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共性特征，其基本内容表现为崇尚科学的风气、对于民主的追求、日益开放的国际化程度、实现民族独立、追求生活富裕。这种世界共性特征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吸收了世界现代化思想和实践中一切积极健康的因素，展示出其恢宏的世界气质。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 共性特征 中共二十大
【作者简介】程美东（1969——），男，安徽无为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哲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文字表述就鲜明地表征其是个性和共性的融合。“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共性取向、追求，而“中国式”无疑是对体现共性发展取向的“现代化”的时空限定，体现了现代化发展的个性特色。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肯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性和个性融合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中国式现代化吸收了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表现出不断崇尚科学的风气、对于民主的追求、日益开放的国际化姿态、追求民族独立和生活富裕，从而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恢宏的世界气质，正是有了这样的世界气质才使得其具有能够完成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重任的资格！
一、崇尚科学的风气符合世界现代化本质追求
从形式上来看，现代化是从人力劳动、农业文明向机械化、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而从本质上来看，现代化是人类崇尚科学至上理性主义价值观所经历的历史发展阶段。“现代化是指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人类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以征服自然力、获取一切资源为人类服务所经历的发展阶段”[3]。这个定义表明，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是科学主义至上的社会价值准则。
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总起来看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文艺复兴促进了欧洲的思想解放，把欧洲从神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使得欧洲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得以从长期的“神学婢女”地位下得到解放，使得此后欧洲的科学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科学技术以神奇的力量把人类从农业文明推到了工业文明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的科学技术以几何级的速度在发展，人类空前地实现了相对于被自然界束缚的自由，也空前地实现了相对于被社会束缚的自由。受如此史无前例成功实践的感染，人类更加依赖科学、相信科学、发展科学，以科学为手段来憧憬美好的人类未来,这一切的发生均因为有科学理性主义价值观的主导。
在16世纪之前，整个人类世界匍匐于大自然的脚下，人类普遍敬天、畏神、信仰宗教。欧洲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在科学上曾经取得过一些成就，出现过数学家、天文学家毕达哥拉斯、数学家欧几里得，科学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托勒密，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数学家、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医学家盖伦等重要科学人物。
公元5—15世纪欧洲中世纪时代欧洲的科学陷入全面停滞和倒退，科学被神学遮蔽了。从16世纪开始，从欧洲开始的现代化历程中，在科学至上理性主义的主导下，人类的科学技术呈加速发展的态势，到了19世纪中后期开始，更是呈现出井喷趋势。16—18世纪天文学、物理学、数学、机械学、医学等领域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诞生了一大批划时代的科学家，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牛顿、哈维、瓦特等纷纷登场。19世纪是科学由西欧一枝独秀，到开始在北美繁荣发展，直至在全世界生根开花的时代，巴斯德、罗伯特·科赫的细菌生物学理论，施莱登、施旺的细胞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迈尔、焦耳的能量守恒定律，英美科学家的声光电科技异军突起，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五彩斑斓的世界——贝尔的电话，莱特兄弟的飞机、爱迪生的电灯、电影、留声机。20世纪的世界科技发明更是璀璨夺目，物理学相对论、量子纠缠、基因理论、计算机的面世、原子弹理论和实践、现代生物医学的发展、信息理论和技术突破，科学技术使得人类活动范围从地球进入外太空时代！科技创造和运用的中心从欧美走向全世界，拉美、非洲、亚洲这些过去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农业、畜牧业甚至尚处半原始社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享受着现代科学的阳光雨露，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从近代以来世界科技期刊的发展情况就可以看到科技发展蓬勃向上的态势，“据统计，截至1 8世纪末，世界上共出版科技期刊755种，其中德国401种，法国96种，英国50种，荷兰43种，瑞士37种，其他国家共128种”，而“到19世纪随着期刊数量的增多，《化学文摘》《工程索引》《科学文摘》等文摘性期刊陆续出现。在20世纪，期刊出现井喷现象，连续性出版物数据系统国际中心（ isds／ic）收录世界上193个国家和地区的期刊总数为53万种”。[4]
中国现代化进程总体上与世界现代化的科学至上价值取向相一致。中国古代曾经形成过领先于世界的科技（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算学、农学、医学、地理学等），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和知识水平。”[5]但是，从16世纪之后中国科技水平越来越落后，这里面因素很多，有自然环境、社会政策、价值观念的因素，有文化传统、教育传统的因素，也有思维偏向、科技传统的因素。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科技发达的形成主要不是科学理论思维的结果，更多是经验积累和社会应用的结果，这必然使得科技发展进步只能止步于一定的天花板，而无法上升到抽象理性、普遍规则的程度，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氏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6]
