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进口历史悠久，北宋真宗时期曾经输入占城稻3万石，用作改良稻种。清初康乾之际，为满足东南沿海经济商品化、人口增多、军粮需求，清政府鼓励商人从东南亚输入米谷，高峰期年约三四十万石。鸦片战争后，据海关1867—1947年记载，中国进口粮食（仅指米谷、小麦、面粉）种类、数量、价值渐趋增加，20世纪30年代前期到达顶峰，全面抗战爆发后数量减少，1943—1945年进口断绝，1946—1947年急剧缩减，1948—1949年几乎再次完全断绝。近代中国粮食进口大致可以分为曲折发展（1867—1921年）、迅猛增加（1922—1937年）和逐渐减少（1938—1947年）三个时期。1867—1947年 的81年中，78年有粮食进口，其中大米、小麦、面粉分别进口约6.607亿、1.568亿、1.391亿担，三项合计共约9.0266亿担。81年中只有1917、1919、1920三年粮食贸易出超，分别约出超26万担、750万担和1190万担，其余78年分别共约入超6.02亿担、1.104亿担、1.127亿担，三项合计共约入超8.2517亿担。
纵观近代中国粮食进口历史，品种由单一的米谷增加到小麦、面粉和少量杂粮，进口数量在波动中不断上升，销售范围由沿海向内地逐渐扩散。近代中国粮食进口原因复杂，影响广泛，对于当今中国粮食安全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粮食产量不足是近代中国粮食进口的一个关键因素
1920年代之后，粮食大规模进口，“粮食问题”随之出现。关于中国粮产，“不足论”占据主导地位，一般认为正是由于产量不足，才导致大量进口。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的《中国米麦自给计划》说“今日之米麦问题有三”，第一即是“生产不能自给”。但是也有少数学者认为粮食可以自足，例如蒋学楷估计20世纪30年代中国粮食供求约盈余2.5亿余担。
据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1933年调查，全国平均借粮农户48%；据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卜凯1929—1933年对中国19省148县151个地区调查，农户平均粮食购买率达35%；据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1935年调查，中国乡村人口主食结构中杂粮占51.6%。凡此，均说明中国粮食市场属于“卖炭翁型”消费，市场上的商品粮并非绝大多数农户的余粮。总之，老百姓尤其是农民一年糠菜半年粮、干少稀多、农闲一天两顿稀饭等史实，说明近代中国粮食没有真正满足国人消费需求。
近代中国粮食没有自给，并不表明中国农业养不活国人，粮食产量不足是国内外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历届政府都没有从战略层面重视粮食生产安全。中国有重农的传统，所谓“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等，都说明历朝历代对粮食问题高度重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统治者明晓粮食问题的重要性，但是采取的实际行动却乏善可陈。晚清戊戌变法方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农会之议，但戊戌政变后全部落空。清末新政时期农工商部为制定和颁布《农会简明章程》奏折说“农会之设，实为整理农业之枢纽”，但是鲜有实际举措。一直到清廷覆亡，中央都没有专门的管理农业机构。民国北京政府虽然在中央设立农商部，地方设立劝业道和农事试验场，然而于粮食生产几无建树。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下设中央农业实验所，行政院下设农村复兴委员会，国民政府直属的建设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分别设立振兴农村设计委员会与农业处，可谓政出多门，仍旧缺乏专门和统一的粮食生产与管理机构。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1939年国统区粮食供求尚不紧张，没有引起政府重视。1940年粮食危机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首先想到的是“粮食统制”，也就是要把现有粮食掌控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如何增产。
总之，近代中国政府没有从战略上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安全，粮食产量不足，是导致粮食大量进口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全面看待粮食进口的影响和作用
近代中国粮食进口对中国粮食市场、贸易平衡和工业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却对调剂民食、经济转型和城市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粮食进口对中国粮食市场产生的影响，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国产粮食价格，从而导致“谷贱伤农”。上海市场洋米价格低于国米，因而国米价格决定于洋米价格。不仅如此，上海米价又影响安徽、江西、湖南米价。例如1930年上海米价飞涨至20元，不久洋米倾销，沪上和内地国米价格大跌。又如1932年广东晚稻因洋米竞销，价格较上年跌落15%—20%。二是洋粮抢占了国粮市场。就米谷而言，主要体现在米市萎缩、闽粤等地国米减少、洋米由缺粮区向余粮区和自给区扩散等方面。例如芜湖大米主要外销广东、浙江，潮汕最多时年购三四百万石，宁波最盛亦达四五十万石，1902年以前年均出口600万余石，但1920—1930年间仅1925年出口610万担。1912年以后洋米在广东销路急剧上升，1912—1931年国米输入量平均占输粤大米37%，洋米平均占63%。福建1875—1892年输入国米比重大于洋米，1893—1899年互有高低，1899—1936年洋米年均70%。不仅洋米进口冲击了国内大米市场，小麦亦然。尤其是1931年和1933年国民政府向美国借款换回的小麦，对国内麦市冲击尤大，致使华北小麦严重滞销。
