强大动力。这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深刻理解党领导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深刻理解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进一步加深对党的认识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在90多年的奋斗、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培育、锻造、形成了许多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和崇高精神。这些传统、作风和精神，承载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吸收了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展示，是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展示，不仅成为广大党员干部言行举止的基本规范，而且以其巨大的感召力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党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发挥党史的资政作用，就要坚持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结合新的时代要求，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不断提高党性修养，促进作风养成，使党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三)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经历如此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积累如此丰富成功经验的政党，是不多见的。党的成功经验是艰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改革道路的重要思想成果，反映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集中体现了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善于总结运用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推动事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发挥党史的资政作用，就要坚持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学习借鉴党的成功经验中增强推动事业发展的信心和力量，获得做好工作的智慧和启迪，在创造性地运用党的成功经验中提髙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以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更好地肩负起治国理政的重任，更好地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四)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90多年来，党在领导人民进行奋斗、探索中，既取得了辉煌成就，也经历过失误和曲折。恩格斯曾经深刻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自己的经验，包括自己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党不但善于从成功中总结经验，而且善于从失误中汲取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发挥党史的资政作用，就要坚持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和对待党在探索中走过的艰难道路，深刻认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汲取教训、把握规律，避免和防止重犯历史上的错误，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以上四个“用”，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史工作的意见》对党史资政育人的总要求。这四个“用”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缺一不可，涵盖整个党史工作的主要功能。有同志可能会说，前两个“用”好像对“育人”强调得更多一些，不完全属于“资政”的范畴。这个看法也有一定道理，但还应看到，从内涵上说，资政育人作为党史工作的根本任务，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一个大体并列的关系，也有一个部分交叉或者部分包容的关系。资政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执政，而执政归根结底要靠“人”去实现，因此，用党史“育人”，提高人的觉悟和综合素质，从而更好地落实决策、投身执政实践，实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政”。或者说，党史资政是比党史育人更大的概念，我们既要看到二者的区别，又要看到二者的联系。不能画地为牢，人为地将二者割裂开来。
再深入一步，以上所说的五个“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实际上属于党史资政的任务和角度；四个“用”属于党史资政的途径；而围绕党委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去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则属于党史资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们共同构成了党史资政的基本内容。当一个这样的过程完结后，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中的新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再通过四个“用”去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这种建议仍然是基于党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提出的)，于是，党委和政府关心的又一个实际问题，又有了新的来自党的历史的借鉴，党史资政又完成了一个新的任务。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党史资政乃至于整个党史工作，就在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与时俱进，与党同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起前进了。我们可以依据这样的基本线索来理解党史资政的内容并切实付诸实践，努力取得实效。
二、关于党史资政的形式