不管其中的原因如何，明清时期中国科技落后是历史的真实。这个历史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形成系统严密的自然科学的学科分类体系，也没有形成数理化生等独具特色的分析体系、研究体系，我们对于西方的器物层次的文明甚至还有点不屑、抵制，以为其是雕虫小技，甚至还自欺欺人地提出“西学中源”[7]。但是鸦片战争后我们是实实在在地一点点追赶西方的现代化进程，虽然这个进程有点曲折、很长时间有点缓慢。鸦片战争后初期晚清政府拒绝学习西方，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后才不得不学习西方船坚炮利，但是这种学习长期处于被动状态，在实际进程中遇到的阻力很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成立的旨在学习西方语言文字、介绍西方科技的同文馆于1866年准备设立天文算学馆，竟然遭到不少大臣反对，大学士倭仁之言论尤为典型：“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论斋，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特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天，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8]。但是，在西方船坚炮利的直接威胁下，学习西方科技是近代中国总体上不可阻挡的趋势。甲午战败之后，举国上下更加深刻感受到学习科技的重要性。此后开始了大规模派员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救国已经成为社会精英的广泛共识。虽然中国现代化经过了一些曲折，但总体上与世界现代化的科学至上价值取向相一致，近代中国人对于近代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日益提升，科技教育的普及化程度日益加深，发展科技的实践步伐也不断加快。从1865年到1905年，中国翻译出版了178部著作，其中有66部自然科学著作，38部军事科学著作，35部工程制造著作，11 部医学著作，7部农学著作，21部有关历史和制度的著作。[9]有人这样描述科学在近代中国人心中的地位：“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10]近代中国科学期刊的迅猛发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近代中国科学主义深入人心的程度。“据不完全统计，从1928年至1937年，大学创办的比较重要的自然科学学报和期刊有几十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着手创建了中国科学院，1950年创办了《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中国科学期刊迅速发展起来，初步形成了科学期刊的体系，“到1959年，科技期刊总数已由1952年的87种增加到356种”，到“2014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966种，平均期印数15661万册，自然科学、技术类期刊4974种，平均期印数2852”。[11]2021年，中国研发人员总量为562万人/年，每万名就业人员增长到75.3人/年，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中国科技成果登记数为78655 项，中国高被引论文数为42920篇，占世界总量的24.8%。我国以“两弹一星”“登月工程”为代表的国防高科技、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等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迅速进展。
当然，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至上的现代化进程只是人类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而已，它不可能是人类发展的最后阶段，人类的发展一定会超越这个阶段。但是，无论现在还是可以预见的将来，在很长的时期内，现代化是人类的长期发展阶段。在人类已有的现代化发展阶段，崇尚科学无疑是普遍的价值理念。
二、致力人民民主的实践凸显了世界现代化取向
科学至上的价值观是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但科学至上的价值观要想在社会生活中确确实实地得到实践，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制度——民主形式。现代化的发展以科学为前驱，以民主为制度保障。民主起源于古希腊罗马，其本意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到近代以后，民主直接的对立面就是君主，更潜在的对立面就是独裁专制。中世纪的欧洲不仅有王权从政治上对于人民实行专制，更有教会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所以科学思想无从昌明，愚昧落后由此产生。文艺复兴把人还原为人，解放了束缚科学探索的桎梏，从封建王权专制下解放出来形成的民主制度对于保证科学主义的实践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整个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科学和民主始终并肩前行。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通过长达近三百年时间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完成的。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经过1775-1781年的独立战争逐渐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俄国通过1860年农奴制改革逐步走上资产阶级道路，德国和意大利在19世纪70年代普法战争后各自建立了统一的资产阶级国家。拉美国家在19世纪上半叶纷纷在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广大非洲和亚洲国家基本上在20世纪内不仅获得了独立，多数也建立了以民主为基本形式的国家制度。可以说，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五百年中，虽然各国对于民主的内涵和实践路径理解不尽相同，虽然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之分，虽然民主政体有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制、议行合一制的差异，虽然民主实现方式上有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之区分，虽然各个国家在发展民主的举措、成效上有差异，甚至民主进程还一波三折、差强人意，但是人们对于民主相对于专制的进步性、道德正当性普遍认可，对于人民抽象的民主权利总体持一种法理和道德上支持的态度，在国际交往中基本遵守联合国宪章关于民主自由的原则规定。正因为如此，世界民主化呈现勃勃向上的态势，据统计，1978年，全球的158个国家中只有31%为民主政体；到了2012年，195个国家中有60%建立了民主体制。[12]
中国自近代进入现代化进程以来，虽然民主发展遇到百般刁难、断头流血、艰难备尝，但总的趋势是不断进步，近代中国人对于民主的正当性一直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也进行了苦苦的探索和追求。晚晴郭嵩焘、黄遵宪就指出“西洋立国，有君主、民主之分，而其事权一操之议院，是以民气为强”“有一人专制称为君主者，有庶人议政称为民主者，有上下分任事权称为君民共主者”[13] ，这里很明显对于民主制度有明显欣赏的倾向性。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分别以立宪民主和共和民主来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民主完全成为中国先进人士共同的追求，虽然他们在具体的内涵理解和实践内容上存在差别，但是就反对封建专制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李大钊坦言：“democracy这个字最不容易翻译。由政治上解释他，可以说为一种制度。而由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去观察，他实在是近世纪的趋势，现世界的潮流，遍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几无一不是democracy 底表现。这名词实足以代表时代精神”[14]。