粮食进口对中国贸易和工业的影响主要是加剧了贸易不平衡，从而限制了工业原料进口，不利于工业化。据海关记录，1912—1932年米谷、小麦、面粉共计约入超20亿关两，1927—1932年是近代中国粮食进口最多的6年，历年粮食进口值分别占入超总值14.7%、49.6%、57.9%、40.2%、34.9%和35.5%，平均达38.85%，粮食进口值所占比例之高、数量之大，不可谓不惊人。巨额的粮食入超限制了工业生产资料的进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
粮食进口虽然对近代中国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是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调剂地区民食不足。清代广东粮产已经不敷民食，近代更加严峻。20世纪30年代，广东缺米年约1300万担，全省大约短缺2月民食。广东所缺大米一则依靠安徽、湖南等省国米，二则有赖从东南亚输入洋米。据统计，1912—1922年年均进口洋米约525万担，1923—1937年年均进口约828万担，而1912—1937年广东输入国内米谷、面粉和杂粮年均约462万担，三项合计尚不及进口洋米。福建明代中期开始缺粮，入清以后更加严重。据估算，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省缺米约155万担。1899—1936年福建年均分别输入洋米81万担、洋面26万担，虽然有人估算洋粮仅大约相当于8—16天的口粮，但因输入地区和季节集中叠加，如果没有及时进口，就会引发局部地区严重的粮荒。上海自1843年开埠，人口渐趋增加，粮食消费随之增长，全面抗战前洋米对上海民食并不是特别重要。全面抗战后由于日军禁止内地粮食流入上海，民食几乎全赖进口，1938—1941年分别约进口65万公担、46万公担、392万公担和609万公担，毫不夸张地说，如果离开了进口粮食，“孤岛”时期的上海市民将无以为生。其次，应当长期看待粮食进口的影响。从整个近代中国历史观察，粮食进口对中国工业化不全是消极作用，对人口流动、城市化等社会转型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
总之，近代中国粮食进口的历史启示我们，在保证粮食生产满足需求的前提下，可以利用国际市场，按照需要进口，积极利用国际粮食资源。
粮食安全需要建立生产、消费、储备、流通、进口等有效协同体系
中国自先秦以来就有粮食储备的优良传统，逐渐形成了常平仓、义仓、社仓三种储粮体系，粮食仓储丰年积谷，荒年平粜、借贷、赈济，对稳定粮市、调剂民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清初康乾时期积谷甚丰，迨至晚清仓政弊端百出，储粮数量急剧下降。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少许残存的仓储粮食，或被管理者盗卖，或被挪作军需，已经完全丧失积谷备荒、调节民食的功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和地方虽都制定了相关法规政策，试图振兴仓储，但是总体来看效果并不明显。据调查，1931—1935年全国各省粮库分别约储粮29万石、390万石、556万石、723万石、823万石，远逊康乾时期数千万石规模，调剂作用有限。
自由流通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然而近代中国却盛行“米禁”。尤其是1905年清政府颁布《运米出省章程》，除特许者外一概不准运粮出省，致使省际粮食流通更为不畅。民国时期虽然政府迭颁粮食自由流通条例，但是中央权威有限，地方各行其是，效果甚微。近代中国灾荒不断，产米区域特别是余粮省份，在遭受自然灾害或者粮食减产之时，担心本地民食不足引发事端，每每实施“米禁”，限制粮食流通。产米省份的米禁令，往往引发广东、福建、上海等需要国米调剂民食地区的恐慌，于是纷纷订购洋米，导致大量洋米进口。
近代中国粮食市场组织层级繁复，从产地市场到终点市场层层转运，关关交税；运销机构叠床架屋，具有极强的封建性和寄生性；交通不发达，运输工具落后，流通规模受限，运输时间长。凡此种种，均导致粮食流通成本高昂。例如1936年洋米由香港至宁波运销成本每担0.442元，而皖米经芜湖运至宁波每担0.816元，每担湘米经长沙至宁波2.046元，较洋米经香港至宁波高5倍。上海从汉口输入小麦每担运销成本0.9两，从蚌埠输入每担2两，而美洲小麦运至上海仅需0.4两。汉口面粉厂从美国西雅图等处采办小麦，由船装运经太平洋而达汉口，反而较从中国西部采办约便宜25%。粮食流通的高成本必然导致流通的低效率，致使国产粮食调剂的低效乃至失效，从而为外国粮食进口创造有利条件。
进口粮食补充国产不足，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才能有助于粮食安全。一是粮食进口必须具有自主权。清初康、雍、乾时期明文允许东南亚输入米谷免税，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章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等也有同样规定。虽然粮食进口关税被认为是粮食进口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粮食输入数量有限，粮食进口在当时主要发挥了弥补国内粮食不足的积极作用。二是一战和二战期间的中国粮食进口历史，说明必须保证在需要粮食的时候能够进口，不被“卡脖子”。一战期间各国忙于战争，粮食生产受到影响，产量下降，需求增加。为此，北美非参战国家和欧洲交战国家都实施粮食管制政策，对殖民地粮食生产和贸易也采取管制，这是该时期中国输入粮食减少的主要原因。1937—1941年中国海岸还未被日军全面封锁，海上交通线尚未遮断，广东、福建和上海能够按照需要进口粮食，但是1942年之后海上交通中断，粮食进口完全断绝。
综上所述，粮食产量满足消费需求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进口是必要的补充，除此之外，还需要有适量的储备、完善的流通体系和高效的运输能力，只有这些因素协同作用，才能达到粮食安全保障的目标，然而近代中国却没有能够建立起这样的粮食安全体系。
作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徐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