党史资政的形式，从广义上说，包括提供各种类型的党史基本着作和党史研究成果，也包括组织有利于党委和政府开展工作的党史宣传等。而从狭义上说，主要指提供党史基本着作，提供专题研究报告、专题资料报告和专题咨询资料等。在2010年杭州会议上，我曾提出党史资政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修好党的历史，重点是写好党史基本着作，为党委和政府提供基础性资政服务；二是加强现实性专题研究，为党委和政府提供时效性针对性强的资政服务；三是加强战略性专题研究，为党委和政府提供预见性的资政参考。实际上，党史资政的成果形式主要是党史基本着作和专题研究两大类。在这里，我再就近年来编写党史基本着作和开展党史资政专题研究形成．的一些认识，讲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一)关于编写党史基本着作。党史基本着作实事求是记载和反映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管党的经验和智慧，具有全面性、系统性的特点，是活生生的具有资政功能的基本教材，是发挥党史资政作用的主体成果。201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修订重印了第一卷。目前，正在集中力量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在编写《九十年》这部著作时，我们提出了“6 1”的原则要求。我们认为，“6 1”的要求，是多年来编写党史基本著作的经验总结，也可作为今后编写党史基本著作的重要指导原则。
一是导向正确。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遵循党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的统一：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准确记载和反映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深刻揭示党的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历史事实阐明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
二是结构合理。编写党史基本着作要有明确的思路，按照党的历史原貌，设计合理的框架结构。要在尊重以往分期的基础上，按照党史发展脉络和阶段性特点，科学划分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特别要注意研究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阶段划分问题。要注意合理谋篇布局，各个时期内容、篇幅要大致平衡，防止畸轻畸重。章节之间、段落之间，要注意起承转合。
三是史实准确。要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确保史实准确无误。无论是参考吸收现有研究成果，还是参考原有的党史基本着作，都要对照第一手资料，对重要史实、统计数字、引文等认真进行核实。对一时难以查清的史实、数字等，可暂不反映。对互联网上的材料要注意鉴别使用。
四是点评精当。要发扬我国史书编写的传统，以叙为主、以叙为本、以叙为体，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夹叙夹议。在准确叙史基础上，在适当的地方加以恰到好处、要言不烦的议论，以增强史书的思想性、针对性、导向性。议论和点评要有根有据、准确生动，要富有哲理、富有启发、富有感情，既要体现历史感，又要体现时代性。叙史主要是讲出历史的本然，点评主要是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叙史是“画龙”，点评是“点睛”，在党史基本着作中要有一定数量的“点睛”之笔。
五是逻辑严密。历史不是有闻必录，不是流水账，不能就事论事，要写出历史的条理，对历史发展的关键点、历史转折的地方尤其要把握好。要找出每个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它们之间的联系，用辩证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研究和编写历史。要注意把历史事实的背景、具体的历史事实和作者对历史事实的抽象这三部分搭配好。各个时期之间，每个章、节、目之间，都要注意其中的联系，注意内在的逻辑关系。
六是文字生动。要注重修辞，讲究写作方法，文字要有波澜起伏，有提神之笔，叙述要有重点、有典型细节。有时还可以引用一些重要报刊、记者、作家的评论，以增加行文的生动性。要带着感情写史，使历史上动人的事情在书中也是动人的。
编写党史基本着作，在做到以上六个方面要求的基础上，还要注重创新。如果没有敢于创新的气魄和信心，就不可能推出精品力作。注重创新，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态度上，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倶进；二是内容上，要使用新史料，提炼言之成理的新观点；三是形式上，对于框架结构、语言风格、板式设计、图表使用等方面，都要有新的探索和新的尝试。
(二)关于党史资政专题研究。党史资政专题研究，是资政的一种重要形式。党史资政专题研究与党史基本著作的编写思路具有明显差异。党史基本着作重在客观再现，其指向是还原历史原貌；而党史资政专题研究则重在以史鉴今，其指向是服务现实。资政专题研究，就是按照以史鉴今、知古通今的要求，对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历史问题、重要决策过程、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等进行重点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得出规律性认识，给解决现实中的类似问题提供参考，引起党委和政府对此类问题的关注，起到引发思考、启发思路、比较借鉴的作用。
搞好党史资政专题研究，上述关于编写党史基本着作“6 1”的要求也是适用的。在2010年杭州会议上，我就切实增强资政服务的有效性问题谈过四点意见：一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保证资政成果方向的正确性；二是以确凿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保证资政成果史实的准确性；三是以服务对象的需要为出发点，保证资政成果内容的针对性；四是以简明生动的形式为载体，增强资政成果的可读性。这四点要求，主要是针对搞好党史资政专题研究而言的。在今后的专题研究中还应坚持。在这里，根据近年来的实践经验，我再谈五点看法。
一是站位要高。《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史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积极开展服务大局、贴近现实的资政专题研究，为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提供咨询服务。”落实中央这一要求，我们在开展资政专题研究时，要坚持根据历史资料写历史与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的统一，贴近现实、贴近国计民生，从历史、现实和理论的结合上进行资政专题研究。要有“述往事，思来者”，“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的抱负，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让眼光看得更远一些，立足于洞察历史真相，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统一中认识和把握历史，提供可资借鉴和汲取的历史经验。