胡适等自由主义者极力提倡欧美的民主制度，这股思潮成为当时国统区中高层社会思想的主流。国民党虽然在1949年之前主要实行专制式的“训政”，但是在口头上不敢否定民主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五四民主、科学的精神，在理论和实践中高举无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的旗帜，把实现劳苦大众的民主权利作为自己神圣的责任。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要求“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 ”[15]。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于发扬人民民主更是经常念兹在兹，主张要造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16]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民主和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17]，江泽民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18]，胡锦涛认为“我们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进一步把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19]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致力于加强人民民主建设、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创造性地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20]新中国70年多年来，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已经完全形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权利制度的完善。
纵观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虽然在民主实践的具体做法上我们具有独具特色的新内容，但是总的取向与世界现代化历程中民主化趋势是一致的，我们吸收了其中的精华并实现了创造性的转换和发展。
三、日益开放的国际化潮流顺应了世界现代化趋势
现代化是一个空间上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的过程，也是在生活内容、价值取向方面逐渐融合、共通性不断加深的过程。自近代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强，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这方面与国际趋势总体是一致的。
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炮火的侵略声中开始了现代化历程的。西方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抢占租借地、设立使馆区、在这些地方开办学校、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特权，这些都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但同时，也使得我们在被动的开放中日益走向主动，中国融入国际化的程度也越来越深。
对外贸易不断增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30年中国进口商品增长了2.5倍，出口增长了1.6倍，1894年进出口总值已达3亿两（入超达2840万海关两）。1931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3.4亿海关两，入超达5.2亿海关两。[21]抗日战争期间，按折合美元计算，1941年的后方和沦陷区贸易总值维持在1931年的水平；1946年贸易总额有了一定的增长，约比1941年增长7亿美元，逆差47亿美元。虽然在1949年前，中国对外贸易总额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但总量的不断增长表明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日益密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额不断稳步攀升，且长期处于顺差。1981贸易总额为440亿美元，1991年为1354亿美元，2017年为4.1万亿美元（顺差4195亿美元）。[22]
教育理念和国际接轨。近代之前中国传统的教育以科举为台阶、以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开始在中国慢慢兴起。从甲午之后，尤其是庚子事件之后，清政府开始参照西方教育制度和内容设立新式学堂，逐渐形成大中小学制度。 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1905年废除科举；民国成立后又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这些无疑都是吸收西方教育思想的具体举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根据世界教育的发展趋势，不断探索完善而形成了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我们的教育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同时，总体上顺应世界教育发展大势。
对于国际准则的理解日益深刻，逐渐融入到国际法规定的国际社会体系当中。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基本没有现代国际关系的概念，我们的对外关系的认识基本停留在持续了几千年的主、番层次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如何平等地交往、国家之间如何按照国际法的原则来签订条约、如何运用建立外交制度和设立外交机构来处理外交问题，清政府一概不知。鸦片战争后，这一切逐步改变。清政府于 1861年1月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处理各国外交事务。总理衙门在1864年就积极地支持翻译出版了美国人惠顿撰写的《万国公法》一书，并将之列为办理外务人员的必读书籍资料，随后一些有关西方国际法方面的书籍也持续地被翻译介绍到中国。1875年第一次实质性地在国外派驻大使——首任驻英大使郭嵩焘。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的1901年，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正式命名为外务部[23]。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虽然腐败无能，但是在利用国际法来争取某些利益方面还是做了努力的，尤其是1945年成为联合国常务理事国，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联合国常务理事国的合法席位，今天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
从法律体系上来看，晚清政府在1901年之后的立宪改革中逐渐吸收西方法治理念和做法，引进西方的程序法理念，废除酷刑，改变刑事、民事法律不分和程序法、实体法不分的状态，引进了律师制度、陪审制度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70多年的探索，我们成功地走完了西方国家三四百年才能走完的法治道路，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七个部门法为分支的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了世界现代化国家中数量最多的系统的法律体系[24]
