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获得的最重要思想创新成果、最重要制度创造成果和最重大实践创新成果之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要以历史思维探析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与演进逻辑，以系统思维分析其核心理念和理论体系，以创新思维凸显其核心价值和比较优势，以比较思维探析其创新智慧和世界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国家治理 核心价值 制度优势 治理效能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根本的原因是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全面领导和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的制度体系，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获得的最重要思想创新成果、最重要制度创造成果和最重大实践创新成果之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关键历史节点，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深入探析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和演进逻辑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历程，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酝酿、建立、健全和发展历程。毛泽东曾经将这个历史过程形象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铲地基”，这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完成全国革命，第二阶段是“起房子”，这就是建设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在他看来，“铲地基”不易，“起房子”更难。他说：“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
这里最核心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应该和可能起一个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能够持续保障、推进和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历代主要领导人对其认识和实践经历了一个由构建国家根本制度，到推进国家制度体系的全面建构，再到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化其治理功能的思想探索、制度构建和实践创新历程，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建构逻辑。
第一阶段，构建国家根本制度。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铲地基”的伟大使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开启了“起房子”的第一阶段，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根本国家制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的制度前提。
早在1921年建党前夕，党组织就明确提出了“挺身出来，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的使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建立了工农兵代表大会苏维埃政权组织。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三三制”政权建设理论，建立了边区参议会制度等，努力为新中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积累经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向何处去”作了十分明确的回答，就是要“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在1949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强调：“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即将建设的“新房子”作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准备。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一步确立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建立了国家政权组织体系。
从政治制度上看，新中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国家结构形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经济制度上看，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造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工商所有制，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思想文化制度上，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通过这样的系统构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新中国的根本国家制度。
第二阶段，加强国家制度体系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根本国家制度为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实施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尤其是“文革”的严重错误，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正是以对“文革”惨痛教训的深度反思为契机，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将中国的国家制度体系提升到了全面系统建设的战略高度。
首先，要从制度高度反思党所犯的错误。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把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看作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为全面系统推进国家制度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思想前提。他还根据中国的国情，要求肃清制度中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认为“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
其次，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随着改革开放，西方各种思想和制度主张涌入中国，中国到底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走什么样的道路，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思想迷雾。为此，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要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正是在这些重要前提下形成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正确地引领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最后，要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制度建设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的功能性目标，就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他说：“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他强调：“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他还特别指出，加强国家制度建设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明确提出：“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回看1978年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历程，既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历程，也是中国社会快速变革历程，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思想创新和实践建构过程。我国的改革发展变化经历了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到政治，从计划到市场，从区域到全域，从要素到系统，从所有制到分配方式，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思想理念到组织体系，从党的领导到全民动员，最终拓展和系统化到党和国家制度。这里最根本的是实现了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的重大转变，全面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使当代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
第三阶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提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新时代高度，努力构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适应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习近平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十三五”时期要实现“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全力推进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全面系统改革和整体性重构，涉及80多个单位，新组建了25个机构，全面建立起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主体框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上首次专题研究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强调发挥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能，明确提出，“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再次强调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站在了中华民族制度文明百年建设史的时代制高点，为新时代“第二个百年”新征程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制度保障。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理念和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始终高度重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领全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了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理念和理论体系。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党领导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重要方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把现代化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及时提出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并为之做出了巨大努力。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以此指引和激励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习近平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当时我们对现代化的关注主要是其生产、生活、科技、军事等方面，期盼通过现代化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满足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愿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将对现代化的认识提升到了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战略高度，并以其引领国家制度和社会政治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色，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以“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来标示党带领人民通过艰苦奋斗取得的百年伟业，其中就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发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提出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领域和重要工作，也突出表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特殊地位。从发展的程度上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水平呈现正相关性。在党对“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中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中，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标志和保障是，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标志和保障是，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不仅如此，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还首次提出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要求用新安全格局来保障新发展格局。国家安全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更加凸显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支撑和治理引领作用。