二是选题要准。开展党史资政专题研究，选题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尤为重要。选题首先要有针对性：资政专题研究只有抓在点子上，谋在关键处，才能富有成效、事半功倍。如果脱离中心工作，远离大局需要，其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其次是要有时效性。对急迫问题以及党委和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必须及时启动、快速反应，适时提供情况和建议，才能适应和满足决策者的需要。“文当其时，一字千金。”“生逢其时”才能“谋当其用”。倘若时过境迁，工作重心转移，才慢腾腾地拿出资政成果来，即使写得再全面、再深刻，也为时已晚，难有大用。
三是观点要鲜明。一般来说，写文章都是为了表达一个或几个观点。观点就是判断，就是从历史资料中提炼和抽象出来的作者的看法，所以，要观点鲜明，首先要做到材料扎实、可靠，同时还要做到内容集中，表述准确，不模棱两可。材料不可靠就不能令人信服，内容不集中就不能突出观点，模棱两可就会使人莫衷一是。因此，每一个资政专题研究成果都要有一个基本观点，这是这一专题的“总纲”，在“总纲”之下还要“纲举目张”，要有大论点还要有小论点，论点之间要互相呼应、合理布局，真正做到层次清楚，条理清晰，逻辑性强，前后贯穿。
四是分析要透彻。要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把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对其进行理性分析，从中把握和揭示党的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要以准确可靠的历史资料为依据，进行分析、议论，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对于提出的问题，赞成什么，不赞成什么，都要讲出充足的理由，要让人信服。要注意不能借历史对现实问题空发议论，更不能牵强附会、牢骚满腹、横加指责。要注意总结符合当地实际的经验教训，突出特色，防止流于一般化。
五是建议要实在。一般情况下，党史资政专题成果可以不提建议。如要提出建议，就要以积极、正面的态度出谋划策，以做好党委和政府关心的某一中心工作为出发点，多从历史角度提出建议。这也是我们党史部门的资政报告区别于别的部门专题研究报告的一个根本之点。所提建议要具体，防止空洞无物；要客观，避免故作惊人议论。提建议还要注意到位而不越位，帮忙而不添乱。
当然，资政的形式丰富多彩，远不止以上列举的这两种，重要的形式还包括筹办中央安排的纪念活动，撰写发表纪念文章，拍摄电视文献片，编写编纂审阅执政纪事等有关图书，筹备审查有关展览，对党委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案、全国政协委员提案等等。我们应当举一反三，深入思考和研讨，从中找出各自的具体规律来。
三、关于对党史资政研究主体的基本要求
党史资政研究的主体，主要是广大党史工作者和各级党史部门，其客体即研究对象是党的全部历史。用党史资政，就是要用资政研究的成果为党委和政府提供服务。党史资政研究主体的素质和水平，决定着资政的质量和效果。因此，提高党史资政工作科学化水平，既要注意调动党史工作者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又要大力加强党史部门的政治建设和业务建设，充分发挥各级党史部门的作用。
(一)要充分发挥广大党史工作者的作用。做好党史资政工作，关键在人。我们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淡泊名利、勤奋敬业，具备良好综合素质的党史资政工作队伍。为此，广大党史工作者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去努力。
一要坚定理想信念，努力做到“敬业”。能否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资政工作，关键在于是否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能否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关键又在于是否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鼓舞和激励人们奋勇前行的不竭动力，是成就事业的重要思想基础。搞好党史资政工作，要坚定理想信念，着眼现实要求，胸怀大志、对党忠诚，充满干好工作的激情和活力。要立足本职岗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做到心无旁骛、尽职尽责，勤勉敬业、甘于奉献。要发扬“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优良传统，养成广博而精深的学术追求，树立科学态度和严谨学风，力求拿出更多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高质量资政研究成果。
二要明确政之所需，努力做到“懂政”。党史资政成果大多是直接为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的。如同企业生产的产品必须符合市场需求因而必须熟悉市场一样，党史资政也必须适应并了解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的需要和决策需求，即必须“懂政”。党史工作者只有“懂政”，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提高资政工作的准确性、针对性、实效性。为此，要刻苦学习党的理论，熟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敏锐观察形势，勤于思考问题，善于见微知着，努力从历史深处挖掘现实价值；要围绕党委中心工作，了解党委工作部署，掌握党委工作意图，做到想党委之所想、急党委之所急、供党委之所需；要学会换位思考，领会领导班子意图，主动做好资政服务工作。“懂政”还包括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善于识别和抵制错误思潮的干扰，增强党史资政的政治性和原则性。同时，要防止可能出现的不顾客观实际和历史事实而一味迎合领导者的庸俗行为和错误做法。
三要实现业有专攻，努力做到“知史”。搞好党史资政工作，一个重要前提是要对党的历史有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要具备雄厚的史学功底。要认识到，“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行的，在资政工作中就更是这样。随着党史资料的不断发现和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化，专业的党史研究工作者也要坚持不懈加强党史学习，避免出现浅尝辄止和“灯下黑”的情况。要处理好“专”与“通”的关系。单有常识而没有专长，不能深入浅出，单有专长而常识不足，不能触类旁通。全面掌握才能融会贯通，烂熟于胸才能厚积薄发。因此，作为党史研究工作者，既要有自己相对精通的研究领域，努力成为“专家”，又要对整个党的历史有通盘掌握，努力成为“通才”。