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在进入现代化的征程后，从船坚炮利、教育制度、法律体系、军队建设、国防理念，到生活习惯、价值观念、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文明中有益的内容，紧跟国际主流，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在主动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当中，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博大充实的世界气质！
四、追求中华民族独立源于世界现代化的内在动力
近代世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现民族国家独立。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问题是在中世纪之后，主要是在世界航海发达后实现的世界地理大发现时才出现的。此前世界各个封建、半封建王国甚至原始部落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有限的区域内，虽然也有矛盾和冲突，但是没有演变为世界范围的问题，地理大发现后，西方国家对于拉美、非洲、亚洲等落后国家展开了疯狂的殖民侵略扩张活动。
西班牙最早在美洲征服了多个印第安王国，并在两百年左右的时间内在全世界掠夺了两千万平方公里殖民地。葡萄牙从1415年征服北非地中海沿岸城市开始，它的殖民地已经遍布整个世界，非洲、亚洲、美洲、大西洋，亚速尔群岛、保加多尔岛、塞内加尔岛、马德拉、佛得角和塞拉利昂许多岛屿、刚果、埃塞俄比亚、印度、南亚、索科特拉岛和锡兰、西印度群岛、莫桑比克和肯尼亚。1494年6月7日，罗马教皇以仲裁的方式决定将东半球给了葡萄牙，西半球给了西班牙。[25]1580年，西班牙鲸吞了葡萄牙及其全部殖民地，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歼灭后其霸主地位逐渐衰落，荷兰、英国和法国从17世纪开始成为殖民亚洲、非洲和美洲主要国家。荷兰先后侵占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巴西、新西兰、北美等地，在很多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
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可以分为四个大的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初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的拉美独立运动，中美洲的海地、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南美的墨西哥、阿根廷、秘鲁、智利、玻利维亚等纷纷独立，拉美国家基本上在这100年里获得了民族独立的权利。第二个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前十年。中国、越南、朝鲜、印度尼西亚、印度、叙利亚、巴基斯坦、锡兰、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利比亚、埃及等亚非17个国家都是在这个时期实现了民族独立。第三个时期是1955年--1974年。亚非拉的马来西亚、新加坡、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苏丹、突尼斯、肯尼亚、南非、牙买加等63个国家在这个时期获得了民族独立。第四个时期是1975——1990年。伊朗、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伯利兹、多米尼克、圣卢西亚、纳米比亚等22个亚非拉国家在这个时期获得了独立。[26]
一战前夕世界上独立的国家只有51个，二战前夕世界上独立的国家只有63个，二战结束不久世界独立的国家达到132个，2022年联合国成员国就有193个国家，全世界国家和地区有230多个。这些新增加的独立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可以说，一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亚非拉等落后和弱小国家和地区以及这些落后国家和地区争取民族独立、获得民族解放的历史。
自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间，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逐渐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期间中国人民一直在进行反抗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只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才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了彻底的独立、中国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中实现的中华民族独立与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各国民族独立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五、追求生活富裕符合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理想
在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总体上看，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能力越来越强，社会富裕的程度越来越高，虽然广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追求社会财富的直接目的是满足少数人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生活富裕是为了满足全体中国人民的需要，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就追求富裕这一点来说与世界现代化发展具有共同一致性的方向。
表一：1500年——1998年以1900年国际元为单位计算的世界若干国家人均gdp变化表
（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 著（ 伍晓鹰、许宪春、叶燕斐、施发启 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世界现代化进程开始以来的500年间，世界各国总体上都在追求经济增长，增长的趋势也非常明显。说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追求财富增长是其中的共性特征。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天起就把为人民谋富裕作为自己的重要奋斗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年后中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人民的富裕程度不断提升，中国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巨大发展。