（二）将党的领导和国家制度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
习近平高度重视国家制度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指出：“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 而“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党和国家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根本地位和作用，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确立了核心领导力量和政治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正是依托于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才能得以实施并发挥出更加积极的效能。
（三）努力将国家治理提升到现代化的时代高度
习近平指出：“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既是党的国家制度观的时代性提升，也是国家治理理念的时代性提升，还是党的现代化理念的时代性提升，是党的国家制度观、国家治理观和现代化观相交汇而产生的整体性和革命性提升。
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命题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首先，国家是个具有极广覆盖面的概念，国家治理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科技、国防、教育、外交等几乎所有领域，涵盖了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种要素等，它们的总和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其次，现代化也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意味着高科技、高品质、高规格、高质量、高速度等。把国家治理与现代化内在结合起来，就是要将全部国家生活提升到现代化的品位和水平，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并使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以综合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没有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
（四）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互动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是指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在这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者相辅相成。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是前提，好的制度规范指引治理活动趋向正确健康有效的方向，有了健康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国家治理能力是保障，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更加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互动共进中推动国家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定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共同朝着更加现代化的目标迈进。
（五）以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路径
法治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习近平高度重视法治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特殊重要性，深刻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这一系列重要观点，深刻揭示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使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机统一起来。
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反复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要求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始终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六）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国家安全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习近平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依据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全党“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党的二十大更是明确提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把维护国家安全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七）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坚持好、巩固好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又要完善好、发展好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这里，一方面，制度优势是治理效能的必要前提。只有成功构建并不断完善先进科学合理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才有可能推进良法善治，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有效推进治理现代化，创造出优良的发展绩效，凸显治理效能。另一方面，提升治理效能既是强化制度优势的积极结果，也是必要证明。只有通过良好的发展绩效和治理效能，让人民更好当家作主，创造时代伟业，才能彰显国家制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合理性，彰显治理体系的功能特征和显著优势。
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优势。习近平指出，要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完备、稳定、管用的制度体系，“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这也是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特别优势所在。这种优势在平时有利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有效保障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保障中国和平崛起。如果遇到自然灾害、社会危机和公共卫生事件等，则展示强大的应急力和动员力，有利于确保国家安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展示出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特有韧性和强大力量。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和比较优势
国家治理是一个极为复杂和动态演进的系统工程。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和建构逻辑，自觉推进国家治理理念的时代化，国家治理目标的合理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化，国家治理方式的智能化，国家治理功能的实效化，国家治理成本的低廉化，彰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智慧。
（一）就其根本宗旨而言，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习近平多次形象而又深刻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以人民为中心还是以资本为中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区别。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包含两个基本方面。首先，国家治理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毛泽东当年反复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习近平更是始终强调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强化了“人民至上”的国家治理思想。其次，国家治理依靠人民。确保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是发挥我国国家治理优势的必然要求，也是获得最佳治理效果的根本所在。中国的国家治理是人民的事业，要靠最大多数人的参与，“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汇聚起中国国家治理的磅礴伟力。
（二）就其发展目标而言，自觉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自觉统筹两个大局，密切关注和深入回答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中国之问和人民之问，在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面把握中定位中国发展方向，努力将世界变局转化为中华民族健康快速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战略机遇，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行进在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另一方面，通过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努力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学习世界先进治理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科学有效统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政党、外交和国防治理，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同时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使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
（三）就其制度体系而言，把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内在结合起来，构建起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良法善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包含着诸多的层次。根本制度是立国之本，起统领作用，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根本领导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多种方面。基本法律制度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重要制度包含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方面的具体制度、体制机制和有关方针政策，贯穿在党的领导、政治、法治、行政、经济、文化、民生、社会、生态、军队、国家统一、外交、监督等各领域。
（四）就其运行体系而言，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全面依法治国内在结合起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系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优势。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治协商、统一战线与多党合作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作用，加强协商民主，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努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以伟大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五）就其运行机制而言，将国家治理体系贯穿在从中央到基层的所有层面，落实在基层乡村和社区治理，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贯穿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层次，大体可以分为国家治理、省域治理、县域治理、乡镇到社区村队基层治理等。不同的层次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使命，其中任何层次或者环节不畅都会妨碍整体功能的实现，影响到国家治理的效能。我们特别注意中国国家制度从中央到基层的组织性畅通与功能性贯通问题，实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加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末梢功能构建，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推进各级地方治理现代化。