四要扩大知识储备，努力做到“博学”。历史研究者越博学，对历史的把握就越全面，理解就越深刻，研究水平就越高超。做好党史资政工作，在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的同时，还要注意学习多方面的知识。着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把学习多方面知识称作“通”，认为通有直通、横通、旁通。直通是指对纵向的历史要通，例如研究党的历史，要了解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横通是指从横的方面掌握相关知识，例如要了解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统计学等方面的知识；旁通是指要了解相关的历史，如了解世界历史、其他党派的历史等。按直通、横通、旁通的要求对照自己，恐怕多数人都是可以找到差距的。除学习上述知识外，在这里，我再强调学好三个方面的知识。一要学好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这是保证党史资政正确方向的关键，也是增强党史资政针对性、实效性的关键。二要学好逻辑学。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与写作关系密切。而写作一篇文章，起码的要求是说得明白。有的同志写出的文章，大概看一下一级、二级标题，就觉得不可取。该并列的包容了，该包容的并列了，该先说的后说了，该后说的先说了，“白菜”筐里有“萝卜”，“萝卜”筐里有“白菜”，一看就觉得文章的框架结构不合理，概念比较模糊，判断不够准确，推理不够缜密，这就是因为逻辑学的基础知识不扎实，不能把好的内容装进一个合适的载体，别人看了也就会不得要领。有鉴于此，就要学好逻辑学，使资政研究成果具有逻辑的力量。三要学好现代汉语。“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只有准确而生动的资政研究成果，才会引起领导同志的兴趣和关注，才能产生应有的社会影响和作用。作为从事写作的研究人员，起码要做到文通句顺、行文规范。要努力从语法上做到“通”，解决“语病”问题：修辞上做到“雅”，提高语言表达水平和效果。
五要掌握科学方法，努力做到“善思”。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是已经过去的客观存在，它不会以具体事实直接告诉后人应该怎么做，也不会因后人的好恶而改变它的存在形态。但是，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蕴藏着深刻的本质联系，有着无法改变的前因后果，而要揭示这一切，研究者就需要具备一种深邃的洞察力和超常的判断力，凭借这种能力，研究者才可以穿越外部表象和时空限定，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给后人以理性的启示。而要获得这种能力，就必须坚持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因此，党史研究工作者必须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抓住历史发展的关键和本质，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变零散为系统、变孤立为联系、变粗浅为精深、变感性为理性，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历史依据和历史启示。
(二)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史部门的作用。党史部门是党史资政工作的主管部门，也是党史资政研究的主体，在资政工作中负有组织、谋划、引导、服务等方面的职责。一个地区党史资政工作做得如何，效果如何，与党史部门的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工作水平有极大关系。总结近年来的实践经验，党史部门尤其是省级党史部门在资政工作中主要应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善于谋划，明确资政方向。谋划党史资政，首要的任务就是抓好选题。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选题是资政研究的起始环节，把握不好，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党史资政研究选题一定要以现实问题为中心，以党委和政府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紧紧围绕党委总体工作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抓住党委工作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来谋划，着力形成对党委决策有启迪、对指导全局工作有帮助、对推动面上工作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成果。党史课题多种多样，选题时必须考虑其价值大小，要么注重决策参考价值，要么注重实际推动价值，要么注重思想教育价值，要么注重文化积累价值，要么注重学术创新价值。最少要有其中的一种价值，才能发挥资政的现实效果。在选题时，还要注意新出现的关系全局的苗头性问题，做好超前的战略性资政课题研究。
二要善于沟通，争取资政任务。重点是向上沟通汇报，主动请战。党委和政府的需要与党史部门的优势是党史资政的最佳结合点。要自觉听从党委指挥，全面履行职能，积极主动地围绕党委中心工作来谋划、开展资政工作。自身开展的重要工作要主动报告；党委重大部署要主动配合；对与党史工作有关的重大项目要主动争取。要围绕党委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及时收集、选择、报送对党委和政府决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选题，争取党委和政府下达任务。要注意横向沟通，联合作战。
三要善于组织，增强资政合力。要加强资政研究团队建设，注重发挥集体的力量。要围绕党史资政工作，建立一套集党史资料征集、基本着作撰写、资政专题研究、科研成果转化等环节为一体的工作机制，提高资政工作的成效。要以课题为抓手，通过课题把科研人员组织起来，尽可能让更多的研究人员来参与党史资政研究。新形势下，由于党委和政府决策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宽，资政课题的相关性、综合性、专业性不断增强，不少大型课题需要跨地区、跨行业联合攻关。这就要求党史部门扩大社会参与程度，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积极的工作，进一步加强与有关党政机关、单位的横向合作，共同提出党史资政工作任务，延伸资政工作触角，提高资政课题选择的广度和深度，增强资政工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四要善于服务，提供资政保障。各级党史部门要在提高领导水平、加强管理上下功夫，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上下功夫，为提高党史资政工作水平提供有力保障。要努力营造有利于出人才、出成果的环境、条件和体制机制。要关爱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努力解决他们关心的实际问题，做到“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也用适当的待遇留人”，努力改善科研和生活条件。要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研究人员乐于资政、勤于资政、善于资政。
【本文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于2012年6月13日在全国党史部门党史资政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讲话的主体部分。】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