表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若干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人民日报》2021年8月27日）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1949年我国人民生活处于赤贫状态，到2020年我们实现了全面脱贫，人均寿命从35岁上升到2019年的77.3岁，婴儿死亡率由200‰下降到2020年的5.4‰，学龄儿童入学率由20%上升到99.96%。截至2021年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14亿人、2.22亿人、2.74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上述数据充分说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生活改善、提高的程度，展示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突出的经济成就，中国政府追求人民富裕的实践不仅与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趋势一致，其发展速度和成效还远远超过了世界很多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把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目标，这就远远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自私自利的求富目标。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富裕的着眼点是普惠人民、造福人民的崇高价值的实现，展示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式现代化在追求发展的道路上，积极地吸收了世界现代化思想和实践中的积极健康因素，展示出博大的全球胸襟和世界气度。以上五个方面的——崇尚科学的风气、对民主的追求、日益开放的国际化程度、实现民族独立、以及追求生活富裕——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共性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这些世界共性特征，彰显了其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深切回应以及对全球化时代发展趋势的敏锐洞察。这些特征同时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过程中，既秉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不断地与时俱进，吸收人类文明发展成果中一切先进要素，推动国家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正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共性特征，使得其作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一种发展模式成为可能。这些共性特征，如崇尚科学的风气、对民主的追求、日益开放的国际化程度、实现民族独立和追求生活富裕等，共同构建了一个符合全球发展需求和价值观的现代化框架。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包容性和前瞻性，也为世界各国在寻求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在这个日益紧密联系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将为国际社会的共同繁荣与和平做出更为突出的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上述五个方面的世界共性特征充分体现了其对世界现代化潮流深切回应的敏捷程度，灵动地闪现出中国式现代化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这种独特的现代化路径不仅展示出中国式现代化博大的全球胸襟和世界气度，更为全球各国探寻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启示。
[1] 本文系程美东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历史经验”（19zda011）阶段性成果。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23页。
[3] 程美东：《中国现代化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4] 张宝华、张勇刚：《中西科学期刊比较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 25页。
[5]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页。
[6]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
[7] 黄宗羲较早具有“西学中源”思想，他曾说：“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康熙帝也认为西学源于中国。精通的数学，都是“东土所流传”，“中原之典章既多缺失，而海外之支流反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目》中认为“西法多出于《周髀》”知名学者、官员阮元认为：“西法实窃取于中国，前人论之详。地圆之说本乎曾子，九重之论见于《楚辞》”。此论在鸦片战争后还长期盛行于中国士大夫阶层。参见：龚书铎主编：《中国文化发展史》（ 明清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94、195、196页。
[8] 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中华书局，2008年，第2010页。
[9]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10]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 年版，上，第2——3页。
[11] 张宝华、张勇刚：《中西科学期刊比较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6页、27页。
[12] 曾庆捷：《发展政治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2页。
[13] 熊月之：《晚清几个政治词汇的翻译与使用》，《史林》1999年第1期。梁小进编：《郭嵩焘日记》，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512页；黄遵宪：《日本国志》，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532页。
[14]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5] 《毛泽东选集》3卷，第107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18] 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2002年5月31日），《人民日报》2002年6月1日。
[19]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38页。
[20]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7页。
[21] 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2页；王仕元主编：《市场经济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
[22] 余壮雄：《扩大出口与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
[23] 程美东：《五四精神》，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出版，第12—15页。
[24] 徐显明：《中国的法治道路怎么走》，转自《北京大学理论名家大讲堂》第二辑，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1页。
[25] 傅广典：《生存逻辑： 全球化穹顶下的人类同生共存》,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03页。
[26] 王春良、翟云端主编：《当代民族解放运动史》，中国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第8——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