（六）就其运行方式而言，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国家治理，以大数据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习近平指出：“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大数据为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首先，大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和精准地把握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形成与大数据相关联的世界观、价值观、社会观、文化观等，从而更加真切和清晰地懂得“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并据此来拓展和更新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其次，大数据让我们能够以量化的方式更好把握社会人群、阶层、阶级、政党的价值取向，看到他们各自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比例、比重及其变化，做出更加合理的价值和政策选择，强化国家治理的善治取向。再次，大数据技术体系帮助国家治理体系全空间、全时间、全过程地进入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帮助各个阶层更好地各居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最后，可以将大数据的信息采集处理和智能决策体系嵌入决策系统和治理系统，构建人工辅助智能决策系统，促进决策智能化科学化。
（七）就其比较优势而言，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优势和现代化的效率优势等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内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强大而又综合性的治理优势和治理效能。现代化发端于西方，包含着理性化、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等重要内容，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步，但也由于其价值二重性，存在着复杂的效应，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实现方式和具体道路。总体上看，西方式现代化在其国内是以资本逻辑为依托展开的，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分化，形成严重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在国际上是以掠夺落后弱小国家的资源和财富为条件的，造成了残酷的殖民主义时代。由于西方现代化发展在先，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现代化就是向西方学习，甚至被看作西方化。而一些西方政要和学者则长期带着某种特殊的思想理论、价值道义和制度优越感，想当各国现代化的“教师爷”，甚至提出所谓“历史的终结”。但他们自身则固守传统不思进取，导致内部矛盾越来越深，社会问题越来越多，族群撕裂越来越大，发展道路越走越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道路困惑。与西方一些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极大的开放心态，向人类所创造的各种发展道路和积极因素学习，但不是简单照抄照搬，而是寻求借鉴其优长，使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展示出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例如，我们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同时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伟大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形成强大的领导力和凝聚力。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同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保持着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形成了创新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理念和价值原则，努力构建起自立自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体系。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不是让其简单复现，而是努力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好融入当代中华优秀文化体系，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激发经济活力，但并没有放弃政府宏观调控，而是努力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内在结合起来，既能保持社会活力又能防止危机和保持稳定。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不是简单套用西方的议会制，而是创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获得社会发展的最强大主体性力量。我们选择法治化道路，但不是照搬西方法律体系，而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内在结合起来，构建法治社会、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我们重视资本和财富的作用，又努力防止仅靠资本的逻辑可能引发的社会分裂和社会危机，努力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我们不仅重视物质的富庶，尤其重视精神的力量，塑造出伟大的建党精神和内涵极为丰富的精神谱系，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胸怀天下，为人类谋大同、为文明谋进步，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站在国际正义高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负责任大国的使命和担当，等等。正是以上诸多方面的有机整合，使得我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能够形成强大的综合性比较优势，并展示出巨大的国际影响力。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创新智慧与世界意义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创新成果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百年伟业的重要密码所在，展示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所特有的创新智慧，做出了多种意义上的创新性贡献，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新性贡献。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思想指导，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传承，也是对其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创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应该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成熟的无产阶级和完备的国家机器，一旦无产阶级革命获得成功就可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新型国家制度。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将其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系列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学说。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中国化时代化，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
第二，对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的创新性贡献。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为前提和依托的，这既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传承也是对其创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也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我们的社会主义既不是传统的空想社会主义，也不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这种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方式在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历史上首次把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回答了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怎样坚持与发展等重大问题，不仅揭示了我们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也告知我们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和世界展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第三，对世界政党建设史的创新性贡献。中国国家治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的，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科学传承和实践创新，也在世界政党建设史上开启了全新华章，展示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政治智慧。经过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由50多人的小党变成拥有96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出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这两个世所罕见的奇迹，也创造出世界上独具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中国各项事业的全面领导，又在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良性健康互动中接受监督、吸取营养、保持活力，还通过伟大的自我革命而保持高度清醒的思想和自觉，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怎样建设的问题，能够在百年华诞之际风华正茂，保持着特有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展示出强大的领导力和战斗力。
第四，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创新性贡献。中国共产党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设置为自己的建设目标，这既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也是对其极大拓展和创新。西方帝国主义曾借用现代化的先发优势以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国门，对中华民族造成巨大伤害。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心态走进现代化和全球化，加快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中国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现代化的格局和版图，更是自觉地将现代化提升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深刻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怎样建设的问题，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理论和实践，发挥出强大的国家治理功能。
第五，对人类文明的创新性贡献。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中展开的。中国共产党自觉学习借鉴人类文明迄今各种积极健康要素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加以整合和创新，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展示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胸怀天下的特殊情怀，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贡献。
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武汉43007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p48—p62